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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鬧了」:從費曼先生到登輝先生

高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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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

200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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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鬧了」:從費曼先生到登輝先生
 

本文出自 2001 / 11月號雜誌 飛利浦去國巨來

1994年7月天下文化出版了一本膾炙人口的科學人文名著:《別鬧了,費曼先生》。這個書名是從英文“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意譯而來,既俏皮又傳神。

費曼先生常被譽為是本世紀最聰慧的科學家,他四十七歲得諾貝爾物理獎。對自己被告知得獎的情景,他自己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我真是搞不懂為什麼有人會在清晨三點半或四點鐘打電話給我。」

「費曼教授嗎?」

「嘿!為什麼這時候打電話來煩我?」

「我想你會很高興知道你得了諾貝爾獎。」

「是,但我在睡覺!如果你等到早上再打來告訴我,不是更好嗎?」我把電話掛斷。

牟中原教授稱讚費曼生性好奇,一生多采多姿,有傳奇性的聲譽,並且擁有「永不停止的創造力」。七年來這本書受到海內外華文讀者的熱烈肯定,看過這本書的讀者,莫不讚賞這位特立獨行的的費曼先生對人類的貢獻!

「天下文化」於10月上旬出版了《別鬧了,登輝先生》這本書。在素來缺乏幽默與自嘲的台灣政治對話中,李先生就直覺地認為這個書名是「惡意的」。

與他自己近來在各種公開場合譴責別人的重話相比,讀者當會有公評:

(1)「投資大陸是自殺行為。」

(2)「外來政權一定要消滅,台灣人才會幸福。」

(3)「過去十幾年都跟壞蛋在一起。」

這些話似乎有「惡意」,也有「敵意」。幸好,被他責罵的「台商」,「外來政權」的高官,以及與他過從甚密的「壞蛋」,絕大多數都有氣度,一笑置之。否則,天天要反駁,天天上法庭,惱了別人,更苦了自己。政壇的公眾人物要多學習一些幽默、一些自諷、一些反省、一些謙讓。

《別鬧了,登輝先生》一書是由資深記者陸鏗與馬西屏兩位,訪談宋楚瑜、林洋港、郝柏村、王作榮、徐立德等關鍵人物對李登輝看法的紀錄。

書末附有一篇我寫的「回顧與論評:自認『萬能』到公認『萬萬不能』——從1990年對李總統直言談起」,本文摘引其中一些要點:

如果李先生認為他是「錯用宋楚瑜、錯愛連戰、錯挺馬英九」,那麼經國先生的一個錯就是錯選了李登輝。

再退一萬步說,如果政局如棋局,卸任的政治領袖能夠做到

——不從旁布局,以示超然;

——不從旁攪局,以示自律;

——不從旁破局,以示智慧。

那麼,這至少是李登輝強人政治的終結,一個令人嚮往的法治社會的開啟。

可惜台灣第一位民選的總統,在退休以後,從未放棄布局,從未鬆手攪局,也從未覺察自己正在破局。

如今他又重披戰袍,衝鋒陷陣。回想起來,從破壞憲法體制、兩岸關係惡化、全球採購軍火第一小國外交、黑金政治、政風敗壞、法治殘缺,到公共設施嚴重欠缺、生態保育不受重視、土石流、淹水……無一不是他十二年的「政績」。

十二年的執政,實在是一段夠長的時間。英文中的「Enough is enough」可以提醒任何一位所謂使命感太強、所謂自信心太足的人:墳墓之中不都是埋葬了一個個自認為不可或缺的大人物?

讓我引述幾篇在《遠見》發表的文章,做一次回顧。

1990年的文章:對他執政兩年後的直言

(一)不做強人:

1990年,當李先生被提名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後,在該年2月號《遠見》的「不要李登輝時代,只要李登輝政績」一文中,我就寫著:

「在當前蘇俄也在走向民主改革的時候,我希望苦難的中國,海峽兩岸經過半世紀的人治之後,不要再出現『強人』。因此當『李登輝時代』這種凸顯個人強勢的名詞,最近不斷出現在媒體上,令人憂慮。」

(二)四項「信任危機」

1990年3月15日,當林洋港與蔣緯國兩位退出「候選」之後,我在該月《遠見》「讓更多的人背負十字架:李登輝的最大挑戰」一文中率直地指出:李總統有四項「信任危機」,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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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強人」作風:如跳越制度,直接指揮「亞銀」運作的例子,使一些閣員心目中,總統在兼行政院長。

(2)政策方向模糊:重大決策上有時表現得極有彈性,如接受「來自台灣的總統」;有時表現得極有興趣,如與小島建立外交關係;有時又表現得相當冷淡,如推展大陸政策。

(3)缺乏圓熟的政治智慧:六年左右的台北市長與省主席的歷練,仍然無法提供足夠的圓熟。如在別人面前,不留情地指責重要首長;又如一個重要職位,同時答應給幾位不同的人。

(4)胸襟不夠寬大:在過去與他共事過的人,如曾有芥蒂,則會毫不留情地被調換職位。

(三)五項建議

文中也同時向李總統提出五項建議,原文如下:

(1)為了樹立千秋萬世的民主基石以及證明「無一己之私」,宜儘早放棄黨主席,專心做國家的元首。

(2)為了再證明自己反覆所說的「無一己之私」,在今後的重要人事安排中固然不需要刻意地安排,但非國民黨籍、非本省籍,也不要刻意地排斥。

(3)為了使台灣能適應轉變中的國際局勢與大陸變局,推展彈性外交與制定前瞻性的大陸政策是並行不悖的。

(4)所有擔任要職的政務官,要以政績而不要以個人喜愛、家世等,獲得任命、獲得留任。借重天下之幹才於內閣,才是「李登輝政績」的起步。

(5)最重大的挑戰是要在六年總統任內,為國家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制度。

(四)三件不能做的事

文章中出現了最後的提醒:

現任的總統與黨主席擁有眾多的資源,其中有三項是千萬不該運用的。如果左右的人,不經總統同意擅自使用,這是可怕的濫權,會產生可怕的後果:

(1)以情治單位的力量,透過監聽、跟蹤等方式來掌握選情。

(2)接受財團的巨額捐助,做為競選本錢。

(3)提出會產生後遺症的承諾。

1992年的文章:執政四年後的期許

在該年11月號的《遠見》,我以「展現李總統的最佳時刻——做一位民主萌芽時代的偉人」為題,提出了他應有的五項自我期許:

(1)做全民的總統。

(2)做治國理念的推動者。

(3)做一國的道德領袖。

(4)做憲法體制內五院間爭執的仲裁者或大傷痕的癒合者。

(5)做國家利益的維護者。

1996年的文章:「再要李總統做四年嗎?」

在該年3月《遠見》的文章中,我「很勇敢地」公開不贊成李總統再尋求連任。

在《遠見》文章的結論中,我寫著: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最近對李總統已有嚴厲的批評。他說:『李登輝很多言論已經喪失了知識分子的誠實。』『八年執政的結果,只看到『權力的驕傲』。』『其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該是退休的時候』。」

2000年3月的總統大選,果然政黨輪替,民進黨的陳水扁先生當選。當選後在「新總統的歷史性機會」(《遠見》4月號)一文中,我指出:

「李登輝執政十二年的最大成就是『民主化』,但也就是在民主選舉中,受累於黑金的持續擴散,選民埋葬了他所領導的國民黨政權。與其說他是『和平移交政權』,不如更正確地說,他終結了國民黨。」

在1999年9月號《遠見》中,我討論到「領導人的領導風格」。這篇在李先生退休前八個月的文章中,我提出了內心的奢望:

「即將退休的領導人,對國家最後的貢獻,不是憂心忡忡地安排後來者,要在他預設的政策軌道上亦步亦趨,而是放手相信新領導人會有他的政治智慧,開創新局。在夕陽餘暉中,元老政治家最痛苦、也是最珍貴的決定,就是放棄再做激情的演出,然後一無牽掛地,像徐志摩揮別康橋,「不帶走一片資源」,這該是何等高貴的示範!

可惜兩年前那句「放棄再做激情的演出」,對李先生沒有產生絲毫的影響。李先生居然再度跳入政治,而且也讓國民黨史無前例地撤銷了一位前任黨主席的黨籍。

這位擔任過十二年任期的國家元首,在位時,認定自己是「萬能」;卸職以後,做了公認民主國家退休元首「萬萬不能」做的事。這真是「獨斷性格」的悲劇:把自己陷入不忠,把社會陷入不寧,把兩岸陷入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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