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玄：台灣要走出去才有前途

第一根支柱是「安全、和平、穩定的大局」。這馬上牽涉到投資，將經濟成長率分為投資、消費與外貿三個部分來看，2001年是第一次的經濟負成長，-2.18％，但是其實我們的經濟仍有2.75％的成長，主要是因為投資減少4.78％，因此整個被拉下來；再看看2003年，我們的經濟成長3.1％，其中外貿維持2.59％的成長，假如在投資方面能再有2.5％左右的成長，就可輕易超過5％的成長了，由此可見投資的重要性。

而這三年來的現況如何呢？這三年民間投資減少了新台幣1兆4000億元，政府加上外資的投資減少了6000億元，總共減少了2兆元，這就是我們現在遭遇瓶頸的原因。進一步分析，我們對大陸與香港的貿易是出超，對我們有利的。今天可以說，貿易方面是我們經濟成長能維持「正」的支柱，而大陸跟香港就成為我們取得正分最主要的來源。

其實這對台灣是相當危險的情況，雖然我們一直用「戒急用忍」這些政策在擋，但結果仍然如此，這告訴我們用行政的力量根本無法擋住這種趨勢，只能產生一點「扯後腿」的效果。我在政府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對於這樣的趨勢，我們該做的，不是花所有的力氣去擋它，而是把它引導到對我們最有利的方向與結果，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策。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真的有被邊緣化的危機。進入WTO以後，在所謂EVSL（提前自願性部門別自由化套案）這部分的努力失敗了，而逐漸走向區域化FTA（自由貿易協定）與RTA（區域貿易協定），台灣被孤立在外面。不論是全亞洲或是東南亞的ASEAN（東協）加一（加上中共）或加三（加上中、日、南韓），台灣還是在外面。這幾年我們只跟巴拿馬簽成FTA，但與巴拿馬的貿易只占我們貿易的不到千分之一，而我們主要的貿易對象都不能有所突破，這就是我所謂的瓶頸。造成瓶頸的因素我們必須加以分析並突破，不能只用狹隘的意識型態來看這些問題。

很多談判除了必須只有國際觀跟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外，更需要比較有彈性的空間才得以發揮。

舉例來說，我當交通部長時，曾代表國家去參加APEC（亞太經合會）亞太運輸部長會議，會議的主席是美國運輸部長，在華盛頓召開，我成為中美斷交後首位進入美國國務院的部長。

會議一項最重要的政策是要「以商逼官」，部長們坐在一個圓形的桌子，在上方還有一圈更大的，全是商界大老，發言完後這些大老由上往下來「shoot」（掃射）我們，這個位置的設計是相當有心機的。他們以商逼官的主要議題就是要求我們open sky（開放航權），要把航約變成商業的一個交易，這對我們來講是很難接受的，但有些國家贊成，台灣在多方施壓的情況下能扮演什麼角色？發言權能有多大？但是只要運用經驗、智慧、專業、誠意，就能有所突破。

我去找香港、新加坡的交通部長，告訴他們明天我要提更改會議議程的案子，我要把open sky這個題目暫緩，先談safe sky（挽救飛安），因為當時，包含中國，都頻傳墜機意外，希望他們能支持我的提案，他們也欣然表示支持。而我也跟香港代表說，請他跟「對面」（中共代表）那位講講。結果隔天我提出提案的時候說，在即使今天沒有open sky的情況下，飛機的飛航已如此頻繁。在全球，一個地方不安全就帶給整個世界不安全，所以現在亞太要談「safe sk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pen sky（飛安比開放航權更重要）」，希望下午的議程可以先談這個，並以專案來處理這項議題。最後討論舉牌時，中共代表也舉牌贊成，而議題也順利更改了。

這只是個很小的例子，但可看出外交上的技巧，除臨場的智慧與專業，最重要的是誠意。聽說我們談FTA的時候，已經是非常困難的情況了，我們還要加上很多自我設限的名稱或條約草案，事實上有很多已經是國人可以接受，又無損國家尊嚴的名稱，也許可以不要再刻意去挑起這些東西，讓更多實質上的議題能有機會探討，不必在一開始就自我設限，讓重要的議題連上討論桌的機會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