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個家鄉
魯迅曾經寫過：「凡是我住過的地方，就是我的家鄉。」這樣說來，我有三個家鄉：上海、台北及河城（在美國威斯康辛州）。
童年在上海，青少年在台北，成年以後在河城。從大都市到大學城，所住的地方人口愈來愈少；從本土到他鄉，所住的地方愈來愈遠。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齡，不同的人生經驗；但我對這三個家鄉有著同樣的偏愛。不同的是：河城擁有生活的品質，台北擁有奉獻的空間，上海擁有尋根的幽思。
引申來說，家在美國、心在台灣、情在江南。撥動鄉愁的是江南，誘發回歸的是台灣，可以在安全港拋錨的是美國。
（二）回到上海
我生在南京，長在江南。十三年在大陸的童年，除了南京、蘇州、江陰外，八年在上海。上海話是我的家鄉話，但我在家中一直講國語。幾十年沒有講上海話，回到上海，似乎並沒有忘記太多。
1949年3月從上海吳淞江口搭海張輪來台時，我是復旦中學初二的學生。復旦中學的創辦校長是李登輝（同名同姓），一位受人尊敬的教育家，幾年前我們發起為他興建一個紀念銅像。
此後的半世紀，十年在台灣，由初中到大學：另外的四十年，主要在美國讀書、教書與寫書。
回顧一生，居然在美國的時間這麼長，在中國的時間這麼短。幸好近十多年來，我花了不少的時間在台灣，一些時間在大陸，做我最歡喜的事——透過文字與演講傳播現代的觀念。上海的三聯書店於1999年5月出版了我的《建構一個乾淨社會》，算是回饋家鄉的一個心意，其餘的五本書都是在北京出版的。
再回到中國這片土地竟是三十九年後的1988年。中國（以及上海）的改變，在這近四十年中，體制上不能說不大，生活上又不能說很大。回到童年時代中，最熟悉的上海（特別是外灘、靜安寺路、徐家匯），不僅一切依舊，並且更顯得蒼老，那是一種沈痛的失望。
可是自1992年後，上海的持續開放及各種建設，居然使「舊」上海已經脫胎換骨變成了「新」上海。
2001年5月是我第十一次回到上海，這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新上海，令人興奮、驕傲、難以置信。一些在上海投資的台灣朋友及外商，都盛讚近年來的硬體進步，以及生活條件的改善。當我有一天退休時，上海會變成我很喜歡去做客的地方。
雖然每次只有幾天的停留，但感受到上海已經擁有了一個國際都市的架勢，放射出一股龐大的吸引力，展現了全面發展的潛力。當我在交通大學演講，被問及上海可以在二十一世紀扮演什麼角色時，我的答覆是：「在經濟、貿易、金融、高科技等方面，上海當然要扮演不僅是中國，更是亞太地區的樞紐角色。這是一條漫長的路——要做更大的投資，要做更大的開放，要吸引更多的人才。」經過一絲猶豫，還是直說，「近十年來上海的進步，快過上海人的進步。」
（三）上海人
提到「上海人」的進步不夠快，自然就會想到余秋雨先生筆下的「上海人」。余先生寫著：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全國都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上海人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會媚外；上海人有大家風度，卻沒有大將風範；有鳥瞰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最後，他歸結：「上海人有一種冷靜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靜。」
如果大力改建一個衰落的城市需要二十年，那麼全力提升一個城市居民本身的品質又需要多少年？
當自己經歷過了東西方社會的落伍與進步之後，我的觀察是：唯有個人的不斷進步，才能帶動社會的持久進步。
最後歸結起來：上海在二十一世紀的前景，就要看上海人民自身的提升；上海人民自身的提升，就要看人民的自覺。
（四）新舊上海
我的「上海經驗」前後跨越了半世紀。
我記得1948/49撤退前混亂的上海；我也記得1988年初次回來時見到的破舊的上海；此刻我更記得在今年5月見到的飛躍的上海。這個經驗揉合著歷史記憶、鄉土情懷與恨鐵不成鋼的疑中留情。
台灣讀者所要瞭解的上海，不需要這樣錯綜複雜。透過本書作者李俊明的文筆及觀察，以及《遠見》攝影記者所攝取的鏡頭，正就是這樣較單純而又清晰地記錄了上海。
在《驚艷上海》這本書中，讀者仍然可以快速地領會到這座變化多端的城市，既新潮又守舊，既自負又包容，既東方又西方。它曾經充滿了紙醉金迷的誘惑，它曾經是夢寐難求的十里洋場，它曾被譽為東方的巴黎，又被形容成褪色的明珠。二十一世紀的上海又被期盼是一座「不朽的繁華之都」，矗立在東方之東。
像任何一個國際大都市一樣，再好的一本旅行指南，無法呈顯出它的全貌。要「瞭解」一個城市，是要用雙眼去看，雙腳去走，雙耳去聽；要「欣賞」一個城市，就要靠閱讀，瞭解其滄桑；就要靠建設，構思其未來。歷史的脈動提供了縱的線索，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橫的想像。
我自己的「上海經驗」似乎顯示：要看近代中國湮沒的輝煌，就來看「老」上海；要看未來中國輝煌的重生，更要來看「新」上海。
（五）餘話
近幾年來每次從台北飛往上海，腦中總浮現著：「上海又有什麼新進展？」；每次從上海飛回台北，腦中總浮現著：「台北又發生了什麼新爭論？」在毛澤東時代，當大陸日日夜夜在搞鬥爭時，台灣日日夜夜在搞經濟；過去十年，上海天天在搞建設時，台灣天天在搞鬥爭。
上海市長徐匡迪在1996年秋天首次接見台灣媒體的專訪，對《遠見》雜誌記者許彩雪說，「上海的競爭力，主要是人才和科技的優勢。」（《遠見》雜誌1996年11月號）正是這股優勢，掀起了今天台商另一波的上海投資潮。
當台北與上海都在趕搭「城市國際化」的列車時，專家們提出了一個比較，「跑百米，台北贏；跑馬拉松，上海贏。」我希望有一天事實證明：不論是百米或萬米，兩個城市都不分高下，同時獲得金牌，把兩岸雙贏的理念從台北與上海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