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是「政治的季節」，常聽到的政治口號就是「台灣要走出去」，原因是大家感覺到台灣一步步走向「鎖國」。若是如此，台灣的前途在哪裡？台灣要「走出去」，也就是說台灣要國際化，我們才會有前途。
然而，沒有一個優勢的、繁榮的經濟做後盾，以台灣目前的政治環境，我們並不容易走出去。我國特有的處境有「三大支柱」，若這三大支柱撐住，我們談經濟才有意義。
支柱1：安全、和平、穩定的大局
第一根支柱是「安全、和平、穩定的大局」。這馬上牽涉到投資，將經濟成長率分為投資、消費與外貿三個部分來看，2001年是第一次的經濟負成長，-2.18％，但是其實我們的經濟仍有2.75％的成長，主要是因為投資減少4.78％，因此整個被拉下來；再看看2003年，我們的經濟成長3.1％，其中外貿維持2.59％的成長，假如在投資方面能再有2.5％左右的成長，就可輕易超過5％的成長了，由此可見投資的重要性。
而這三年來的現況如何呢？這三年民間投資減少了新台幣1兆4000億元，政府加上外資的投資減少了6000億元，總共減少了2兆元，這就是我們現在遭遇瓶頸的原因。進一步分析，我們對大陸與香港的貿易是出超，對我們有利的。今天可以說，貿易方面是我們經濟成長能維持「正」的支柱，而大陸跟香港就成為我們取得正分最主要的來源。
其實這對台灣是相當危險的情況，雖然我們一直用「戒急用忍」這些政策在擋，但結果仍然如此，這告訴我們用行政的力量根本無法擋住這種趨勢，只能產生一點「扯後腿」的效果。我在政府工作的經驗告訴我，對於這樣的趨勢，我們該做的，不是花所有的力氣去擋它，而是把它引導到對我們最有利的方向與結果，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策。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真的有被邊緣化的危機。進入WTO以後，在所謂EVSL（提前自願性部門別自由化套案）這部分的努力失敗了，而逐漸走向區域化FTA（自由貿易協定）與RTA（區域貿易協定），台灣被孤立在外面。不論是全亞洲或是東南亞的ASEAN（東協）加一（加上中共）或加三（加上中、日、南韓），台灣還是在外面。這幾年我們只跟巴拿馬簽成FTA，但與巴拿馬的貿易只占我們貿易的不到千分之一，而我們主要的貿易對象都不能有所突破，這就是我所謂的瓶頸。造成瓶頸的因素我們必須加以分析並突破，不能只用狹隘的意識型態來看這些問題。
很多談判除了必須只有國際觀跟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外，更需要比較有彈性的空間才得以發揮。
舉例來說，我當交通部長時，曾代表國家去參加APEC（亞太經合會）亞太運輸部長會議，會議的主席是美國運輸部長，在華盛頓召開，我成為中美斷交後首位進入美國國務院的部長。
會議一項最重要的政策是要「以商逼官」，部長們坐在一個圓形的桌子，在上方還有一圈更大的，全是商界大老，發言完後這些大老由上往下來「shoot」（掃射）我們，這個位置的設計是相當有心機的。他們以商逼官的主要議題就是要求我們open sky（開放航權），要把航約變成商業的一個交易，這對我們來講是很難接受的，但有些國家贊成，台灣在多方施壓的情況下能扮演什麼角色？發言權能有多大？但是只要運用經驗、智慧、專業、誠意，就能有所突破。
我去找香港、新加坡的交通部長，告訴他們明天我要提更改會議議程的案子，我要把open sky這個題目暫緩，先談safe sky（挽救飛安），因為當時，包含中國，都頻傳墜機意外，希望他們能支持我的提案，他們也欣然表示支持。而我也跟香港代表說，請他跟「對面」（中共代表）那位講講。結果隔天我提出提案的時候說，在即使今天沒有open sky的情況下，飛機的飛航已如此頻繁。在全球，一個地方不安全就帶給整個世界不安全，所以現在亞太要談「safe sk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pen sky（飛安比開放航權更重要）」，希望下午的議程可以先談這個，並以專案來處理這項議題。最後討論舉牌時，中共代表也舉牌贊成，而議題也順利更改了。
這只是個很小的例子，但可看出外交上的技巧，除臨場的智慧與專業，最重要的是誠意。聽說我們談FTA的時候，已經是非常困難的情況了，我們還要加上很多自我設限的名稱或條約草案，事實上有很多已經是國人可以接受，又無損國家尊嚴的名稱，也許可以不要再刻意去挑起這些東西，讓更多實質上的議題能有機會探討，不必在一開始就自我設限，讓重要的議題連上討論桌的機會都沒有。
在經貿發展上，大陸其實是我們的「福地」和「機會」。這是我們要認真考慮的問題，而非一廂情願「我們到哪裡會怎樣」。大陸崛起的趨勢，其實正是我們的機會，不應該因為意識型態而盲目說「NO」。
另外，不論喜歡與否，我們國安上最重要的盟友是美國。儘管很多人不喜歡美式作風。不過，以今天台灣的處境，雖然未與美國結盟，但美國至少對我們「友善」，我們真的沒必要為了眼前的一些理由、政治利益而使中共及美國同時變為敵人：一個是未來發展要考量的市場；另一個則是安全上最重要的朋友，如此重要的兩環，一定要以第一流的人才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支柱2：充沛的優質人力
第二根支柱是人力。台灣高等的人力在哪？能因應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所需的人力在哪？要有創意及執行力。這些人力，是未來我國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否則即使有最佳的經濟政策，也沒有辦法達成。
我最近做了一些觀察：把我們五十多年來經濟的發展，做一條曲線，人力的培養及運用也做一條曲線，會發現兩條曲線相當平行。這個結果並不奇怪，因為我們除了人力，還有什麼？當今天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其實也是人力遇到困難的時候。以往在勞力密集產業的時候，有充沛、質優、薪資低廉適合發展那種工業的人，但是當台幣升值之後，有些產業就必須要轉型，有些也許就因此淘汰，但我們的第二波又上來了，就是我們的高科技。
美國的「人力銀行」中，儲備了很多我們留學生，他們在還未老到需要退休時，忽然有一個可以歸國創業的機會，於是造成一股熱潮，他們加上台灣充沛、質優、薪資低廉的大學畢業生，相加起來就是競爭力，他們創了高科技的製造業。竹科一年的產值可能上兆，然而三分之二以上的公司創辦者、R＆D的主管，就是我們所說的歸國學人，這在世界科技發展史上可以單獨寫成一章，因為恐怕只有猶太人和中國人有如此強烈的homebound（回歸本國意識）。
今天知識經濟的時候，是非常適合華人社會發展的商業模式。第一、每個華人家庭都很注重教育，不論是洗衣服的還是開餐館的，都希望子弟能夠接受到最佳的教育。第二、不是很大的公司，往往幾個人合作就可以搞出名堂，只要有學問、智慧和知識，這也很適合中國人，我們常說中國人不喜歡合作：「一個中國人是天才；兩個中國人是敵人，三個中國人互有陰謀，四個中國人是桌麻將。」現在需要的是有創意、有執行力的人，但這樣的人現在斷了。
為什麼說斷了？以往有所謂歸國學人，在外國學了經驗回來貢獻的情況現在不會再有了，因為現在大家已經不出國了，現在歸國的都是歸海峽對岸那個「國」，所謂「海歸派」。現在我們第一流的學生畢業後就去拚業績、玩股票、分紅利，不出國了。
未來我們的人才在哪？答案有兩個，第一我們要自己培養，提升國內的高等教育；第二是要到國際人才市場上去發掘人才，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說到人才自己培養，當我看到現在一百五十幾所大專院校時，心就涼了一半，再這樣膨脹下去，質的提升是不容易的，所以思考在這方面如何來調整，是我們未來該做的重要事情，讓我們有一流的高等學院能夠培養人才。
首先，國內高等教育內，必須突破以往的「平頭主義」，讓少數幾個真正的一流學府脫穎而出，這是一定要做的。
其次，一般的大學要強調的是通識教育，很多不見得會在專業領域成為第一流人物的孩子，與其天天灌輸那些專業知識，不如想辦法讓他們能夠觸類旁通、激發創造力。通識就是知識之外有常識、有見識、有膽識、有賞識，欣賞對手的長處，欣賞所有看來不相干的事與物。
假設上述「五識」的通識教育，能夠在其他的學校做得很成功，我們會在各個領域中培養出有創意及執行力的人。
再看第二個，我們的人才在國際市場上有沒有競爭力呢？第一流的人才要的是一個能夠發揮能力智慧的空間，願意把他的職場生涯放在這裡發展的一個環境，換句話說，我們的國際化做得夠嗎？何況最近這幾年來我們是在走本土化，跟國際化背道而馳。
支柱3：和諧團結的社會
最後我要談的是和諧團結的社會，否則一切的努力不過是「空轉」。
其實我們的社會本來是相當團結、祥和的，不幸的是我們的政治及選舉文化，每次選舉都要重新撕裂、弄爛我們的社會。這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包括族群、性別上的平等，都要從立法做起，從政府的整個架構做起。我要說一點，雖說在大選前我不該說，我覺得每個族群去搞個「事務委員會」，這個作法是不對的！我們應該要有真正有民族融合概念的「民族事務委員會」，而不是愈分愈細，應該融合在一起，大家共同探討。
另外，就是處理社會問題產生的「新貧」。
假設「中低收入戶」就稱為新貧，這數字將是相當嚇人的——超過六成！也就是一千兩百萬以上的人；再加上老化，將構成未來社會不和諧的重要一環。2014年，老人占12％，再過十年，則占20％，五分之一是老人，到那時候，每一個「非老人」，也就是二．五個年輕人要負擔三個老人，這是何其沈重的負擔！這只是我粗估的，事實可能更糟糕，因為出生率繼續下降：二十年前台灣一年出生四十一萬個嬰兒，去年只出生二十一萬個，減少了一半，其實只有十六萬個，因為其中有五萬個是靠外籍新娘「幫」我們生的。
老人安養會在社會上變成很重要的問題，現在政府想到的老人安養就是敬老津貼，事實上老人安養不等於敬老津貼，這裡面的問題相當多，其實更重要的是，未來政府應提出一個清除貧窮的計畫，包括就業及小康計畫。
當經濟往上走，服務業的需求提升，就業市場是會擴大的。從就業的觀點看，一般服務業讓一個人就業的投資為200萬元。
假如拋開一切意識型態的考量，在安全妥善的規劃之下，開放大陸人到台灣觀光，會有多大的效益：據香港統計，一個大陸觀光客平均在香港消費1萬元人民幣，相當於新台幣4萬元，假設有一百萬個觀光客，就可以製造服務業約兩萬人的就業，數量相當可觀。這只是我粗略的估算，但應相差不遠，而這計畫是可以做到而且絕對安全的，其實這件事情一直在做，到中南部觀光旅館看看，大陸觀光團常常團進團出，而事實上我們尚未開放。
我要強調的是，我們能創造這樣的機會，一個促進全民就業的方法，除了就業，還能輔導人民走向小康，這是未來不管任何人執政都該做的事，要讓貧窮的比例很快的下降，不然，新貧加上老化會造成社會問題，老年化跟出生率降低，會造成勞動力的降低，這兩個問題加在一起，談任何經濟政策都是空談。
最後要提一個重要的觀念，剛剛那些問題起碼牽涉到職業訓練、社會福利、社會照顧、大陸政策、經濟政策、勞工政策、稅制，還有稅的不公平。當我們妥協一個問題，很多因素都要一起考量，就是老百姓關心及所發生的真正的問題，不會因為政府部會的分工而改變。問題產生時，政府馬上就會發現起碼有六、七個部會跟它有關，於是行政院長會召集六、七個部長討論如何解決，每個部長都說自己做了多少事情，每個部會都做了很多事情，但是這些事情加在一起並不等於問題的答案，只是每個部會的「業績」而已。各部會的業績加在一起不等於問題的答案，這是我在政府裡面學到最重要的功課。
我們該如何突破這個瓶頸呢？就是未來的政府必須是解決問題導向的政府，而非功能導向。所以未來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對內起碼是解決問題導向，而非製造問題導向；對外，起碼出手一次，就要替國家及人民福利、利益加分，不是在國際間貽笑大方。台灣若能突破現在的瓶頸，又會是一片榮景，否則只好一步步走向邊緣化。
現場雙向交流
Q：以往國民黨執政時，「黑金」為人詬病，你擔任過重要的職位，特別是交通部長，卻不曾與任何利益團體發生糾葛，請問政務官如何「乾乾淨淨而進，乾乾淨淨而出」？
A：交通部與國防部的預算可能是最大的，我的原則是「真正用錢的單位」，比方說，當時歐晉德擔任國工局長，我開玩笑跟他說，「你天晴時要花2億，天雨要花1億，否則就別來見我！」因為沒有花錢，意味著工程落後。
像這種「花錢的單位」，我告訴他們，政治壓力，就找部長；但若不依法行政，我一定唯他是問，要他負全責，政治上的壓力我負全責。一件事情到底是為公或為私，對於一個技術官僚或工程師來說，是沒有辦法判斷的事，何況還有進度上的壓力，我們應該要體諒他們。最重要的是政務官要挑起擔子，要有肩膀，其他都是其次。
Q：愛爾蘭也剛政黨輪替，但新政府將延續過去招商的政策，試圖跟愛爾蘭成為未來歐洲的科技重鎮。以色列的科技也日益精進，我認為二十年前國民黨政府所做的，與愛、以兩國並無分別，也很重承諾，你認為現在的政府是否不講信用，人民也無所適從？
A：我觀察這幾年政府的操作及手法，是「內外不分」的，就是將內部操作的手法，拿到國際上去用，而產生問題。並不是說在國內「不守信用是對的」，但是當大家上下交征利時，常令政治人物有一個錯覺，就是為某種目的講某種話，做不到時再給予好處即可，也許有時在國內行得通，然而在國際上台灣能給他國什麼好處？就變成信用破產。假設在國際上信用破產，不是將來買點東西就可以化解，國際上太多事務是基於誠信，不是傳統道德的「誠信」，國際間絕對是講實質的利益，更需要誠信，在商業、法律、生意都需要有誠信。每個生意人都想賺錢，但是只有誠信的生意人能賺更多的錢！（裴凡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