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台北時間3月23日逝世。執政期間，他將新加坡打造成為全球競爭力首屈一指的國家，所奉行的「威權資本主義」是重要關鍵。然而批評者認為，這種制度雖然為新加坡保留市場導向、極度開放的經濟模式，具有高效率；但資本過度集中在國家手上，不但不夠透明，私人資本的發展也因此受限。
李光耀在2013年留下的最後一本著作《李光耀觀天下》中，針對資本主義未來發展，提出他的觀點。他認為資本主義雖然不完美，但長遠而言，「資本主義制度對世界更好」，歷史證明自由市場是組織生產力量的最有效方式。2008年的金融風暴雖然暴露自由市場面臨的危機，但「並沒有明顯偏離之前對自由市場的理解」。
不過由於資本主義的反覆無常，加上一些企業領導不時還是會受貪婪之心所驅使，嘗試讓制度偏向自己的利益，李光耀認為，政府在自由市場中仍有重要作用。「它的角色是盡可能讓競爭環境公平，確保自由競爭同時也是公平競爭。」
以下是本書精華摘要：
資本主義制度並不存在根本的缺陷。儘管這樣的說法對一些人來說顯得愈來愈虛誇，這個制度卻無須摒棄或重建。
世界經濟在2008年遭全球金融危機猛力衝擊，人們在事後深思其導因以及該如何避免歷史重演，這一點也不奇怪。各界在災難後有一定的反思，是自然而能夠理解的。
然而，我們不該反應過度。一件事情剛發生時，人們總是過度重視它，特別是當事情讓他們感到震驚或十分憂慮的時候。2008年的危機正是一個例子。為此摒棄資本主義制度，或者提議從此對自由市場採取嚴格的控制措施，都是一些錯誤、甚至危險的結論。這麼做等於玉石俱焚。
資本主義的反覆無常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從馬克思的時代便有詳盡的記錄。考慮商業週期的本質，我們能接受資本主義產能過剩的趨勢，因為其中的利益遠大於成本。另一個選擇是約束性的措施。社會主義體系已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猛然發現這一點，而社會民主主義體系在某種程度上也有相同的領悟。
我們在2008年所經歷的全球金融危機，並沒有明顯偏離之前對自由市場的理解。當時，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失衡的情況不斷加深。美國受到重挫，而全球經濟的互聯性也讓歐洲和亞洲受波及。但美國已從挫折中回彈，而世界經濟也隨著復甦。此次危機暴露了歐洲潛在的問題，而它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復原。這些問題涉及歐盟和社會支出，與資本主義無關。
長遠而言，資本主義制度對世界更好，並會讓它的成長加快許多。這是因為歷史已清楚證明，無論在哪一個社會，自由市場都是組織生產性力量的最有效方式。
促使美國陷入更深更久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的一個關鍵因素，也與市場無關，而是公共債務積累的問題。政府債務多年來得以不斷增加，導致人們在危機後對市場失去信心。這種對公共債務和開支的疏忽，甚至是漫不經心的態度，是政治領導，而非自由市場的失敗。
「大到不能倒」的效應，是人們對我們所認識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另一個批評。大企業（尤其是銀行），是否真的能仗著政府害怕它們倒閉殃及國家經濟的心理而屹立不倒？批評者指這將引發道德風險——這些大企業知道自己就算失敗，也有納稅人來承擔後果，而成功則會帶來巨大的利潤。這將誘使它們去冒不該冒的風險。
雖然這樣的批評有些道理，但2008年的金融危機已顯示，沒有企業是大到不能倒的。雷曼兄弟當時雖貴為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也讓它宣布破產。個人存款雖得到聯邦存款保險的保護，但並沒有全面確保所有銀行能獲救。
一個在金融體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規模更大的銀行，是否也會讓它關閉呢？假如陷入危機的不是雷曼兄弟，而是花旗銀行呢？我不相信有任何銀行，包括花旗銀行，可拿著政府的空頭支票任意冒險。像花旗這樣的銀行能否得到政府的幫助，就得看它闖下的禍有多大、其他銀行是否處於良好狀態，以及當時的政治氣候。銀行得救與否，還得靠天時地利人和。這其中的不確定性足以使銀行經理在大多數情況下負責任地行事。
這並不意味著政府無須扮演任何角色。一些企業領導不時還是會受貪婪之心所驅使，嘗試讓制度偏向自己的利益。政府所面對的挑戰，就是查出和採取果斷行動杜絕這樣的事情。它的角色是盡可能讓競爭環境公平，確保自由競爭同時也是公平競爭。
倫敦銀行同業拆息率遭交易員操縱的醜聞是發生在近期的一個例子。事件涉及銀行試圖操控利率，影響了銀行體系的誠信，損害了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利益。巴克萊銀行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被迫辭職，而該銀行也在美國和英國被罰款數億美元。
此事清楚顯示，政府和監管部門絕不能放鬆警惕，或以為企業高層會在無人監管及面對豐厚利潤的情況下堅守職業道德。
（本文摘錄自《李光耀觀天下》第八章，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