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缺資訊，缺知識
在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中，知識曾被漠視過，知識分子曾被踐踏過。即使在戰後急起直追的新興國家，也會痛苦地發現：知識的累積遠比資本的累積來得慢，知識分子所能發揮的功能，也遠比技術官僚來得少。
進入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家（包括我們在內）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不是缺資金，而是缺人才；不是缺最新的資訊，而是缺最新的知識。
「知識」變成了一個國家是否進步的關鍵因素。把相關的知識有系統地運用到經濟活動或某一產業上，現在泛稱為「知識經濟」或「知識產業」。唯有透過外在的教育與學習，以及內在的思考與篩選，浩瀚的資訊才可能變成系統的知識。
「知識」是個古老的生產因素，如土地與勞力一樣；但因為現代知識成長迅速，變化巨大，又加以與經濟、產業、科技、創新等結合，促成了「知識經濟」的獨領風騷。
在經濟思想史上，與「知識」不可分割的概念如「教育」「技能」「人力投資」「終身學習」，並不是沒有被討論過，回顧起來，只是沒有持續地得到應有的重視。
從十八世紀中葉的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到兩位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同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的舒茲與貝克，以及近年的杜拉克，都對知識與教育相關的理念提出過原創性的貢獻。
遠在一九六二年，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名教授馬克普（Fritz Machlup）就出版了《知識在美國的生產與分配》一書。在若干年後才受到重視的這本書中，他指出：知識可由學校傳授，也可透過書本、雜誌、報紙或其他大眾傳播如電視、電台、電影等來獲得。但是，他強調知識的最重要來源仍是透過教育。
（二）「知識經濟」的出現
半世紀以來，台灣經歷了兩次改革；一次創造了「經濟奇蹟」，另一次推動了「民主政治」。而這兩次受到國際重視的改革，其幕後的真正功臣是：因教育普及而產生的知識傳播，因知識傳播而加速產生了民間企業以及中產階級。換句話說：教育的普及與知識的傳播是台灣現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
冷戰因柏林圍牆倒塌而壽終正寢；「新世界」在這世紀交替時刻剛好十歲。新世界是以知識經濟為骨幹，以全球化為主軸。本文中「新經濟」與「知識經濟」相互使用，不予嚴格區別。因此，也有學者宣稱：「後冷戰時代」是「知識時代」或「新經濟時代」。下一世紀中耀眼的產業必定是結合了知識、科技、創新與冒險。正如杜拉克宣稱：「未來五十年，在全球經濟中居於領導地位的，將是那些最成功地提升知識工作者生產力的國家和企業。」
不少人預測美國將主宰二十一世紀，但其影響力將會勝過二十世紀，原因正是因為擁有雄厚的知識與科技，以及強烈的創新與冒險精神。當前的美國被公認是世界上擁有最多著名大學與研究中心的國家。
（三）知識經濟的四個關鍵因素
如果我們要在全球知識經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就必須掌握四個關鍵因素
（１）新的社會：新的社會是指開放的社會；沒有開放的社會，就沒有新經濟。事實上，今天美國競爭力之所以能高居全球之冠，就是在於它擁有世界上最開放的社會。德國、日本不如它；台灣、大陸更不如它。
也許需要再澄清一點：開放不是沒有秩序、沒有約束、沒有規範。相反的，一個真正開放的社會，必先要有公平的法治與嚴格的紀律。台灣社會的亂象正說明：當法治不健全時，民主與自由立即產生了可怕的後遺症。治本之道，不是減少民主與自由，而是增加法治與紀律。
（２）新的優先次序：知識經濟中以創新、科技、知識、網路等為主流。政府與民間的投資必要以此為優先。因此，十二年國教、本土研發、終身學習等都值得全力推動。
二十世紀大經濟學家熊彼德，曾提出創新學說——一國經濟發展的主力是來自「企業家精神」與「創新」。過去，政府倡導投資環境的改善，現在，要更明確地倡導「鼓舞企業創新」。
（３）新的機會：隨著全球化與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各種新的投資、購併、策略聯盟……層出不窮地發生。它對個人與公司既是新機會，也是新挑戰。要確保個人與公司的領先，唯一的護身符就是透過新知識的吸收而不會落後。
面對這種新的機會與挑戰，只有加速調整，因此，比爾·蓋茲一再指出：二○○○年後的關鍵就是「速度」。
（４）新的靈魂：知識經濟必然創造了一些新富豪。去年年底微軟的股票市價五千九百億美元，居然超過了台灣、香港、新加坡、菲律賓四處全年國內生產毛額的總和。「富可敵國」不再是神話。
當知識——而非完全商業利潤——參與導航經濟活動時，這個社會就容易出現「有靈魂的」知識經濟。「靈魂」象徵著良知與良心。「有靈魂的知識經濟」是指除了追求利潤之外，還要推動社區參與、社會公平與社會責任。
今天在台灣的跨國企業（如IBM、花旗銀行）與一些重要的高科技公司，在賺取高利潤的同時，也展現了它們的企業良知。常常受到批評的比爾蓋茲有一次對媒體說：「你們只指我賺錢的時候非常兇悍，為什麼不講我捐款的時候又是那麼地慷慨？」
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不能忍受蓋茲的兇悍，但欣賞他的慷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