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代出生的文學大師白先勇、七○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王盛弘，一位長期旅居美國，一位在台北寫作，看似不可能產生交集的兩人，卻因著文學的緣故，在1999 年結為忘年之交。
當時《白先勇全集》在中國大陸出版，二刷時發現內文有多處錯誤，白先勇透過爾雅出版社的隱地，希望找一位可靠的編輯為全集勘誤，這位可靠的編輯，就是王盛弘。
雖然王盛弘謙稱，全集內文為自己並不熟悉的簡
體字，實際沒有幫上忙。但在待人接物的細微處，王盛弘總流露一如他筆下的細膩質樸，或許是這特質化解了世代距離。
台北異鄉人
深入觀看兩人生命歷程，有太多相似處，他們都在青春期離鄉背井來到台北。白先勇15 歲時隨家人自南京逃難到台北；王盛弘則在18 歲自彰化家鄉北上台北南陽街準備大學聯考。
台北給予兩人創作靈感，白先勇寫下經典的《臺北人》，王盛弘以《關鍵字：台北》備受注目。
若要比較兩人差異，那就是對台北情感內涵的不同。白先勇在台北停留的11 年，是人生中最回味無窮的美好歲月，無論身處何地，他始終自認是「永遠的台北人」。出身彰化農家的王盛弘，憑著一枝好筆在文壇實現「台北夢」，但他終是記得，自己其實扎根於故鄉彰化。
兩位忘年之交，因著天下文化《白先勇作品集》出版，再度於台北相聚對談，談兩代作家眼中的台北、與台北無法切割的文學情緣。
《30 雜誌》問（以下簡稱問）：兩位都是台北的外地人，台北對兩位具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王盛弘答（以下簡稱王）：我先說一下白老師的成長經歷。白老師1952年來到台北，15歲插班建中，後來保送成大水利系，然後再插班台大外文系。1963年母親過世，在母親辭世後的第41天，出發往美國留學....
白先勇（以下簡稱白）：你比我還清楚，我都忘掉了....（笑）
王：1966年父親過世時，白老師再度回到台灣。白老師在台灣前後大約只有11年，但卻寫出代表台北文化地標的小說《臺北人》。
白老師這一代，有不少人因為戰亂，被迫來到台北，就像白老師筆下人物，雖然人在台北，但卻在台北營造出「小上海」的生活氛圍，思念原鄉。我想，這是很自然的人性。
我們這一代也不見得人在台北，心就在台北。比如說，對東京、對京都、對遙遠的彼方，我們會做更多功課去了解它。我即將去京都旅行，無論實用的旅行情報、以奈良為場景的小說《鹿男》，都會拿來細讀。我們對他方的想像，有時比自己生長的地方還要多。
問：兩代的台北經驗有哪些差異？
王：我是彰化人，上一輩到台北，多半因為經濟因素，小時候常聽人說，「某某很有『出脫』（出息），伊底台北吃頭路。」我這一輩的台北經驗就與經濟因素無關，我甚至認為，台北開銷那麼大，如果安分待在老家，可能存的錢還更多。
這一代的中南部小孩，可能懷有一個「台北夢」，裡頭充滿許多可能性。
白：我們兩代的遭遇、社會條件都不一樣，所以，台北給我們的意義也不一樣。
我寫《臺北人》，引用劉禹錫的詩〈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詩講述很有名的一個中國歷史事件──西晉東遷京陵（也就是後來的南京），我引這首詩的意義，正好是一個歷史的平行，國民政府從南京遷來台北，與西晉東遷有些許類似，那邊是遷到南京，這邊是從南京遷到台北，台北對我們，有更大的歷史意義在裡頭，等於是東晉時代的江左、京陵。
問：因戰亂離開家鄉的變動，在人性的底層產生什麼影響？
白：情感上滿複雜的。那是天翻地覆的逃難，是中國大陸各省人的大遷徙。東晉的範圍只在中原，而且只是王謝等望族的遷徙。
一方面，當時覺得好不容易在台北有個安全的落腳處。開頭其實也不太安全，在中美防約之前，中共是隨時可能過江的。
另一個心態，就是暫時的家，所以，反攻大陸開始的頭幾年，很認真哪！不是口號，是真的有一天要回去的。我書裡寫的那些台北人，大概在五○、六○年代間，心裡也有數：大概回不去了！但也十幾年過了，才開始思索如何在台北重新開始。起初，大家身上背了一大堆對過去斬不斷的歷史、很沉重的記憶。
問：從家鄉來到異鄉台北，對兩位的創作脈絡有何影響？是否起到滋養的作用？白：滿有意思的。之前陳文茜訪問我，她說，「1949年的天翻地覆，讓你逃難到台北來，好像也成就了你的寫作。」
我想，是的。在幾億人口裡面，我們被歷史「掃」到這邊（台北）來，如果留在大陸，一個字也不能寫，尤其是六○年代。
所以，我要替台北講幾句公道話，我們現在講的白色恐怖、威權時代、文字獄，通通是有的，而且有的也都很恐怖，可是，從擴大的視野來看，當時台灣還是華文世界裡，最有寫作自由的地方。我還可以寫我的《臺北人》，出版《現代文學》，那正是大陸的文革時期，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有很大限制，香港則是個殖民地。
我在台北只住了11 年，但我覺得自己是永遠的台北人，寫作也幾乎都從台北這個鏡頭，去看。那是我最重要的形成期，那個年齡對周遭環境很敏感的，金大班、尹雪豔不一定真有其人，但類似是一定的，每個人都有一番故事，想想他們那一番的奮鬥，也不容易。台北對我文學的滋養很重要。人、時、地都非常重要。
問：如果不是在青春期，影響可能也不會那麼大？
白：對的！而且城市是很奇怪的，美國聖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是「太平洋的天堂」，美極了！我在那邊住了40 多年，但絕對不會寫那個地方和那裡的人（笑）。
寫台北寫不完，故事太多了！按理講，台北很醜。你去很多城市，台北真的，不美....不美....可是，這無關宏旨，人對一個城市的感情是很主觀的。
問：如果要指出具體的地理位置，您青春期的台北記憶在哪裡？
白：常去西門町，整天西門町。有時一天連趕兩場電影，在台北戲院看雷奈的《廣島之戀》，那是影響我最大的一部電影。莒哈斯（Marguerite Duras）的劇本寫得像詩一樣。它的題目太大了，寫戰爭對人類的影響，寫得那麼好！那時候我們很「窮開心」，沒什麼錢，吃兩個蘿蔔絲餅就看電影去了！
王：每次聽白老師講，都很宏觀，他講人的命運或情感，都寄託在整個大時代底下。就像《臺北人》裡的角色，後面有非常龐大的時代背景。但我看我的同儕，都愈來愈往內心，比如我寫台北，也主要在寫內在的感受跟自我救贖，透過文學追尋自我，這可能是我們這一代的特色。
我以前很熱血，對政治、社會改革很有熱情，後來慢慢發現自己的意見很卑微，不見得能發生影響力；二方面是，價值太多元了，我這樣認為，但另一批人不見得贊成，不知道聽誰的好，於是便退縮回來。若提到從彰化到台北的創作，那年輪是非常明顯的，我寫彰化鄉下、台北，或前幾年出國旅行，那是清楚區隔的3個同心圓。
問：依兩位觀察，不同城市的30 世代，有沒有差異？
王：我在旅行中發現西方年輕人的冒險心、對人生的試探，我覺得那是很好的特質。
問：盛弘談到年輕人的冒險心，您覺得台灣年輕人有沒有冒險性格？
王：（ 問白先勇）有嗎？
白：台灣（年輕人）...很會計算的，不夠浪漫。
中國大陸也很會計算。台灣年輕人的確不像西方年輕人那樣放得開，因為彼此擁有的條件不一樣。西方社會的包容性很高，台灣競爭這麼大，你出軌一下、踏出去就回不來了！中國大陸也是啊，抓住一點安全感，對他們來講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不像美國，出去兜幾圈，再回來念書，他的人生經驗因此很豐富。最主要原因，這些人的背景多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才會想要冒險，嘗試各種生活。
問：如果可以選擇停留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您會選哪一個階段？
白：當然就想回到《30 雜誌》讀者的時代（25到35歲）。主要原因應該是我覺得自己沒有浪費青春。
我20 出頭創辦《現代文學》，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種年輕的豪情萬丈。一群有才情的作家因此聚攏，我這次回來擔任國家文藝獎頒獎人，頒給施叔青，她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登在《現代文學》。陳映真、三毛、李昂...都是當時雜誌的常客，就像群英會似的，一本雜誌聚集這麼多年輕才氣的作家。
這個經驗不可能重現，當時每期銷售一千多份，不得了，影響很大，現在想想，滿美好的回憶。我們老《現代文學》人，都還想再回到那個時代，但時間是回不去的。
王：我都說服自己，每個年紀都是最好的年紀。如果可以選擇生活方式，我可能會去流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