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
置頂

劉兆玄:台灣要走出去才有前途

文 / 裴凡強    
2004-03-01
瀏覽數 13,900+
劉兆玄:台灣要走出去才有前途
分享 Line分享分享 複製連結

最近是「政治的季節」,常聽到的政治口號就是「台灣要走出去」,原因是大家感覺到台灣一步步走向「鎖國」。若是如此,台灣的前途在哪裡?台灣要「走出去」,也就是說台灣要國際化,我們才會有前途。

然而,沒有一個優勢的、繁榮的經濟做後盾,以台灣目前的政治環境,我們並不容易走出去。我國特有的處境有「三大支柱」,若這三大支柱撐住,我們談經濟才有意義。

支柱1:安全、和平、穩定的大局

第一根支柱是「安全、和平、穩定的大局」。這馬上牽涉到投資,將經濟成長率分為投資、消費與外貿三個部分來看,2001年是第一次的經濟負成長,-2.18%,但是其實我們的經濟仍有2.75%的成長,主要是因為投資減少4.78%,因此整個被拉下來;再看看2003年,我們的經濟成長3.1%,其中外貿維持2.59%的成長,假如在投資方面能再有2.5%左右的成長,就可輕易超過5%的成長了,由此可見投資的重要性。

而這三年來的現況如何呢?這三年民間投資減少了新台幣1兆4000億元,政府加上外資的投資減少了6000億元,總共減少了2兆元,這就是我們現在遭遇瓶頸的原因。進一步分析,我們對大陸與香港的貿易是出超,對我們有利的。今天可以說,貿易方面是我們經濟成長能維持「正」的支柱,而大陸跟香港就成為我們取得正分最主要的來源。

其實這對台灣是相當危險的情況,雖然我們一直用「戒急用忍」這些政策在擋,但結果仍然如此,這告訴我們用行政的力量根本無法擋住這種趨勢,只能產生一點「扯後腿」的效果。我在政府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對於這樣的趨勢,我們該做的,不是花所有的力氣去擋它,而是把它引導到對我們最有利的方向與結果,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策。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真的有被邊緣化的危機。進入WTO以後,在所謂EVSL(提前自願性部門別自由化套案)這部分的努力失敗了,而逐漸走向區域化FTA(自由貿易協定)與RTA(區域貿易協定),台灣被孤立在外面。不論是全亞洲或是東南亞的ASEAN(東協)加一(加上中共)或加三(加上中、日、南韓),台灣還是在外面。這幾年我們只跟巴拿馬簽成FTA,但與巴拿馬的貿易只占我們貿易的不到千分之一,而我們主要的貿易對象都不能有所突破,這就是我所謂的瓶頸。造成瓶頸的因素我們必須加以分析並突破,不能只用狹隘的意識型態來看這些問題。

很多談判除了必須只有國際觀跟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外,更需要比較有彈性的空間才得以發揮。

舉例來說,我當交通部長時,曾代表國家去參加APEC(亞太經合會)亞太運輸部長會議,會議的主席是美國運輸部長,在華盛頓召開,我成為中美斷交後首位進入美國國務院的部長。

會議一項最重要的政策是要「以商逼官」,部長們坐在一個圓形的桌子,在上方還有一圈更大的,全是商界大老,發言完後這些大老由上往下來「shoot」(掃射)我們,這個位置的設計是相當有心機的。他們以商逼官的主要議題就是要求我們open sky(開放航權),要把航約變成商業的一個交易,這對我們來講是很難接受的,但有些國家贊成,台灣在多方施壓的情況下能扮演什麼角色?發言權能有多大?但是只要運用經驗、智慧、專業、誠意,就能有所突破。

我去找香港、新加坡的交通部長,告訴他們明天我要提更改會議議程的案子,我要把open sky這個題目暫緩,先談safe sky(挽救飛安),因為當時,包含中國,都頻傳墜機意外,希望他們能支持我的提案,他們也欣然表示支持。而我也跟香港代表說,請他跟「對面」(中共代表)那位講講。結果隔天我提出提案的時候說,在即使今天沒有open sky的情況下,飛機的飛航已如此頻繁。在全球,一個地方不安全就帶給整個世界不安全,所以現在亞太要談「safe sk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pen sky(飛安比開放航權更重要)」,希望下午的議程可以先談這個,並以專案來處理這項議題。最後討論舉牌時,中共代表也舉牌贊成,而議題也順利更改了。

這只是個很小的例子,但可看出外交上的技巧,除臨場的智慧與專業,最重要的是誠意。聽說我們談FTA的時候,已經是非常困難的情況了,我們還要加上很多自我設限的名稱或條約草案,事實上有很多已經是國人可以接受,又無損國家尊嚴的名稱,也許可以不要再刻意去挑起這些東西,讓更多實質上的議題能有機會探討,不必在一開始就自我設限,讓重要的議題連上討論桌的機會都沒有。

在經貿發展上,大陸其實是我們的「福地」和「機會」。這是我們要認真考慮的問題,而非一廂情願「我們到哪裡會怎樣」。大陸崛起的趨勢,其實正是我們的機會,不應該因為意識型態而盲目說「NO」。

另外,不論喜歡與否,我們國安上最重要的盟友是美國。儘管很多人不喜歡美式作風。不過,以今天台灣的處境,雖然未與美國結盟,但美國至少對我們「友善」,我們真的沒必要為了眼前的一些理由、政治利益而使中共及美國同時變為敵人:一個是未來發展要考量的市場;另一個則是安全上最重要的朋友,如此重要的兩環,一定要以第一流的人才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支柱2:充沛的優質人力

第二根支柱是人力。台灣高等的人力在哪?能因應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所需的人力在哪?要有創意及執行力。這些人力,是未來我國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否則即使有最佳的經濟政策,也沒有辦法達成。

我最近做了一些觀察:把我們五十多年來經濟的發展,做一條曲線,人力的培養及運用也做一條曲線,會發現兩條曲線相當平行。這個結果並不奇怪,因為我們除了人力,還有什麼?當今天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其實也是人力遇到困難的時候。以往在勞力密集產業的時候,有充沛、質優、薪資低廉適合發展那種工業的人,但是當台幣升值之後,有些產業就必須要轉型,有些也許就因此淘汰,但我們的第二波又上來了,就是我們的高科技。

美國的「人力銀行」中,儲備了很多我們留學生,他們在還未老到需要退休時,忽然有一個可以歸國創業的機會,於是造成一股熱潮,他們加上台灣充沛、質優、薪資低廉的大學畢業生,相加起來就是競爭力,他們創了高科技的製造業。竹科一年的產值可能上兆,然而三分之二以上的公司創辦者、R&D的主管,就是我們所說的歸國學人,這在世界科技發展史上可以單獨寫成一章,因為恐怕只有猶太人和中國人有如此強烈的homebound(回歸本國意識)。

今天知識經濟的時候,是非常適合華人社會發展的商業模式。第一、每個華人家庭都很注重教育,不論是洗衣服的還是開餐館的,都希望子弟能夠接受到最佳的教育。第二、不是很大的公司,往往幾個人合作就可以搞出名堂,只要有學問、智慧和知識,這也很適合中國人,我們常說中國人不喜歡合作:「一個中國人是天才;兩個中國人是敵人,三個中國人互有陰謀,四個中國人是桌麻將。」現在需要的是有創意、有執行力的人,但這樣的人現在斷了。

為什麼說斷了?以往有所謂歸國學人,在外國學了經驗回來貢獻的情況現在不會再有了,因為現在大家已經不出國了,現在歸國的都是歸海峽對岸那個「國」,所謂「海歸派」。現在我們第一流的學生畢業後就去拚業績、玩股票、分紅利,不出國了。

未來我們的人才在哪?答案有兩個,第一我們要自己培養,提升國內的高等教育;第二是要到國際人才市場上去發掘人才,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說到人才自己培養,當我看到現在一百五十幾所大專院校時,心就涼了一半,再這樣膨脹下去,質的提升是不容易的,所以思考在這方面如何來調整,是我們未來該做的重要事情,讓我們有一流的高等學院能夠培養人才。

首先,國內高等教育內,必須突破以往的「平頭主義」,讓少數幾個真正的一流學府脫穎而出,這是一定要做的。

其次,一般的大學要強調的是通識教育,很多不見得會在專業領域成為第一流人物的孩子,與其天天灌輸那些專業知識,不如想辦法讓他們能夠觸類旁通、激發創造力。通識就是知識之外有常識、有見識、有膽識、有賞識,欣賞對手的長處,欣賞所有看來不相干的事與物。

假設上述「五識」的通識教育,能夠在其他的學校做得很成功,我們會在各個領域中培養出有創意及執行力的人。

再看第二個,我們的人才在國際市場上有沒有競爭力呢?第一流的人才要的是一個能夠發揮能力智慧的空間,願意把他的職場生涯放在這裡發展的一個環境,換句話說,我們的國際化做得夠嗎?何況最近這幾年來我們是在走本土化,跟國際化背道而馳。

支柱3:和諧團結的社會

最後我要談的是和諧團結的社會,否則一切的努力不過是「空轉」。

其實我們的社會本來是相當團結、祥和的,不幸的是我們的政治及選舉文化,每次選舉都要重新撕裂、弄爛我們的社會。這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包括族群、性別上的平等,都要從立法做起,從政府的整個架構做起。我要說一點,雖說在大選前我不該說,我覺得每個族群去搞個「事務委員會」,這個作法是不對的!我們應該要有真正有民族融合概念的「民族事務委員會」,而不是愈分愈細,應該融合在一起,大家共同探討。

另外,就是處理社會問題產生的「新貧」。

假設「中低收入戶」就稱為新貧,這數字將是相當嚇人的——超過六成!也就是一千兩百萬以上的人;再加上老化,將構成未來社會不和諧的重要一環。2014年,老人占12%,再過十年,則占20%,五分之一是老人,到那時候,每一個「非老人」,也就是二.五個年輕人要負擔三個老人,這是何其沈重的負擔!這只是我粗估的,事實可能更糟糕,因為出生率繼續下降:二十年前台灣一年出生四十一萬個嬰兒,去年只出生二十一萬個,減少了一半,其實只有十六萬個,因為其中有五萬個是靠外籍新娘「幫」我們生的。

老人安養會在社會上變成很重要的問題,現在政府想到的老人安養就是敬老津貼,事實上老人安養不等於敬老津貼,這裡面的問題相當多,其實更重要的是,未來政府應提出一個清除貧窮的計畫,包括就業及小康計畫。

當經濟往上走,服務業的需求提升,就業市場是會擴大的。從就業的觀點看,一般服務業讓一個人就業的投資為200萬元。

假如拋開一切意識型態的考量,在安全妥善的規劃之下,開放大陸人到台灣觀光,會有多大的效益:據香港統計,一個大陸觀光客平均在香港消費1萬元人民幣,相當於新台幣4萬元,假設有一百萬個觀光客,就可以製造服務業約兩萬人的就業,數量相當可觀。這只是我粗略的估算,但應相差不遠,而這計畫是可以做到而且絕對安全的,其實這件事情一直在做,到中南部觀光旅館看看,大陸觀光團常常團進團出,而事實上我們尚未開放。

我要強調的是,我們能創造這樣的機會,一個促進全民就業的方法,除了就業,還能輔導人民走向小康,這是未來不管任何人執政都該做的事,要讓貧窮的比例很快的下降,不然,新貧加上老化會造成社會問題,老年化跟出生率降低,會造成勞動力的降低,這兩個問題加在一起,談任何經濟政策都是空談。

最後要提一個重要的觀念,剛剛那些問題起碼牽涉到職業訓練、社會福利、社會照顧、大陸政策、經濟政策、勞工政策、稅制,還有稅的不公平。當我們妥協一個問題,很多因素都要一起考量,就是老百姓關心及所發生的真正的問題,不會因為政府部會的分工而改變。問題產生時,政府馬上就會發現起碼有六、七個部會跟它有關,於是行政院長會召集六、七個部長討論如何解決,每個部長都說自己做了多少事情,每個部會都做了很多事情,但是這些事情加在一起並不等於問題的答案,只是每個部會的「業績」而已。各部會的業績加在一起不等於問題的答案,這是我在政府裡面學到最重要的功課。

我們該如何突破這個瓶頸呢?就是未來的政府必須是解決問題導向的政府,而非功能導向。所以未來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對內起碼是解決問題導向,而非製造問題導向;對外,起碼出手一次,就要替國家及人民福利、利益加分,不是在國際間貽笑大方。台灣若能突破現在的瓶頸,又會是一片榮景,否則只好一步步走向邊緣化。

現場雙向交流

Q:以往國民黨執政時,「黑金」為人詬病,你擔任過重要的職位,特別是交通部長,卻不曾與任何利益團體發生糾葛,請問政務官如何「乾乾淨淨而進,乾乾淨淨而出」?

A:交通部與國防部的預算可能是最大的,我的原則是「真正用錢的單位」,比方說,當時歐晉德擔任國工局長,我開玩笑跟他說,「你天晴時要花2億,天雨要花1億,否則就別來見我!」因為沒有花錢,意味著工程落後。

像這種「花錢的單位」,我告訴他們,政治壓力,就找部長;但若不依法行政,我一定唯他是問,要他負全責,政治上的壓力我負全責。一件事情到底是為公或為私,對於一個技術官僚或工程師來說,是沒有辦法判斷的事,何況還有進度上的壓力,我們應該要體諒他們。最重要的是政務官要挑起擔子,要有肩膀,其他都是其次。

Q:愛爾蘭也剛政黨輪替,但新政府將延續過去招商的政策,試圖跟愛爾蘭成為未來歐洲的科技重鎮。以色列的科技也日益精進,我認為二十年前國民黨政府所做的,與愛、以兩國並無分別,也很重承諾,你認為現在的政府是否不講信用,人民也無所適從?

A:我觀察這幾年政府的操作及手法,是「內外不分」的,就是將內部操作的手法,拿到國際上去用,而產生問題。並不是說在國內「不守信用是對的」,但是當大家上下交征利時,常令政治人物有一個錯覺,就是為某種目的講某種話,做不到時再給予好處即可,也許有時在國內行得通,然而在國際上台灣能給他國什麼好處?就變成信用破產。假設在國際上信用破產,不是將來買點東西就可以化解,國際上太多事務是基於誠信,不是傳統道德的「誠信」,國際間絕對是講實質的利益,更需要誠信,在商業、法律、生意都需要有誠信。每個生意人都想賺錢,但是只有誠信的生意人能賺更多的錢!(裴凡強整理)

本文出自 2004 / 03 月號

第213期遠見雜誌

分享 Line分享分享 複製連結
生活
您可能會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