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7月天下文化出版了一本膾炙人口的科學人文名著：《別鬧了，費曼先生》。這個書名是從英文“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意譯而來，既俏皮又傳神。
費曼先生常被譽為是本世紀最聰慧的科學家，他四十七歲得諾貝爾物理獎。對自己被告知得獎的情景，他自己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我真是搞不懂為什麼有人會在清晨三點半或四點鐘打電話給我。」
「費曼教授嗎？」
「嘿！為什麼這時候打電話來煩我？」
「我想你會很高興知道你得了諾貝爾獎。」
「是，但我在睡覺！如果你等到早上再打來告訴我，不是更好嗎？」我把電話掛斷。
牟中原教授稱讚費曼生性好奇，一生多采多姿，有傳奇性的聲譽，並且擁有「永不停止的創造力」。七年來這本書受到海內外華文讀者的熱烈肯定，看過這本書的讀者，莫不讚賞這位特立獨行的的費曼先生對人類的貢獻！
「天下文化」於10月上旬出版了《別鬧了，登輝先生》這本書。在素來缺乏幽默與自嘲的台灣政治對話中，李先生就直覺地認為這個書名是「惡意的」。
與他自己近來在各種公開場合譴責別人的重話相比，讀者當會有公評：
（1）「投資大陸是自殺行為。」
（2）「外來政權一定要消滅，台灣人才會幸福。」
（3）「過去十幾年都跟壞蛋在一起。」
這些話似乎有「惡意」，也有「敵意」。幸好，被他責罵的「台商」，「外來政權」的高官，以及與他過從甚密的「壞蛋」，絕大多數都有氣度，一笑置之。否則，天天要反駁，天天上法庭，惱了別人，更苦了自己。政壇的公眾人物要多學習一些幽默、一些自諷、一些反省、一些謙讓。
《別鬧了，登輝先生》一書是由資深記者陸鏗與馬西屏兩位，訪談宋楚瑜、林洋港、郝柏村、王作榮、徐立德等關鍵人物對李登輝看法的紀錄。
書末附有一篇我寫的「回顧與論評：自認『萬能』到公認『萬萬不能』——從1990年對李總統直言談起」，本文摘引其中一些要點：
如果李先生認為他是「錯用宋楚瑜、錯愛連戰、錯挺馬英九」，那麼經國先生的一個錯就是錯選了李登輝。
再退一萬步說，如果政局如棋局，卸任的政治領袖能夠做到
——不從旁布局，以示超然；
——不從旁攪局，以示自律；
——不從旁破局，以示智慧。
那麼，這至少是李登輝強人政治的終結，一個令人嚮往的法治社會的開啟。
可惜台灣第一位民選的總統，在退休以後，從未放棄布局，從未鬆手攪局，也從未覺察自己正在破局。
如今他又重披戰袍，衝鋒陷陣。回想起來，從破壞憲法體制、兩岸關係惡化、全球採購軍火第一小國外交、黑金政治、政風敗壞、法治殘缺，到公共設施嚴重欠缺、生態保育不受重視、土石流、淹水……無一不是他十二年的「政績」。
十二年的執政，實在是一段夠長的時間。英文中的「Enough is enough」可以提醒任何一位所謂使命感太強、所謂自信心太足的人：墳墓之中不都是埋葬了一個個自認為不可或缺的大人物？
讓我引述幾篇在《遠見》發表的文章，做一次回顧。
1990年的文章：對他執政兩年後的直言
（一）不做強人：
1990年，當李先生被提名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後，在該年2月號《遠見》的「不要李登輝時代，只要李登輝政績」一文中，我就寫著：
「在當前蘇俄也在走向民主改革的時候，我希望苦難的中國，海峽兩岸經過半世紀的人治之後，不要再出現『強人』。因此當『李登輝時代』這種凸顯個人強勢的名詞，最近不斷出現在媒體上，令人憂慮。」
（二）四項「信任危機」
1990年3月15日，當林洋港與蔣緯國兩位退出「候選」之後，我在該月《遠見》「讓更多的人背負十字架：李登輝的最大挑戰」一文中率直地指出：李總統有四項「信任危機」，原文如下：
（1）「強人」作風：如跳越制度，直接指揮「亞銀」運作的例子，使一些閣員心目中，總統在兼行政院長。
（2）政策方向模糊：重大決策上有時表現得極有彈性，如接受「來自台灣的總統」；有時表現得極有興趣，如與小島建立外交關係；有時又表現得相當冷淡，如推展大陸政策。
（3）缺乏圓熟的政治智慧：六年左右的台北市長與省主席的歷練，仍然無法提供足夠的圓熟。如在別人面前，不留情地指責重要首長；又如一個重要職位，同時答應給幾位不同的人。
（4）胸襟不夠寬大：在過去與他共事過的人，如曾有芥蒂，則會毫不留情地被調換職位。
（三）五項建議
文中也同時向李總統提出五項建議，原文如下：
（1）為了樹立千秋萬世的民主基石以及證明「無一己之私」，宜儘早放棄黨主席，專心做國家的元首。
（2）為了再證明自己反覆所說的「無一己之私」，在今後的重要人事安排中固然不需要刻意地安排，但非國民黨籍、非本省籍，也不要刻意地排斥。
（3）為了使台灣能適應轉變中的國際局勢與大陸變局，推展彈性外交與制定前瞻性的大陸政策是並行不悖的。
（4）所有擔任要職的政務官，要以政績而不要以個人喜愛、家世等，獲得任命、獲得留任。借重天下之幹才於內閣，才是「李登輝政績」的起步。
（5）最重大的挑戰是要在六年總統任內，為國家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制度。
（四）三件不能做的事
文章中出現了最後的提醒：
現任的總統與黨主席擁有眾多的資源，其中有三項是千萬不該運用的。如果左右的人，不經總統同意擅自使用，這是可怕的濫權，會產生可怕的後果：
（1）以情治單位的力量，透過監聽、跟蹤等方式來掌握選情。
（2）接受財團的巨額捐助，做為競選本錢。
（3）提出會產生後遺症的承諾。
1992年的文章：執政四年後的期許
在該年11月號的《遠見》，我以「展現李總統的最佳時刻——做一位民主萌芽時代的偉人」為題，提出了他應有的五項自我期許：
（1）做全民的總統。
（2）做治國理念的推動者。
（3）做一國的道德領袖。
（4）做憲法體制內五院間爭執的仲裁者或大傷痕的癒合者。
（5）做國家利益的維護者。
1996年的文章：「再要李總統做四年嗎？」
在該年3月《遠見》的文章中，我「很勇敢地」公開不贊成李總統再尋求連任。
在《遠見》文章的結論中，我寫著：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最近對李總統已有嚴厲的批評。他說：『李登輝很多言論已經喪失了知識分子的誠實。』『八年執政的結果，只看到『權力的驕傲』。』『其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該是退休的時候』。」
2000年3月的總統大選，果然政黨輪替，民進黨的陳水扁先生當選。當選後在「新總統的歷史性機會」（《遠見》4月號）一文中，我指出：
「李登輝執政十二年的最大成就是『民主化』，但也就是在民主選舉中，受累於黑金的持續擴散，選民埋葬了他所領導的國民黨政權。與其說他是『和平移交政權』，不如更正確地說，他終結了國民黨。」
在1999年9月號《遠見》中，我討論到「領導人的領導風格」。這篇在李先生退休前八個月的文章中，我提出了內心的奢望：
「即將退休的領導人，對國家最後的貢獻，不是憂心忡忡地安排後來者，要在他預設的政策軌道上亦步亦趨，而是放手相信新領導人會有他的政治智慧，開創新局。在夕陽餘暉中，元老政治家最痛苦、也是最珍貴的決定，就是放棄再做激情的演出，然後一無牽掛地，像徐志摩揮別康橋，「不帶走一片資源」，這該是何等高貴的示範！
可惜兩年前那句「放棄再做激情的演出」，對李先生沒有產生絲毫的影響。李先生居然再度跳入政治，而且也讓國民黨史無前例地撤銷了一位前任黨主席的黨籍。
這位擔任過十二年任期的國家元首，在位時，認定自己是「萬能」；卸職以後，做了公認民主國家退休元首「萬萬不能」做的事。這真是「獨斷性格」的悲劇：把自己陷入不忠，把社會陷入不寧，把兩岸陷入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