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底橫掃亞洲的金融風暴，肆虐至今已近兩年，對於那些飽受摧殘的亞洲國家而言，兩年絕對是一段漫長的時間。不過，目前種種跡象顯示，亞洲經濟似乎正在步向復甦之路，相較於國際觀察家所預估的經濟成長速度，不及兩年就開始復甦，卻又太迅速，令人難以置信。當初風暴來得快，現在去得更快。一些比較審慎或是悲觀的人士，不免懷疑復甦能否持久。
去年秋天參加IMF（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年會的財長與央行總裁們，個個憂心忡忡，愁眉不展。美國總統柯林頓甚至提出警告，宣稱「世界經濟正遭逢五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然而短短半年之後，同一批財長和銀行家於今年春天再度聚首，會場氣氛卻大異其趣。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富有國家的股票市場屢締佳績，新興市場亦一片蓬勃，IMF和世界銀行相偕向上修正東亞國家的經濟預估指數。
產能過剩與巨額外債皆未獲改善
IMF的官員認為亞洲將呈現「V字型」經濟復甦，亦即景氣下滑，一旦探至谷底，隨即攀升。事實證明，香港房地產市場恢復買氣，新加坡機場旅客人潮重現，日本零售業也再度熱絡起來。投資人似乎已經恢復信心，南韓股市不僅重拾危機之前的規模，印尼、泰國和香港股市更躍居全球最佳表現股市之列。南韓政府正計畫提前清償積欠IMF的巨額債務。目前除了印尼的成長跡象仍然不夠明確以外，南韓、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工業製造均呈現成長局面。外資也開始流入包括南韓、泰國，以及中國大陸等地的資金市場。
近期美國《商業週刊》以「封面故事」針對亞洲是否真正復甦一事，做了大篇幅的報導。文中指出亞洲經濟復甦，或許證據確鑿，至於能否持續，則值得商榷。目前亞洲經濟面臨的最大危機在於資金市場的快速復甦，可能誤導亞洲的政客與企業，以為才剛起步的企業重整與金融改革，可以暫時鬆緩下來。
然而實際上，產能過剩和巨額外債兩大問題根本尚未獲得具體改善，復甦太快的代價極可能是，慘痛教訓還來不及沉澱就故態復萌。雖然穩定的金融財務結構與實體經濟發展具有必然之因果關係，卻非百分之百的保證。除非不健全的金融體系與不獲利的企業財團能夠徹底改革成功，否則即使景氣恢復，亦不可能再振當年雄風。
以較早露出復甦曙光的南韓為例，在進入IMF的託管之後，大舉改革金融體系，金大中總統親自背書，承諾南韓政府公開拋售虧損及倒閉金融機構的決心，目前績效頗彰，包括高盛投資等外商公司已先後入主南韓金融機構。著名大財閥如大宇、三星、現代和金星集團也在政府力主之下，放棄重複投資如汽車與電腦晶圓等製造業，以期打造更多元與健全的工業基礎。然而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大財閥的負債金額不但沒有減低，反而持續增加。因此專家認為，南韓的努力顯然不夠。
日本的動向具有指標地位
另一個復甦焦點——泰國的情況和南韓相去不遠，不僅財團重整進度緩慢，而且政府政策不明，企業積欠國外債權人的巨額債務仍陷於討價還價的困境中，抹殺國外財團放貸款給私人企業的意願。
同時間，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印尼，由於大選在即，政局不穩、充滿變數，再加上複雜的種族與貧窮問題，國際觀察家並不抱持樂觀態度，並且擔心鄰近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可能遭到波及。目前馬來西亞唯一出現成長的企業只有公共工程，而政府金援對象亦僅止於總理馬哈地之親友。新加坡自從危機爆發以來，難逃蕭條命運，不過新加坡政府試圖將鄰國的危機化為轉機，加緊重整國營企業，以及革新電信設備與教育制度。但是新加坡的整體科技環境如網際網路，仍遠遠落在主要競爭對手香港之後，恐怕得加緊腳步才行。
香港的觀光事業與房地產業確實再次出現蓬勃景象，然而失業率卻居高不下，甚至繼續攀升。另外一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香港最高法院於今年稍早通過法令，賦予香港居民在大陸出生子女的居留權，預料新一波的移民潮將耗費香港政府巨額公帑，原本問題重重的經濟結構必將受到威脅。
至於中國大陸的金融改革才剛啟航，銀行為了擺脫巨額壞帳，開始尋求國際買家，今年四月份首度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倣效其他新興國家整頓金融體系的模式 。但是《亞洲週刊》指出，中國大陸的金融改革欠缺一套完整、健全的法令規範，做為處理債務的依據與支撐，因此容易流於表面化，充其量只是「櫥窗布置」而已。長久以來，由中央政策主導的銀行借貸對象局限於國營機構，導致銀行經理人欠缺現代風險管理的基本概念，若非北京當局大興價值有待商榷的公共工程，中國大陸早已瀕臨蕭條。經濟學者對於北京宣布的九九年首季八‧三％成長數據，普遍表示懷疑。
日本的動向在亞洲一向具有指標地位。很難想像一個如此富裕和複雜的經濟奇蹟，竟然會在一夕之間瓦解崩塌，陷入資產無法流通的泥淖，而且連續三年景氣衰退。雖然日經指數自去年十月以來已經上漲三○％，失業率卻不斷上升，民間消費能力亦相當薄弱 。亞洲能否復甦，做為最主要經濟體的日本扮演關鍵角色。各界期待日本的成長帶動整個亞洲區域的成長，因此，日本的金融體系 ，以及總值占日本國內生產毛額(GDP)一○％的產能過剩行業，例如批發業、營造業與零售業等能否徹底改革成功，備受關注。
各經濟體的內部結構是復甦關鍵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亞洲經濟的關鍵問題還是在於各個經濟體本身的內部結構。經濟復甦與否首重國內政策，外在因素則包括物價水平、富有經濟體之產能，以及資金的流通度等等。即使國外投資人恢復信心，有助於市場運作以及匯率走強，但是對於長久以來飽受產能過剩之累，而且儲蓄率偏高的亞洲地區而言，外資對經濟成長前景的影響力，並不及國內的改革速度與成效來得重大。政府提出景氣刺激方案或能暫時促使景氣好轉，但是缺乏具體與徹底的重整決心，復甦恐怕無法持久。除非公營機構引領的振興行動，能夠轉化成更高度的民間需求成長，也就是說，政府主導必須變為市場主導，所謂的「V字型」經濟復甦，才不至於曇花一現。
IMF預估一九九九年投入亞洲市場的國外私人資金將比九八年略為增加，但是絕不可能重現九○年代初期的盛況。另一項主要資金來源——國際銀行的投資，則出現撤回資金的情況。原因一方面在於新興國家，如南韓與泰國，政策性清償外債；另一方面，國際銀行家認為亞洲的整體金融環境，如中國大陸，仍然體質欠佳，傾向減低介入程度。
短程甚至中程看來，亞洲經濟確實正在漸漸復甦當中，至少已經暫時脫離危險期；然而放眼長程，若想搬出「加護病房」，各項改革行動必須持續進行。經濟學者甚至認為，只要外資，或是所謂的「熱錢」，不要太快並大量流入亞洲市場，各個經濟體能鞏固已經達成的改革里程碑，亞洲經濟步向復甦之路不無可能。
然而這引發另一個值得關切的議題，全世界眾多已開發或是未開發的經濟體，過度仰賴富有經濟體，特別是已經連續七年好景的美國，股市狂飆程度已經到達失去平衡的地步，一旦華爾街崩盤，全球交易必然受損。根據IMF所做的評估，美國股市每下跌三○％，代表接下來五年新興市場的成長率將因此降低一個百分比。如此一來，過度仰賴以美國為首的富有經濟體，也成為亞洲經濟復甦與成長的最大風險。亞洲經濟復甦之路真可謂內憂外患，危機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