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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陸何須比較

李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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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怡

198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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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陸何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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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1988 / 7月號雜誌 第025期遠見雜誌

台灣居民去大陸探親觀光的逐漸多了,台灣傳播媒體報導大陸狀況的也逐漸多了。在讀到、聽到的台灣人民對大陸的有關觀感當中,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常常要把大陸與台灣作比較。

一比較,就比較出台灣的富,大陸的窮;台灣的「洋」,大陸的「土」;台灣的現代化,大陸的落後;台灣的自由,大陸的事事受約束;台灣的「民主」,大陸人民的「無權」;……。

一比較,台灣人的優越感就油然產生,與此同時,就是有看不起大陸人的傾向,或者覺得他們「很可憐」。

香港人從不比較

一比較,就有好心的、對大陸同胞表示要「關愛」的人,呼籲不要有這種優越感,不要有暴發戶衣錦榮歸的心態,為了尊重大陸人民,為了他們的尊嚴,最好是連他們所需的「幾大件」也不要帶回去,就帶回一分親情,帶回同胞愛就夠了。兩種意見雖不同,但「有優越感」與「呼籲不應有優越感」其實都體現了一個共同認識的現實,就是台灣居民所擁有的自由與財富,確是遠在大陸人民之上。而這個「共識」顯然是從比較得來的。也就是說,兩種意見都反映了一種比較的心態。

香港傳播媒體每天都有大量的關於大陸的新聞報導。電視上幾乎每隔一兩天就有關於大陸各地風光、文物、民生、風俗、人情以至法制、人權的特輯。但我從未見過有將香港的社會與大陸的社會作比較的。

比較與不比較並非來自統一的前景。香港在九年後就要回歸到中共的主權之下,而台灣即使與大陸統一,怕也還頗為遙遠。 比較與不比較也不是基於種族、語言、歷史、文化。在這方面,香港與台灣並無大差別。

台灣人有時也會同香港作比較,在比較中有時也會有一種「台灣主義」出現,即看不起香港,比方說認為香港是依附在洋人身上的殖民地,沒有自主,也沒有民主,或者「憐憫」香港的貧富懸殊。

香港人從不比較。既不特別看得起大陸人、台灣人,也不特別看不起他們。香港人多有親屬在大陸,他們知道這些親屬有物質上的需要,有餘力的話也會帶些東西回去,親情關係未達到為他們花錢或力有不逮,就只好欠奉。餽贈時少有自大,給不出也無歉咎。

根本的不同

面對未來,香港人深知道兩種體制根本不同。最基本的,是香港目前是以尊重每一個人的個人權利為基礎的社會,而在中國大陸,則是國家利益、黨的利益、集體意志高於一切的體制。個人在那種體制下,處於依附地位,無權狀態,缺乏起碼的人權保障和法律權利。

這一個最基本的區別,不見得人人能說得這麼清楚,但香港每一個人心裡都明白,故與大陸無須比較,因為並無程度之分,而是根本的不同。

於是,面對未來,能離開的,比較一下移居外國的得失之後還是決定要離去的,就陸續辦移民;沒有條件移民的,就想法適應大陸的體制,或等待那個體制的改變。因為事實上已在略有改變中了。

但香港人很少做這樣的夢:即以香港自由民主的制度去影響中共。因為在香港發展民主,中共已經很有戒心,如果要把香港的民主影響大陸,那麼中共會連答應放出來給香港的自治權力也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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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愛同大陸作比較,是來自一種要從比較中肯定自己的心態。因為在土地面積、人口、國際地位這些方面,大陸都居壓倒性的「實力優勢」,而在自由、民主、均富這些方面,台灣自然是領先很多。台灣不但多從自由、民主、均富等方面肯定自己,而且想以這些方面影響大陸,否則他們如何面對中共常要將「統一」加在台灣身上的前景呢?

不實際的想法

海峽兩岸人民往來,互相影響總是不免的,但若認為台灣可以影響大陸,改變兩地社會根本的不同,則是不實際的想法。若認為大陸因受台灣影響,而終於發展成一個台灣可以接受其合為一體的社會,更是遙不可及。

不錯,中共是在改革,在開放。在這過程中會受到外來的影響。但涉及到利益和權力,改革會受到多大的阻力,則仍然不易估計。

要推行經濟改革,打破大鍋飯,大陸有八千六百萬在國家包養制下長期生活的國家職工,必進行抵制;要推行行政改革,大陸有二千七百萬幹部,必然反對精簡人員;要推行政治民主化,結束一黨專制,中共有四千八百萬黨員,更不會同意。瞭解大陸實情的人,對改革的前景都不若外國觀察家那樣樂觀。

況且,中共實行經濟改革,是因為它在經濟上由於公有制已走進了死胡同,不得不改;實行政治改革,則是由於經濟改革之發展使政治體制再不動就成了阻力。

基本上,改革是因為中共省悟到過去一套行不通,而不是因為受到資本主義世界包括香港和西方國家的影響。今後,當然也不會因為受少量台灣旅客的影響而在根本體制方面改轅易轍,例如放棄四個堅持。

以中共絕對權力的傳統來說,如果台灣老是提出比較、提出要影響中共,他們可能會更加抗拒,更要擺出老大的架勢,硬是不聽你們那一套。

更重要的,是無論台灣、香港、西方國家給大陸多少影響,無論大陸內部有多大的向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力,大陸改革的前途還是一個未知數。沒有一個人可以講得出大陸的未來會改革成什麼樣子。

台灣把自己的事做好

既然如此,面對未來,台灣可以做的,恐怕還是把台灣自己的事情做好。最主要的,按我的看法,就是民主與法治的建設。

台灣前途的任何發展,都立足在台灣本身的發展止,即立足在台灣民主與法治建設的基礎上。大陸有沒有受到台灣的影響,大陸的改革前景如何,對台灣來說都不太重要。從台灣本位來看兩岸未來的關係,真正可以依憑而且必須依憑的,就是台灣本身民主與法治的建設。

因此,任何比較,其實都只是空談,甚至只反映一種狹隘的心態。寬闊的視野,應同世界上比自己先進的地區作比較。比如說法治吧,作為一個香港人,筆者不會願意同台灣作比較;但假定筆者嘗試以台灣本位來看世界,筆者倒希望台灣在法治方面能同香港或其他西方國家作比較。

(李怡為香港「九十年代」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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