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花蓮堰塞湖災後警醒台灣，韌性防災不只是救災效率，更是國土安全的根本。前內政部長李鴻源更提醒，防災應結合科學、教育與空間規劃，讓全民培養自救與共生的防災文化。
台灣島嶼位處地震頻繁帶，另因地理區位，每年受颱風侵襲頻繁，加上中央山脈高聳、山多平地少，天然因素引發的複合型災害，亦因氣候變遷加劇而更嚴重。今年的颱風頻率更集中，且其衍生災害亦空前。
正如前內政部長李鴻源所言，防災救災是專業問題，而非政治議題，而每次的災後檢討與省思，亦期得以真正落實到爾後施政方針的調整，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的調適中。
再一次災後的省思
惟災後檢討，絕非只是表層究責而已，如何善後、改進、治標且治本（或有效減輕未來災害），更應是百姓由衷期待的。即便對防災視為國民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日本，當代自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至2011年的東北地震海嘯及核災後，儘管不斷精進其防災避難政策，惟社會大眾仍覺得尚未盡全。
換言之，防災沒有百分百的絕對性，也沒有百分百可預測性。這些因應措施只有不斷與時俱進，結合當代科技精益求精，讓可能的災害減輕至最小。
台灣亦然，歷經1999年的921大地震，以及這些年來大小不一的風災、洪泛、地震乃至土石流……等。這次的花蓮馬太鞍溪流域災情，更因其衡擊之快而險象環生，震驚全國。除了緊急應變外，更拉高層次到國安層次，我們應更深刻檢討整體防災救災的系統、機制、組織應變，以及如何善用科學數據做決策依據，還有事後的善後與復原。
如何借鏡日本的全民防災教育
日本政府在311複合型災害十年後的檢討中，亦坦言即便再有長遠頻繁的災害史，迄今所有防災教育與因應措施，仍有待更精進之處。他們設有「防災教育」，必須自幼稚園到大學一以貫之，而過去國民「反射性」的避難行動，亦認為仍不足。除了遵循官方與學校老師的引導外，全民必須有正確的災害因素科學知識（無論深淺），且必須有步驟地融入「生活教育」中，而非僅「課程」教學上的教育形式。
自科學性的了解，到所有事前準備，以至於日常有序的演練、行動實踐，甚至是角色扮演到臨場應變的模擬行動，如互動學習、互助行動、自助自救……等情境模擬，均必須有一套認知涵養SOP，而非只是制式化的避難行動SOP。此外，政府亦委託專業單位培訓，認證超過20萬的「防災士」，加入官方防災救災與復原體制。
這正是視防災為國民素養一環，全民參與為必要的國民責任。最關鍵的認知SOP，即當災害未發生時必須有憂患意識；而面對災害時，尤需養成有因應變遷調適力與行動力，包括對幼兒及學童平日的防災教育，即灌輸最嚴重的情境與可能要與同儕共患難，甚而自救自助。當監護人遇難或不在身旁時，要與同伴，乃至社區合作互相支援，包括看懂地圖避難或自己走回家。
這種獨立、韌性的認知素養培養，也形塑出遇事不會只埋怨政府或校方、單位，而是自小扎根互助、自助的根本韌力。生活化的防災意識，也教育養成人人必須有自癒力，不分性別、年齡。
自防災型都更到防災型國土規劃
對災害的預防，確實有不同層次的環境與介面，它涉及事前的防範、預警，事變發生的應變、逃生、避難、救助、善後復原，也包括硬體的實質配備、運輸基礎設施、避難生活棲所，還有暫時（臨時住居聚落）以至於可能的全新遷徙重建……。
李前部長曾力推防災型都更，其前瞻思惟，實為將人居環境選擇於相對較安全之處，或是運用各種治理手段規範新建更新的城鄉社區聚落，應有與憂患共生或避免憂患的決策選擇與技術因應。
如果在國家發展蛻變的進程中，關注到「防災型」都市計畫、都市再生應有的機制導入與政策規範，則當拓展到非城鄉發展區的農牧山林、自然流域野地時，則它必須有防災型國土規劃配套。其實質意義即透過科學分析策訂「國土安全格局」，在安全紅線外，予以國土留白空間，避免不必要的人為干擾。即便有天災，其影響範圍亦將縮減至最小。
當然，這套運作邏輯背後，必須有一套完整的國土資源安全「密碼」，這些密碼即透過全國性國土資源大調查分析歸納，明確區分相對安全與危險區域。當「安全格局」框架呈現，那條紅線即可透過科學分析於國土三度空間呈現，它不是剛性法線，而是一種以集水區流域生態單元為基盤，柔性、有彈性的空間治理框架。它會因全球氣候變遷，而有調適的彈性空間，並非絕對值。但當百姓與治理者有此科學知識奠基後，公民的防災認知與因應務實行動，亦將會主動自然調適應變，而非被動式等待被安排或被救援安置。當然，自目前的狀態到防災型國土規劃，並非一蹴可及，惟永遠不嫌遲。
奠基防災文化，形塑全社會防衛韌性
目前，由總統主導，包括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健康台灣、全社會防衛韌性的三大政策委員會，實為一體三面，每一項均環環相扣。水、土、林、河、海與人如何共生、共患難即國民韌性的基底，也是國安韌性的外現。若國土空間的河川流域、山林、土讓得以健康發展，地質、地形、地貌得以穩定平衡健全循環，穩定承載其上的城鄉空間與產業發展，綜效自當等於國土的穩固與健全。自內而外顯，勢必為國力的安穩，自然而然亦彰顯國安的穩固性。除了現代武器攻擊外，受損的國力在此情境下，國民的自癒力亦相對會提升。畢竟，一個有厚足實力，得以自救自助自癒的國民團體，其自我更新再生的復原力，亦將迥異於以往。
自防災、救災到復原、再生、更新，這條人無法勝天之路，正如河川的流路，在其動態的自然搬運循環歷程中，自會找到一個平衡點，以及順勢自然自在的出口。而純熟的防災文化，自應得以內化昇華為生存藝術與國民韌性文化。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本文作者為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榮譽理事長、中華民國建築學會會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