一
夏夜整理書房，找到一張與溫瑞安（圖左）合影的照片，那大約是一九八六年的事了，當時他從香港來臺北辦事，印象中是林佛兒請他吃飯，約了我作陪，在一家餐廳中拍下的。那是溫瑞安於一九八○年遭警總逮捕，其後驅逐出境後，我與他再相會的一次，但也僅止於那一次，迄今三十年未再見到他，不知他近況好否？
首圖圖說：一九八六年溫瑞安回臺與向陽在臺北某餐廳合影。
溫瑞安是馬華作家，來自馬來西亞，在馬時期加入「天狼星詩社」，一九七三年以僑生身分來臺，就讀於臺大；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和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女詩人方娥真遭警總逮捕入獄，次年一月遭軍事法庭以「為匪宣傳」罪名判感化三年，實際約羈押三個月後遣送出境回馬來西亞。溫瑞安在臺求學、活動約七年，其間創辦了「神州詩社」，除了詩刊之外，也創刊《青年中國》雜誌、發行《神州文集》，在一九七○年代的臺灣詩壇，捲起過一陣風雲，成為戰後臺灣新詩發展過程的一則傳說。
神州詩社是馬華文學介入臺灣文學、社會與政治最深的社團，它崛起得快，發展得猛，也墜落得相當迅疾；它以詩結盟，卻有類似幫會的組織；它的成員，不僅止於來臺求學的馬來西亞僑生，同時還吸收了臺灣的文藝青年，成為馬、臺文青的大本營，全盛期加入社員多達近兩百人；它的活動方式，除了出版詩刊、文集之外，也大異於當時的臺灣青年詩社，在溫瑞安領導下，以「試劍山莊」為基地，聚會讀書、辯難、歌唱、練武，並動員全社社員到各大專院校推廣詩作，儼然是有著鐵的紀律的隊伍。不過幾年之間，神州詩社便成為一九七○年代後半期最受矚目，但同時也受到「側目」的詩社。
作為神州詩社的核心人物，溫瑞安的詩一如他的人，狂放矯健，浪漫與激情兼而有之，他以武俠入詩，動輒寫出兩三百行的長詩，與當時的臺灣年輕詩人相較，自成一格，因而突出了他在臺灣詩壇的位置；與他一樣遭到警總逮捕的詩人方娥真，晚他一年來臺，詩作風格婉約、典麗自然，一如其人。溫瑞安和方娥真被捕入獄，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詩作，而是因為神州詩社（後易名為「神州社」）遭人密告、檢舉，認為有「匪諜」嫌疑，說他們「假借文藝之名，吸收青年學生，採檢討批鬥、競賽等方式，並鼓勵社員以社為家，致部分社員離家、休學或退學」；說他們帶領社員讀「匪書」、唱「匪歌」、看「匪」電影，「引發社員對大陸的嚮往」，因此犯了「為匪宣傳」的罪名。
溫瑞安、方娥真遭警總逮捕之時，轟動臺灣文壇。戒嚴年代，警總辦了非常多的「匪諜」案，一九八○年美麗島大審剛結束，為臺灣民主運動奮鬥的美麗島領袖已被關入大牢，接著逮捕被認為有「大中國思想」的神州社溫瑞安、方娥真，使得神州社因此瓦解，這和國民黨當年仍然堅定不移的反共政策有關，既不允許獨、也不容許統。溫瑞安事件的發生，可說是國民黨持續肅清「紅色思想」的鮮明案例；這個事件最直接的受害人當然是溫瑞安和方娥真，間接受害人則是當年聚集在神州社的眾多文藝青年，包括十六歲就加入該社的林燿德（一九六二─一九九六）。
二
我小溫瑞安一歲，他於一九七三年來臺時，我就讀文化學院東語系日文組，當時已讀過他在《中外文學》、《幼獅文藝》、《中華文藝》等刊物發表的詩和散文，對於他雄渾的文筆和寫作才氣，以及相較於同齡作家的文風，印象頗為深刻。他的萬把字散文〈龍哭千里〉，洋溢著一股「中國想像」，徜徉恣肆，洸洋無際，顯現了來自僑居地的他對文化中國的嚮往；他的第一本詩集《將軍令》出版於一九七四年，後記就直接宣示：「我們總不能、總不能看見這頭受傷的蒼龍，絕滅在我們這一代的手裡」，都可以看出他對「龍」以及想像中的「中國」的感情。
即使在臺灣，一九七○年代的臺灣，「龍」和「中國」這兩個符號也是連結在一塊的，戰後世代組成的「龍族詩社」，同樣也有著這樣的情懷；校園民歌中，有名的〈龍的傳人〉，何嘗不也如此？當時臺灣的現代詩被稱為「中國現代詩」，散文被稱為「中國現代散文」……，也莫不如此。這讓從馬來西亞來到臺灣的溫瑞安感覺到了「回到中國」（相對於馬來西亞）的溫暖。在這裡，他如魚得水，也受到當時的文學刊物的歡迎，因而意氣風發，而有重振「中華文化」的豪情和行動。回到那個年代，這樣的感情儘管是虛幻的，但可以理解。
當時的我，也有這樣的「文化中國」夢想，在國民黨的體制教育底下，歌詠從未看過的長江黃河，懷想五千年道統文化，成為不經大腦思考、也毫無懷疑的「常識」。大三那年，我擔任文化學院「華岡詩社」社長，在好友渡也的協助下，與詩壇開始有了接觸，我們在華岡辦「中國新詩系列講座」，邀請紀弦、瘂弦、洛夫、張默、管管和羅青來學校演講，出版《華岡詩刊》、詩頁，一時之間使得華岡的現代詩風大盛。也因為渡也的介紹，我和溫瑞安以及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等青年詩人見了面，其後並成為常相往來的好友。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校園詩壇還真熱鬧，除了溫瑞安帶領的天狼星詩社跨校際之外，臺大有「現代詩社」（楊澤、羅智成、詹宏志、廖咸浩等）、政大有「長廊詩社」（陳家帶、游喚等）、師大有「噴泉詩社」（陳黎等）、臺北醫學院有「北極星詩社」（林野、舒笛等）、高師大有「風燈詩社」（楊子澗、寒林、歐團圓等）、高醫有「阿米巴詩社」（陳豐偉等）……，年輕的校園詩人互相往來，以詩會友，相當熱鬧。
相對於各大學詩社的鬆散，溫瑞安領導的天狼星詩社帶勁而有紀律。我到過他們的試劍山莊，社員言必稱溫瑞安「大哥」，以抱拳方式相互打招呼，他們有尊卑之分，紀律嚴明；大哥溫瑞安一聲令下，無不景從。他們一方面為了推廣詩集、文集，一方面也為了籌措生活費和山莊開銷，幾乎每周都要外出「打仗」，帶著書籍到不同校園推廣、演講。當然，也來過華岡，讓我見識到溫瑞安的領導魅力和氣魄。黃昏星曾告訴我，他們有時沒有收入，就只能靠打工、吃泡麵過日子，但依舊意氣風發，放聲唱歌、練武、寫詩。這是不可思議的傳奇。年輕和對中國想像，使他們自認為擔負振興中華文化的重擔，頂風逆浪，也要狂傲地走下去。
但我並沒有加入他們的詩社，只維持著詩友關係，在他們的詩刊、文集發表詩作。一九七七年，我在故鄉出版社出版第一本詩集《銀杏的仰望》，出版社負責人林秉欽告訴我，他將資助溫瑞安的《神州詩刊》，沒過多久，以《高山．流水．知音》為書名的《神州詩刊》就出版了，副題「天狼星詩刊第六期」。接著皇冠出版社也為他們出版了七本《神州文集》，顯見當時臺北出版市場對他們的重視和支持，也標誌了溫瑞安在臺推動文學的高峰。
我從華岡畢業後，入伍，直到退伍後再來臺北工作，才再和溫瑞安以及神州社聯繫上。他們的熱情不減，似有熊熊的火在心中燒。這個時期，一方面因為我上班忙，一方面也因「中國夢」已退燒，我已不再像大學時期那樣和神州社密切往來。一七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後，因為我寫作臺語詩，並獲高準所辦《詩潮》創刊紀念獎，我的臺語詩也被相關單位列為「工農兵文學」黑名單，受到國民黨批判，讓我更清楚自己的文學之路；一九七九年，我以霧社事件為題材寫長詩《霧社》，同年美麗島事件爆發，次年三月美麗島案軍事法庭大審，都讓我從「中國夢」中醒來。
儘管如此，友情不變，我萬萬沒想到，溫瑞安、方娥真卻因為他們的「中國夢」，在美麗島事件之後，雙雙被逮捕入獄。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我打開報紙，在第三版赫然看到這樣的新聞：
【臺北訊】臺灣警備總部昨天宣布，創辦「神州社」的馬來西亞華僑溫瑞安及方娥真，因從事為匪宣傳之不法活動，經警備總部軍事檢察官提出聲請，軍事法庭已裁定各交付感化三年，以保護管束代之。
這是讓我震驚但又知道必然發生的事。那個年代，連臺獨都被視為「受到共匪蠱惑」、「為匪宣傳」、「挑撥政府和人民的感情」而治罪啊。我只能為溫瑞安、方娥真禱告，希望他們在獄中平安。
三
再度與溫瑞安聯繫上，已是一九八三年。當時溫瑞安和方娥真已被遣返離境近三年，溫瑞安在香港受金庸賞識，他的武俠小說在《明報》連載，叫好又叫座，很快打開了知名度；他也因此受到香港「亞洲電視」的倚重，為該臺撰寫劇本。我為了《陽光小集》策畫的詩刊詩社史專輯，從高信疆先生處拿到他的聯絡地址，寫信到香港，請他提供「神州詩社」社史，並賜寄詩稿，末了還問他有無獄中詩作，一併歡迎。
八月初，我收到他的回信、〈「神州詩社」的起落興亡〉、以及〈獄中詩〉三首（〈霸王篇〉、〈白髮篇〉、〈急急廿七〉）。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我知道溫瑞安已經在香港有了工作，能夠繼續寫作，安心多了；他寄來的〈獄中詩〉三首更彌足珍貴，大概也只有《陽光小集》可以刊登，再加上他親自撰寫的神州詩社「興亡」過程，也是第一手文字，對《陽光小集》來說，這都是求之不可得的稿子。
溫瑞安給我的信上這樣寫：
信收到，因電視臺要我赴日韓拍攝一齣劇集，所約的詩稿遲至今天才寄上。這一組詩是我在獄中寫的，從來沒有發表過（本來也不想發表的）。從這一組作品開始，可以說，臺灣的讀者再也不曾看過我的新作。
然而詩是我永不放棄的妻。很多人以為我在香港的現實環境中不得不低頭，放棄一向以來的操守。那是他們看不清楚我。我從馬來西亞到臺灣到香港，從來都兩袖清風的來，但最後我一定做些不枉此生的事！我可以倒下去，不過，我一定站起來。我曾度過比常人艱苦十倍的歲月，甚至到現在仍有相當的艱苦，不過這艱苦只激起我的鬥志！
淇瀁，我的朋友，看到「陽光小集」使我有滿懷春陽的快樂，辦得那麼好，就算神州仍在，也該拱手讓賢了。渡也在那裡？怎麼不見你提他的？時間飛逝如此——還是多寫詩，只願無事長相見吧。
這時我已擔任《自立晚報．自立副刊》主編，坐在編輯檯上讀溫瑞安從香港寫來的信，既為他以在香港謀得工作高興，也為他仍惦記著當年帶我去見他的渡也而感動。這就是溫瑞安，一旦視為朋友，就永遠是朋友了。
〈獄中詩〉在那個年代到底是敏感的題材，何況溫瑞安事件仍沒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這輯詩作，〈霸王篇〉文末註記「稿於民國七十年一月四日獄中」、〈白髮篇〉文末則附記「稿於一九八一年一月四日之號囚室」，〈急急廿七〉的附記更長：
於民國七十年一月五日，廿七歲的第一首詩。人在猝發的囹圄中，當然沒有錶，沒有筷子，沒有陽光，沒有兄弟朋友，也沒有出去的日期，更不知道小方在何方，那是一個漫長的秋冬，幸好，還有不死的等待，刻骨的懷念。
三首詩，寫出了溫瑞安在獄中的焦慮、狂傲和多情。詩中有著慷慨、從容作楚囚的狂氣，也有對同被羈押於囚室但無法知道訊息的方娥真的深情。我讀著這三首詩稿，決定冒險刊登，一九八三年八月底，這輯詩作便在《陽光小集》第十二期刊登出來了。刊登之後，大約一個禮拜，我在報社接到自稱警總的人來電，問我如何取得溫瑞安的詩，我回他：「寫信要來的。」對方說：「你最好不要跟他聯絡！」電話就斷了。
我手上還有溫瑞安為《陽光小輯》撰寫的〈「神州詩社」的起落興亡〉，我想，管他的，詩都刊了，這文就放到第十三期規劃的「政治詩專輯」中吧。當年九月，我把稿子交給擔任社長的張雪映，也不知什麼原因，這篇稿子連同政治詩專輯的其他稿件，等到半年之後，張雪映才送回給我做出版前的審閱，我看過後，一無增刪，回送當時在南部的總編輯李昌憲，進行最後的編輯，交付印刷。這輯稿時間的拖遲、出版時間的延擱，跟我本無關連；且《陽光小集》出刊以來一直就有類似的脫期現象，甚至曾將兩期併為一期，因此我並不覺得有何不妥。
《陽光小集》十三期印出來後，我拿到手上，卻發現這版本比我原來看過的內容多了一些「東西」：首先是封面，六則標題中的第一則用了「陽光小集被收買了嗎？」這樣聳動的字眼；其次，內文〈陽光短打〉第一則「獎的另外一面」暗諷我「靠良好的人際關係和有力團體的推薦」得到國家文藝獎；另外一則「詩也講方言？」，譏嘲我、林宗源和黃樹根寫作臺語詩「豈不是事先斷絕了不懂這種方言的讀者，大大降低了可能引起的共鳴嗎？還是他們認為每個人都該懂得這種語言呢？」；最後是，未必了解整個過程的總編輯李昌憲（他是直率而單純的詩人）寫的〈編輯記事〉，把延遲出刊導向「陽光小集的同仁都被出賣了」。
這樣的「添加」處理，讓當時身為發行人的我相當不高興。政治詩專輯是我提議的，專輯內容規劃也是由我召集幾位同仁共同討論定案的，最後定稿的是我，並未刪除或更換任何稿件；還交代要將最敏感的「政治詩座談會」交給《自立副刊》和《陽光小集》發表，再加上同樣高度政治敏感的溫瑞安的稿子也是我約來的。出刊之後，怎麼會生出「出賣」這樣的說法，且以封面和「編輯記事」擴而大之？
當中顯然出了岔，我至今依然無法理解。不高興之外，我還強烈感覺同仁中似乎有人耍心機、動手腳，無中生有，汙衊自身詩社與同仁。辦一份詩刊，費時費心，費力還花錢，為的是對詩有一股熱愛，但若同仁不同心，詩刊還有必要持續嗎？一怒之下（當時的我畢竟年輕氣盛），我決定就此停刊《陽光小集》，解散詩社，那是一九八四年六月的事。
三十多年來，有關《陽光小集》為何解散，有諸多臆測之詞，更有中傷之言，說是國民黨文工會介入。我總是一笑置之，未嘗多做解釋，原委就這麼簡單，我生氣了，我不屑和離心離德之人合辦刊物，如此而已。我主責時的《陽光小集》第九期（一九八二）曾被查禁，我編的《自立副刊》也曾被以「為匪宣傳」為由停刊（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這兩事都跟警總有關，我都承擔了，文工會怎有能耐干預《陽光小集》的內容和出版時程？
事隔三十多年，都過去了，恩怨等如塵土。我拿出當年溫瑞安手寫的文稿，看到他在文末形容神州詩社的「土崩瓦解」，「像流星劃過夜空，雖曾燦爛而不能永晝」，想到《陽光小集》的星散，竟也有戚戚之感。
四
江湖已老，當年的年輕詩人溫瑞安已經幾乎停止了詩的寫作（或許還寫吧，只是未發表），我也與他失去了聯繫。透過媒體和網路，知道他在香港非常活躍，一九八三年他給我的信和來稿，還強調「詩是我永不放棄的妻」，但這之後他的主要作品已轉為武俠小說，他的武俠名著《四大名捕會京師》及《神相李布衣》等都在香港亞洲電視開拍播出，有人譽他是繼金庸之後最重要的武俠小說大家；聽說他也曾在香港創辦《溫瑞安（超新派）武俠》周刊，引發過熱烈的反應……。
我記憶中的溫瑞安還是二十來歲的那副模樣，矯健、狂放，帶有任俠之風，重義氣與然諾，帶著神州社的一票朋友，從山下趕來陽明山我租賃之屋，以雙手抱拳做招呼，果然一副掌門人架式，讓滿天的星斗都不得不隨之閃爍。那時的溫瑞安寫很長的詩，懷想很舊的中國，想走很長的文學路，我們談詩論文，也談文壇瑣事和未來計畫，狂歌於山巔，縱目山下的燦熠燈海。如今俱老矣，但願進入人生之秋的溫瑞安，能夠重拾詩筆，以詩為妻！
二○一六年六月
本文節錄自：《寫意年代—臺灣作家手稿故事2》一書，向陽著，九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