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會對日本的年輕人說這些話，其實就我本身也有一個理由，那就是我一直在思索著：是不是一提到台灣，日本社會就會陷入顯著的「思考停止」狀態？
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認知，其背景和我個人的體驗有著密切關連。
一九九八年，當時正在九州朝日新聞久留米分局擔任記者的我，在社內的留學選拔中脫穎而出，得以進行為期一年的中國話進修。那時候，朝日新聞的中國話進修，一年只有一個名額。當時，我在分局正好遇到一位個性不合的上司，不管是工作還是精神上都十分低盪，所以當我得知獲選的時候，那種欣喜莫名的心情，至今依然記憶猶新。
按照公司的制度，留學之前首先必須轉任到東京。到達東京後，要在當時稱為外報部（現在的國際報導部）的部門待上幾個月，然後一邊在俗稱「外電」的海外新聞處理課（又稱內勤課）工作，一邊進行留學的準備，等到秋天入學的時候，再動身前往中國和歐美等世界各地。原則上，要選擇哪一所大學留學，都是交由留學生自行判斷。我因為大學時代在中國、台灣、香港都有或長或短的留學經驗，所以做了多方面的檢討，最後決定前往當時剛進行總統直接民選的台灣。
因為我對中國話有相當的自信，所以我計畫跳過語言學習，直接前往研究所就讀，然後在一年之內把學分修完，第二年回到日本寫論文、取得碩士學位。我寫了一封信給某位在台灣研究方面相當著名的大學教授，拜託他幫我介紹適合留學的地方。現在想來，這樣的舉動也未免太莽撞了，一想到就忍不住冒冷汗。不過，這位教授卻相當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並將我介紹給台灣大學的教授、後來在陳水扁政權底下擔任陸委會主委的陳明通。於是我來到台灣，接受面試獲得了合格。
我將希望前往台灣留學的事情傳達給外報部的上司，當我要去面試的時候，上司也鼓勵我說「要加油喔」。可是，等到我報告自己收到台灣大學合格通知的時候，外報部長卻突然露出不高興的表情，開口說道：「你真的要去台灣嗎？重新考慮一下會比較好喔！」驚訝之餘的我，不禁據理力爭說：「一開始說沒有問題，結果現在才說不行，這樣會讓人很困擾的！」可是上司卻說：「狀況改變了。整體來說，朝日新聞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去台灣留學的。」「因為沒有人去所以就不能去，這也未免太奇怪了吧！如果台灣不能去，那乾脆事先把這條規定列出來不就好了嗎？」儘管我竭力反駁，但對方還是沒有說出明確的理由。
之後，這件事就懸在那裡過了好一陣子，然而決定留學地點的最終時間，終究毫不留情地逼迫而來。「社內的高層XX先生會火大喔」、「如果將來還想去中國的話，那就不該去台灣」，社內的前輩也給了我一堆諸如此類的「忠告」。在這當中，有一位我素不相識、曾經擔任過中國特派員的資深前輩，將我叫到社內的咖啡廳，如此質問我：
「你知道日中記者交換協定嗎？」
「知道是知道，不過這和留學應該沒有關係才對吧。」
「如果中國認為朝日新聞意圖分裂國家、違反日中友好精神的話，你能負得起這個責任嗎？」
事實上，在我感覺起來，一九六四年簽署的記者交換協定，到現在已經幾乎沒有實效性了。（譯註：舉例來說，中國曾經一度據此要求日本各報社關閉台灣分局，不過現在各社依然在台灣與北京都有分局。）只是，遵從日中「政治三原則」、不參與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這樣的潛規則至今依然束縛著日本媒體。然而，要說我去台灣留學是種「分裂國家的活動」，這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當然，我也絕不是為了搞分裂活動，所以才去台灣的；我所期望的是提高中國語文能力、加深學識，為將來的中國與台灣報導做出貢獻。
我愈發頑強抵抗，但鐵了心的上司向我下達最後通牒：「你要放棄留學，還是放棄台灣？這是業務命令，你要選哪一個？」雖然我很苦惱，但還是不想放過留學的機會。於是，基於現實優先考量，我只得放棄留學台灣，轉而前往福建省的廈門大學留學。之所以選在台灣對岸的廈門留學，多少也有一點意氣用事吧。
當時的我，當然充滿了挫折感。只是，我也隱約理解到，之所以變成這個樣子，原因乃是在於朝日新聞「貼近中國」的立場。不過，隨著時間流逝，當我在自己心中客觀回顧這段體驗的時候，我不禁在想：除了這點以外，是否還可以就更深一層的層面，來探討這個問題呢？
姑且不論一九七○年代，在中台交流已經有相當程度起步的一九九○年代，朝日新聞的一名年輕記者要前往台灣留學這種事，理應不會引起中國憤怒才是。然而，朝日新聞（裡面我的上司們）卻判斷說，只要和台灣有關，就會影響和中國 之間的順暢往來，於是不准我前去留學。說穿了，這完全沒有任何具體根據，只是按照「和台灣有關應該就不行」這種常識去做出的推斷。
日本所謂的「進步派」勢力（媒體、知識分子、政黨等），用有點難聽的話來說，他們對戰後中國的立場就是：「日中關係=以日中友好為基礎；歷史問題=承認日本的過錯；台灣問題=盡可能顧慮中國的主張」。
以友好方式經營日中關係，是一種外交政策，關於歷史問題，也是屬於個人信念的問題。可是，在台灣方面「顧慮中國的主張」這點，並非出於任何自己的主見；事實上，在我想來，這種做法根本無異於「對日本人而言，關於台灣，最好什麼都不要想」、「因為萬一被中國抱怨很麻煩，所以乾脆不要碰台灣比較好」這樣的態度。
本文節錄自：《台灣十年大變局：野島剛觀察的日中台新框架》一書，野島剛著，蘆荻譯，聯經出版。
圖片來源：pakuta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