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台灣經濟發展史的人，大約都同意；一九六０年代前後的金融貿易改革，對於以後台灣經濟快速發展有重大的影響。那一次改革的精神所在，簡要地說，就是自由化、市場化，把原來決定貿易活動和金融條件(利率、匯率)的主觀人為判斷或安排，改為市場的運作，結果證明此項改革提供了經濟的活力，促成了經濟的快速成長。
這一政策在形成和執行的過程中，尹仲容先生是一個關鍵人物。由於他的遠見和魄力，才得實現，所以我們稱他為「台灣經濟發展之父」，並不為過。
仲容先生在推動金融貿易改革後不久，便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因積勞病逝。我曾想過，如果他能多活幾年，也許會把他的自由化理念擴大到其他領域，特別是最重要的產業－－工業方面。可是事與願違。
在過去四十多年中，工業的保護色彩雖然曾有若干沖淡，基本政策都始終無法擺脫保護的陰影。時至今日，我們原有的加工型工業優勢逐漸消失，迫使眾多的工廠外移，而國內工業結構即難以快速調整，引發了產業中空的威脅。追尋根源，因保護過久過多，喪失活力，可能是重大原因之一。
保護造就特權
回顧過去我們的工業保護政策，可說是五花八門，現在且舉出最常見的幾種型式來加以探討：
一、限制設廠
在一九七０年代以前，很多工業都有設廠的限制，最著名的如紡織工業和榨油工業。
支持此一政策的理由不外：(一)市場限制；認為既有的工業生產能量已超過市場需要，如再增設，不但易形成惡性競爭，且造成資源的浪費。(二)原料限制：紡織原料(棉花)和榨油原料(黃豆)都仰賴進口，在外匯極端短絀時，無法自由進口，只好實施原料配給制度，隨之便不希望再有過多的新廠設立。(三)資金限制：當時生產有限，國內儲
蓄額至為低微，認為有限的資金不應再投入市場已經飽和的工業。
這些理由在台灣經濟發展初期(一九五０年代)，也許勉可存在，但長期採行，必然產生以下的惡果：(一)無法發揮競爭作用，從而喪失進步的動力，在保護傘之下，生產力低的產業也無被淘汰的壓力。(二)形成特權，使既得利益者長期坐享無虞競爭的權利。(三)若干工業將原料配給權利轉買，坐享厚利，造成種種弊端和不良風氣。
記得在一九六０年代中期，曾對當時的榨油廠做過許多次調查，發現很多工廠使用電力極少，足以證明未曾正常開工，但仍然獲得原料的配額，其將之轉售至為顯然。
又如紡織廠發展至大量外銷時期，增加紡錠仍要逐案申請，使想擴充工廠至經濟規模或採用新設備提高生產力的新投資者，因設廠限制，遲遲不能獲准。這種設廠限制的策略造成工業發展的瓶頸，居然遲至一九七０年代末期才相繼減少，歷時二十多年之久。
自我欺騙
二、設廠標準
限制設廠標準所持的理由有二：(一)希望新設的工廠能符合經濟規模的要求，才能提升其競爭力。(二)認為達到一定標準才能保證其產品的品質。
關於理由(一)，可說完全出於保母的心態，忽略了投資者本身對投資風險的評估。當原料的供應和產品的銷售均允許自由化後，任何投資人很自然地會衡量其投資計畫是否有競爭力，因為如果失敗，受損害者為投資人。即使投資人因資訊不足，可能決策有誤，政府也只宜提供資訊給投資人參考，而不應代為決定其應否投資。
關於理由(二)，產品品質的控制並不完全決定於設備標準，還涉及品質管制的方式等，標準與品質兩者間，並非必然的關係則已無待贅述。
三、自製率
所謂自製率，是硬性規定某一工業的產品，一定要有若干成分達到在國內自製的標準，以免該一產業長期處於使用進口零配件、在國內裝配的地位，淪為他國工業的附庸。過去施行此法的工業，有汽車工業和電話交換機工業等。
表面看來，這種人為的硬性規定用意良好，但深入分析，不但陷於保母的心態，而且有自我陶醉甚至自欺的不切實際之譏。
通常極少工廠一切零組件均由自己製造，現代工業的特色之一便是分工，一種產品使用的零組件為數眾多(汽車零組件多達一萬種，電話交換機亦多達千種以上)，絕大多數向專業的零組件生產者購進。有的零組件是國內工廠供應，有的是向國外採購，視情況而定，牽涉的因素甚多，包括技術和成本等因素，不能強求。
當需求量大到經濟規模時，就很自然地引發國內零組件工業的興起，而不是由政府機關硬性要求自製率就必定能達到。因為經濟的活動必須遵循「水到渠成」的法則，硬性要求極可能不合經濟條件，結果反而因為成本品質等因素，妨礙了終端產品的競爭力。
我們過去因為硬性規定自製率，曾出現取巧規避的現象，國內工廠另設一家貿易商，向國外購進零組件，再轉供工廠使用。就工廠而言，是在國內採購，也就算是國內自製。或在計算自製率時，故意把國外進口的零組件價格壓低，把自己生產或國內採購部分的價格提高，以達到符合自製率的要求。這類自製率的工業政策持續了數十年之久，直到一九八０年代才逐漸放棄。
公營不敵民營
四、限由公營
將若干產業畫為必須公營的範圍，例如製糖、煉油、電力、電信、運輸、菸酒等，是另一種形式的保護政策。
記得在一九六０年代初期，我國要發展人造纖維和塑膠工業，就曾出現應由公營或開放民營之爭。當時仲容先生尚在世，曾力陳民營之必要，倖獲接受。後來這兩業的發展極為迅速，成為一九七０至一九九０期間國內產業的重鎮。如果限由公營，結果如何則頗難逆料了。
上述事業之被限由公營，理由多端，如製糖由台灣糖業公司獨占，理由是關聯性廣，和蔗農的利益相關。電力、電信則認屬公用事業，以為公營才能顧及大眾的利益；煉油與運輸則與安全相關；菸酒則為財政目的。這些理由之牽強附會，不言可喻。
事實上多數經濟開發程度高的國家，上述事業多由民間投資發展，即便社會上較能接受的電力公司公營，證諸東鄰的日本(近十家電力公司均為民營，其中大部分規模大於台電)和北美的美國(超過一百家的電力公司均為民營，其中部分規模亦大於台電)，他們民營電力公司的經營績效多屬良好，足以證明迷信公營論者，只是主觀的偏見而已。
這一政策一直到近年才有些改變，但程度極為有限，只是口頭上說可以開放民營，實際上仍無行動。三年前由經建會建議可以移轉民營的二十多個公營事業，迄今無一家移轉，表示過去傳統的觀念與現實的利害仍根深柢固，經過四十年的歲月仍無法衝破這一藩籬。
最近經濟部先後草擬了兩個重要法案，一是電業法，一是石油業法，開宗明義說是配合自由化而制法，而其內容仍不免設定若干限制，包括設廠限制、設廠標準、進出口管制等手段。反觀新加坡以彈丸之地，有七家煉油廠，煉油能力超過台灣一倍多，政府並未加以任何限制。他們的煉油事業不但能夠存在，而且經營的活力強大，足以顯示兩種政策對產業的影響大為不同。
上面回顧了過去工業政策的歷史，雖然四十年來有了某種程度的自由化演進，本質上則仍未脫保護管制的範疇。也許這樣的做法是深得我國文化精髓的三昧，以避免引起劇烈的衝擊；但就經濟發展而言，則不免延緩了產業現代化的步伐，使我國無法快速達到改變產業結構的理想。
徹底丟棄包袱
特別是最近三年，台灣的工業環境已有重大改變，初級加工業的日子已愈來愈不好過，只有外移一途。如何激發起附加價值高、技術密集度高的產業，成為必走的道路，如此才能保住經濟的持續成長。
保護政策這個包袱，已到了必須完全丟棄的時機。希望九０年代能夠成為第二個六０年代，以工業政策的改絃更張，創造台灣經濟的第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