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來得這麼快！」制定SARS「紅色警戒」院內感染標準的林口長庚醫院院長陳敏夫搖頭說。
「北台大，南長庚」在5月相繼爆發SARS院內群聚感染，台灣的第三波SARS風暴，讓全台各大教學醫院全部進入警戒狀態。
一波波疫情，原本以為快撲滅的星星之火再度燎原。SARS四級防疫作戰計畫，眼看從「藍色警戒」「黃色警戒」，升高到院內感染的「紅色警戒」，陳敏夫心都揪了起來。醫療第一線尖兵，都不知封院「黑色警戒」何時來臨。
政經SARS病
全台戰況升高，驚慌與失控，「SARS已經變成了政經病理學，」台灣醫事聯盟執行長蘇偉碩說。
台灣社會對SARS過度的政經激情風暴，就像SARS病患被嚇壞的免疫系統，為殲滅SARS病毒反應過度，也可能讓病人賠上老命。
「台灣在對抗SARS的戰役中，過度的激情，是否也犯下與人體免疫系統相同的錯誤呢？」蘇偉碩問。
歷史上，疫病足以讓帝國崩解，疫病也能讓帝國重生。一次次疫病，也是一次次政治、社會的全新挑戰。
雖然SARS讓台灣社會一片撻伐，不過以公衛史上最著名的美國豬流感疫苗事件來看，疫病決策本身就功過難斷。
1976年，適逢總統大選，福特政府一方面為選舉，一方面擔心重蹈1918年流行感冒大死亡的覆轍，強制四千萬人接種，成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接種計畫。沒想到還是有數百人出了問題。
翌年，卡特政府上台，新任衛生部長原本認為這件事是一個笑話，大家以為他會打蛇隨棍上，但重新評估後，這位部長居然公開說，「當時換成我，也會犯同樣的錯誤。」
疫病的公共決策，不比病毒易解，「複雜與糢糊，是疫病lesson的本質，」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王道還說。
疫病決策，總是在科學證據不足、人命關天、資訊不明確、政治交雜多重變數下進行，「在疫病面前，需要泱泱人物，以及更進化的危機處理智慧，」研究醫學史的王道還語重心長地說。
日益升高的SARS「紅色警戒」，已演變成全新的政經大考驗，一位醫界人士急切地問，「誰是台灣鮑爾？（編按：指美國國務卿鮑爾）」在台灣封閉的醫療體系及傳統的官僚體系，同時走上火線時，「Who is in charge？」新加坡駐台一位外交人員也忍不住向台灣政治學者反問。
解構領導危機
到底誰是總指揮？指揮中心在哪裡？到底是政治上的二級單位疾病管制局，還是直達天聽的總統府？是疫情第一線的台北市政府，還是中央的衛生署？是行政院長游錫?，還是醫界大老李明亮？多頭馬車，是政經SARS第一病癥。
5月10日，台灣二十七位現任及前任大學校長發表聯合聲明，要求政府成立強而有力的SARS作戰指揮中心。
「說實話，距離台灣第一個勤姓商人SARS病例已經一個多月了，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到底誰是總指揮？」為SARS忙得焦頭爛額的陳敏夫忍不住抱怨。面對SARS這個新敵人，緊急上陣的醫療體系，加上毫無準備的行政體系，全都慌了手腳。
從和平醫院疫情由總統友人上報，到千萬枚口罩風波，「致命錯誤是我們的行政體系還停留在體察上意的人治階段，」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江岷欽分析。
體察上意，就會造成集體盲思（group think）。就像行政學上1960年代甘迺迪的「近親繁殖」一樣，層層上報，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必須根據指揮官的命令作戰，一旦指揮官沒有方向或有貳心，「原本的do the right things（做對事），就會變成do things right（決策快），反而努力把事情做錯，」江岷欽分析。
江岷欽也忍不住氣憤地說，醫療人員一再反映第一線N95口罩嚴重不足，沒有防護衣穿雨衣，一個月遲遲不見解決，但是官員卻有時間去忙著加入世界衛生大會（WHA），「口罩是急迫而重要，WHA是重要但不緊急，我們依然急著把事情做錯，」他說。
一位教學醫院院長不解地說，「當我們SARS戰況最緊急時，我們的第一線指揮官全部在總統府或行政院、立法院開會，永遠找不到人，連電話都關機，這樣怎麼作戰？」
SARS全新病毒沒有準則，但是防疫絕對有原則。參與SARS抗疫的中研院生醫所副研究員何美鄉說，這次抗疫作戰中，「疾病管制局最大的錯誤，就是和平醫院出事時沒有立即接管。」
台大醫學院院長陳定信也認為，各國的經驗都顯示，第一時間第一線的總指揮都應該是疾病管制局。
台灣疾病管制局，就像人類的免疫細胞一樣，在抗SARS戰役中，錯失第一時間抗敵，等發現時已潰不成軍。
「充分顯示我們官僚體系的過度自信，及心存僥倖，」資深媒體人胡忠信說。
SARS出現一個月，中央與地方防疫系統指揮始終各唱各的調，包括新竹市長帶頭拒收SARS病患、雲林廢棄物抗爭，到總統出來指責和平醫院防疫失守，在在都顯現防疫信心死角。江岷欽不解地說，根據疾病管制法，當總統宣布SARS成為四級疫病時，「中央早就該出來接手，但為何不出手？」
統一集團總裁高清愿也不解地問，「任何一家公司出了問題，老闆怎麼可能不在第一時間跳出來處理？」
一位在第一時間進入和平醫院的官員，兩手一攤表示，「事實上和平醫院是一場中央與地方之戰，有人想看好戲。」
醫商大考驗
當疫病碰到商業利益，處理不慎，就兩敗俱傷。
台灣的醫院，愈來愈往商業醫療靠攏，醫商結合後績效掛帥，連一手打造長庚醫院的親民黨副主席張昭雄都自責，「我是罪魁禍首。」
台灣的醫院以商業利益考量，各科採行利潤中心方式，沒有病人的感控科，必須搭在其他科下才能生存，擁有上百病床規模的和平醫院只有三個感控醫師，若發生疫病，防不勝防。
在醫界，向來都是外科當家，而負責疾病感染管控的感控科，一向是院內的小媳婦，就連薪水也有差別待遇。「這在國外是不可能的事，」曾經是美國最佳醫師也是中研院生醫所所長陳垣崇不解地說。
事實上不只醫院精打細算，一位衛生官員說，健保制度不但吃掉被認為沒有績效的「公衛」「感染控制」體系，連政府防疫第一線的衛生所，精省後人員不足，如今碰到SARS大敵，戰鬥力自然不足。
在利益與效率的思考下，張昭雄認為，台灣的醫療體系也生病了，病症一是過早專科化，二是過度集中化。過度專科化的結果，仁濟醫院將SARS病患誤為腎結石病患，馬偕醫生接觸SARS病患依然赴日旅遊。而醫療過度集中化，也讓北台大，南長庚相繼失守，暴露了醫療體系不應有的破洞。
台灣的醫生，90％都是專科醫生，而美加至少有48％～50％是全科醫生，過度分科的結果，在面對新疾病時，可能產生判斷誤差。
而台灣的大型教學醫院，動輒上千床，不但造成醫療資源過度集中，一旦醫療過度集中化，大醫院變成最大感染源，在SARS防疫中最易受創。
除了醫療體系必須重新檢視商業化；因收銀員中煞的太平洋崇光（SOGO）百貨，也面臨聲譽受創及損失上億元的雙重考驗。
在公衛史上，當疫病碰上商業利益，很難有解。1900年，舊金山爆發黑死病，但是當時聯邦政府因為商業利益考量，沒有採取鐵腕措施，結果疫病長達三年才控制住。
商業危機在第一時間應如何處理？管理學上著名的頭痛藥泰諾（Tylnot）中毒事件，董事長伯克處理的方式，就是在第一時間跳到第一線向死者道歉，並負賠償責任，全面回收藥品，後來泰諾不但安然渡過危機，而且新藥上市後，依然保持頭痛藥霸主地位。
胡忠信認為，SARS防不勝防，但危機處理有成功通則，也就是「第一時間，要有最低的姿態、最高的誠意、最快的處理能力。」
面對看不見的SARS敵人，防疫戰情最近節節升高，「就像登克爾克大作戰，第一疫總是潰敗，但應該從為第一疫犧牲的人身上學到教訓，他們的死才有價值，」衛生署SARS松山專案指揮部，也是高雄榮總急診室主任顏慕庸說。
面對捲土重來的SARS疫情，第一線拿槍的醫護戰士，絕不是制勝的唯一要件，後面的人流、物流、資訊流更是關鍵。「第二波戰役馬上會遇到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後繼無力問題，」他預測。
防疫如作戰，如果把防SARS放在戰爭架構下來看，前海軍總司令顧崇廉上將建議，在軍隊中有特別的「軍陣醫學」，有專門處理大規模死傷及疫病的體系，眼前應當機立斷，在空曠之地成立野戰醫院，集中處理，防止感染源繼續擴散。動員軍方人力物力集中投入，利用軍隊的戰鬥組織彌補行政體系不足，「否則真的會不可收拾，」他說。
顧崇廉認為，當戰況升高時，第一要件就是搶時效，當仁不讓，「今天的五十個口罩比明天的五百個重要，因為戰爭生存術，就是你不支持我，最後你也被消滅。」
收治全國SARS病患達兩成的林口長庚醫院，最近已動員全院一千五百名醫師，分成三組，除了第一線的胸腔科、第二線的內科醫師都已待命，第三線的外科醫師也已準備就緒，「我們已準備好長期抗戰，」陳敏夫說。
捲土重來的SARS疫情，胡忠信認為，就像經濟大師熊彼德提出的「創造性破壞」，危機也是轉機，「文明不斷接受挑戰，重要是如何接受挑戰與回應，」他說。
SARS侵襲亞洲，北京、香港、新加坡、台北都面臨全新的政經挑戰。尤其是第三部門公民社會的動員力量。
防疫措施要貫徹，從歷史角度來看極度困難，防疫與民主、防疫與人權，勢相扞格，但從星、港例子，愈是成熟的社會，愈是制度化的國家，「用公民社會來彌補緊急狀況下官僚體系的缺口，愈有機會防疫成功，」江岷欽說。
檢視公民社會成熟度最好的方法，一是測試民間是否能發揮抗壓及互助力量；二是政府是否能啟動危機處理機制，三是媒體是否有空中預警及有效解讀資訊。「危機時代，通常最後防線都是在公民社會，」胡忠信說。
「大家都沒有經驗，難免會失誤，但是再來就不能當作藉口了！」呂秀蓮副總統語重心長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