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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王盛弘對談

兩代作家,一個台北
文 / 李國芬    攝影 / 楊文卿
200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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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王盛弘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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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代出生的文學大師白先勇、七○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王盛弘,一位長期旅居美國,一位在台北寫作,看似不可能產生交集的兩人,卻因著文學的緣故,在1999 年結為忘年之交。

當時《白先勇全集》在中國大陸出版,二刷時發現內文有多處錯誤,白先勇透過爾雅出版社的隱地,希望找一位可靠的編輯為全集勘誤,這位可靠的編輯,就是王盛弘。

雖然王盛弘謙稱,全集內文為自己並不熟悉的簡

體字,實際沒有幫上忙。但在待人接物的細微處,王盛弘總流露一如他筆下的細膩質樸,或許是這特質化解了世代距離。

台北異鄉人

深入觀看兩人生命歷程,有太多相似處,他們都在青春期離鄉背井來到台北。白先勇15 歲時隨家人自南京逃難到台北;王盛弘則在18 歲自彰化家鄉北上台北南陽街準備大學聯考。

台北給予兩人創作靈感,白先勇寫下經典的《臺北人》,王盛弘以《關鍵字:台北》備受注目。

若要比較兩人差異,那就是對台北情感內涵的不同。白先勇在台北停留的11 年,是人生中最回味無窮的美好歲月,無論身處何地,他始終自認是「永遠的台北人」。出身彰化農家的王盛弘,憑著一枝好筆在文壇實現「台北夢」,但他終是記得,自己其實扎根於故鄉彰化。

兩位忘年之交,因著天下文化《白先勇作品集》出版,再度於台北相聚對談,談兩代作家眼中的台北、與台北無法切割的文學情緣。

《30 雜誌》問(以下簡稱問):兩位都是台北的外地人,台北對兩位具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王盛弘答(以下簡稱王):我先說一下白老師的成長經歷。白老師1952年來到台北,15歲插班建中,後來保送成大水利系,然後再插班台大外文系。1963年母親過世,在母親辭世後的第41天,出發往美國留學....

白先勇(以下簡稱白):你比我還清楚,我都忘掉了....(笑)

王:1966年父親過世時,白老師再度回到台灣。白老師在台灣前後大約只有11年,但卻寫出代表台北文化地標的小說《臺北人》。

白老師這一代,有不少人因為戰亂,被迫來到台北,就像白老師筆下人物,雖然人在台北,但卻在台北營造出「小上海」的生活氛圍,思念原鄉。我想,這是很自然的人性。

我們這一代也不見得人在台北,心就在台北。比如說,對東京、對京都、對遙遠的彼方,我們會做更多功課去了解它。我即將去京都旅行,無論實用的旅行情報、以奈良為場景的小說《鹿男》,都會拿來細讀。我們對他方的想像,有時比自己生長的地方還要多。

問:兩代的台北經驗有哪些差異?

王:我是彰化人,上一輩到台北,多半因為經濟因素,小時候常聽人說,「某某很有『出脫』(出息),伊底台北吃頭路。」我這一輩的台北經驗就與經濟因素無關,我甚至認為,台北開銷那麼大,如果安分待在老家,可能存的錢還更多。

這一代的中南部小孩,可能懷有一個「台北夢」,裡頭充滿許多可能性。

白:我們兩代的遭遇、社會條件都不一樣,所以,台北給我們的意義也不一樣。

我寫《臺北人》,引用劉禹錫的詩〈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詩講述很有名的一個中國歷史事件──西晉東遷京陵(也就是後來的南京),我引這首詩的意義,正好是一個歷史的平行,國民政府從南京遷來台北,與西晉東遷有些許類似,那邊是遷到南京,這邊是從南京遷到台北,台北對我們,有更大的歷史意義在裡頭,等於是東晉時代的江左、京陵。

問:因戰亂離開家鄉的變動,在人性的底層產生什麼影響?

白:情感上滿複雜的。那是天翻地覆的逃難,是中國大陸各省人的大遷徙。東晉的範圍只在中原,而且只是王謝等望族的遷徙。

一方面,當時覺得好不容易在台北有個安全的落腳處。開頭其實也不太安全,在中美防約之前,中共是隨時可能過江的。

另一個心態,就是暫時的家,所以,反攻大陸開始的頭幾年,很認真哪!不是口號,是真的有一天要回去的。我書裡寫的那些台北人,大概在五○、六○年代間,心裡也有數:大概回不去了!但也十幾年過了,才開始思索如何在台北重新開始。起初,大家身上背了一大堆對過去斬不斷的歷史、很沉重的記憶。

問:從家鄉來到異鄉台北,對兩位的創作脈絡有何影響?是否起到滋養的作用?白:滿有意思的。之前陳文茜訪問我,她說,「1949年的天翻地覆,讓你逃難到台北來,好像也成就了你的寫作。」

我想,是的。在幾億人口裡面,我們被歷史「掃」到這邊(台北)來,如果留在大陸,一個字也不能寫,尤其是六○年代。

所以,我要替台北講幾句公道話,我們現在講的白色恐怖、威權時代、文字獄,通通是有的,而且有的也都很恐怖,可是,從擴大的視野來看,當時台灣還是華文世界裡,最有寫作自由的地方。我還可以寫我的《臺北人》,出版《現代文學》,那正是大陸的文革時期,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有很大限制,香港則是個殖民地。

我在台北只住了11 年,但我覺得自己是永遠的台北人,寫作也幾乎都從台北這個鏡頭,去看。那是我最重要的形成期,那個年齡對周遭環境很敏感的,金大班、尹雪豔不一定真有其人,但類似是一定的,每個人都有一番故事,想想他們那一番的奮鬥,也不容易。台北對我文學的滋養很重要。人、時、地都非常重要。

問:如果不是在青春期,影響可能也不會那麼大?

白:對的!而且城市是很奇怪的,美國聖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是「太平洋的天堂」,美極了!我在那邊住了40 多年,但絕對不會寫那個地方和那裡的人(笑)。

寫台北寫不完,故事太多了!按理講,台北很醜。你去很多城市,台北真的,不美....不美....可是,這無關宏旨,人對一個城市的感情是很主觀的。

問:如果要指出具體的地理位置,您青春期的台北記憶在哪裡?

白:常去西門町,整天西門町。有時一天連趕兩場電影,在台北戲院看雷奈的《廣島之戀》,那是影響我最大的一部電影。莒哈斯(Marguerite Duras)的劇本寫得像詩一樣。它的題目太大了,寫戰爭對人類的影響,寫得那麼好!那時候我們很「窮開心」,沒什麼錢,吃兩個蘿蔔絲餅就看電影去了!

王:每次聽白老師講,都很宏觀,他講人的命運或情感,都寄託在整個大時代底下。就像《臺北人》裡的角色,後面有非常龐大的時代背景。但我看我的同儕,都愈來愈往內心,比如我寫台北,也主要在寫內在的感受跟自我救贖,透過文學追尋自我,這可能是我們這一代的特色。

我以前很熱血,對政治、社會改革很有熱情,後來慢慢發現自己的意見很卑微,不見得能發生影響力;二方面是,價值太多元了,我這樣認為,但另一批人不見得贊成,不知道聽誰的好,於是便退縮回來。若提到從彰化到台北的創作,那年輪是非常明顯的,我寫彰化鄉下、台北,或前幾年出國旅行,那是清楚區隔的3個同心圓。

問:依兩位觀察,不同城市的30 世代,有沒有差異?

王:我在旅行中發現西方年輕人的冒險心、對人生的試探,我覺得那是很好的特質。

問:盛弘談到年輕人的冒險心,您覺得台灣年輕人有沒有冒險性格?

王:( 問白先勇)有嗎?

白:台灣(年輕人)...很會計算的,不夠浪漫。

中國大陸也很會計算。台灣年輕人的確不像西方年輕人那樣放得開,因為彼此擁有的條件不一樣。西方社會的包容性很高,台灣競爭這麼大,你出軌一下、踏出去就回不來了!中國大陸也是啊,抓住一點安全感,對他們來講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不像美國,出去兜幾圈,再回來念書,他的人生經驗因此很豐富。最主要原因,這些人的背景多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才會想要冒險,嘗試各種生活。

問:如果可以選擇停留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您會選哪一個階段?

白:當然就想回到《30 雜誌》讀者的時代(25到35歲)。主要原因應該是我覺得自己沒有浪費青春。

我20 出頭創辦《現代文學》,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種年輕的豪情萬丈。一群有才情的作家因此聚攏,我這次回來擔任國家文藝獎頒獎人,頒給施叔青,她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登在《現代文學》。陳映真、三毛、李昂...都是當時雜誌的常客,就像群英會似的,一本雜誌聚集這麼多年輕才氣的作家。

這個經驗不可能重現,當時每期銷售一千多份,不得了,影響很大,現在想想,滿美好的回憶。我們老《現代文學》人,都還想再回到那個時代,但時間是回不去的。

王:我都說服自己,每個年紀都是最好的年紀。如果可以選擇生活方式,我可能會去流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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