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待清償的債務——一九九七年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台灣雖然是一個（未受波及的）特別案例 ，但如今她看起來似乎不這麼特別了 。」英國《經濟學人》二○○○年十一月初一段短短的小標題，吸引了台灣的注意，「中國人將開始準備過農曆春節。在古老的傳統下，這也是債務清償的時候，資金將變得更緊縮——台灣也許將進入危機。 」結論下了大兇的預言，瞪大了眼的台灣人陷入一片嘩然。
壞消息還不只一個。果然，總是能跟上媒體節奏，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出刊的報導，台灣股市十三日星期一一開盤就應聲重挫。接著，美國《Business Week》與《紐約時報》也相繼報導台灣的金融逾放比率，比官方統計數字要高出兩、三倍，金融體質惡化的情形將使台灣陷入本土型的金融風暴；同時標準普爾又在十二月初調降台灣的國家主權評等。
一時間，彷彿這個年還沒過，台灣就要沈淪了一般。政府的反應讓人看不出是非真相。雖然一邊罵大家迷信國外媒體，政府部門一邊卻也一個接著一個地丟出金融改革的方案，先是表示逾放計算將比照國外標準，又快速通過金融合併法，配合學者提出幾項合併構想建議，然後是資產管理公司、金融控股公司法等等重要議題快速在檯面上討論。
台灣會不會發生金融風暴？從這樣戲劇性的變化可以觀察出來，即使不是暴風橫掃，至少也是強風猛刮；台大財金系教授黃達業說，就算過年沒事，到了四、五月展延還款紛紛到期，要逃也逃不了，「我知道的就有幾家問題銀行年底或之後一段時間會倒。」
金融體質每下愈況
台灣的逾放比有多高？官方的數字已經可以看出逾放成長相當快。根據財政部金融局公布的數字，截至二○○○年九月底，台灣整體金融逾放比為六‧二五％，其中，基層金融機構逾放比高達一五‧五七％，本國一般銀行則達五‧五一％。由歷史逾放數字看來，五年來，金融機構的逾放成長相當快速。（見一五八頁表一）
學者的數據和財政部的說法有相當大差距。黃達業表示，國內的逾放計算標準較國際標準寬鬆，再加上國內的金融機構經常以貸新償舊或是分期列帳的方式隱藏逾放，因此實際逾放數字要比帳面數字來得高出很多。
從黃達業的計算方式來看，也許國外期刊估算的數字並沒有誇大其辭。根據他的計算，以中信評等公司公布的二○○○年九月底問題資產比率一○％為計算基準，再將隱藏逾放以及企業展延貸款等加入，並且將三個月來股市下跌幅度所造成的加速效應計算進去，二○○○年十二月底台灣的逾放至少在一三％到一四％之間（總金額約新台幣一兆八千萬元以上），比官方的本國一般銀行逾放比五‧五一％高。台灣的金融體質每下愈況不是新聞，「逾放問題嚴重不是今天才發生。今年五月的時候我就已經提出警告，可是沒人在乎，現在等國外媒體說了，大家才相信，」黃達業苦笑著說。
和一九九七、九八年發生金融風暴的泰國比較，台灣的逾放比率沒有那麼令人擔心。世華銀行董事長汪國華表示，九八年初發生問題時，泰國最大銀行的逾放比數字是四五％。台灣比起泰國，沒那麼嚴重的問題，反倒是與沒有發生金融風暴的日本差不多狀況。日本當時的官方數字是六％，非官方數字則為一五％到二○％，和台灣現在的情形相似。
立委朱立倫認為，台灣由於外匯存底實力依舊雄厚，因此不會發生如九七年東南亞般外匯型的國際性金融風暴，卻有可能因為銀行逾放爛帳太多，以及股市泡沫破滅，而發生使日本一蹶不振的本土型金融危機。
不過，汪國華認為，不能單從逾放數字就將台灣跟日本做類比。理由有三，第一，日本發生危機時，有相當多的損失是由於在國外的不當房地產投資造成；台灣的損失卻多在國內，外匯實力仍舊雄厚。第二，日本銀行的利差太小，甚至到零；台灣現在至少都還有二％至三‧五％。第三，日本因為國外的損失造成經濟受傷太大；台灣經濟實力還保持在一定水準上。
房市、開放過多銀行為主因
台灣的逾放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房地產市場的大起大落與民營銀行開放過多，是金融逾放激增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也說明了政策錯誤與企業投機心態如何影響市場，又如何將台灣的金融體質一步步推向險境。
房地產搶建風潮與緊接而來的房市低迷拖出一堆償還不出來的債務。
然而，為什麼銀行會通過這麼多明顯還款風險高的貸放案？學者表示，就在房地產搶建風潮的同一時期，正逢財政部開放民營銀行成立，開放民營沒什麼不對，壞就壞在一次開放十五家，市場供給突然增加，競爭激烈的結果就是授信品質低落。台灣銀行有多少，汪國華說，「五十三家，排名世界第五，這算不算多？」
土地銀行授信審查部經理蘇松輝表示，建商多採高槓桿財務規劃，而一般新民營銀行為搶生意，也不管這麼多，甚至長期貸款都用短期的商業本票方式貸放出去，當然會有很多錢收不回來。
新銀行在專業能力不足的狀況下，加上市場飽和與利潤低，經營相當困難。黃達業認為，授信品質良好的客戶老早就被老的公營或轉民營銀行吃下，新銀行的經營立足點原本就先天不良。
另外，銀行增加，存款戶卻不見得增加，新銀行唯一能夠吸引新客戶的方法就是縮小利差，提高存款利率。最後一個也是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新設銀行多為財團型銀行。「這麼高難度的業務沒有專業知識能力做得來嗎？他們設銀行的動機原本就不純正，」黃達業相當直接地說，很多舊財團沒有經營金融業務的專業能力，一開放就興沖沖地要當銀行家，順便跟其他財團合作做交叉授信的勾當，如果說現在出問題，也是活該。
貸放品質過於草率
銀行的授信態度過於草率，與房地產業者的投機心態恰恰為逾放節節升高提供了一個絕美的溫床。不過，還有另一個散布在全省各地的金融畸形怪物附著在台灣的金融體系上，成為金融體系的一個大毒瘤——農漁會信用部。
原本輔導農漁業業務的機構底下再掛個農漁會信用部，這樣的畸形結構成為政治力介入的最好入口。農漁會信用部的逾放數字從民國八十四年開始，五年來呈現五倍的成長，平均一年成長一倍。「民國八十四年開始民選總統，當然從那年開始迅速惡化，」黃達業直截了當點出不成熟的政治直選環境，如何給地方黑道仕紳勒索、掏空全民資產的機會，「選舉時掌握地方勢力就掌握票源，因此，為了鞏固票倉，選舉過後的農漁會總幹事職位就是最好的回饋資源，」黃達業說。
一位不願意具名而熟悉基層金融業務狀況的從業人員表示，有在農漁會信用部待過的行員都知道，農漁會信用部貸款出去其實根本就不用授信審查的過程，「總幹事叫你貸就貸，你敢說不嗎？他不只是你老闆，還是地方角頭老大耶！款子收不回來，要跟誰催收？難道跟老闆催收，」這位從業人員表示，這樣的情形遇上房地產地皮炒作市場正熱，地方黑道既是地方土地的擁有者也是融資管道的操控者，地皮炒完了，錢賺夠了，剩下的，政府、全民去想辦法承擔吧！
農漁會總幹事只是可以指出名來的嫌疑犯，還有更多是躲在後面的黑手。「你看那個吃相太難看，結果問題爆發出來的東港信合社，背後不就是立委搞鬼嗎？最後不是要台銀去接收，吃虧的一樣是奉公守法的好銀行；被吃掉的還不就是納稅人的錢，」這位站在第一線的從業人員痛心疾首地說，「那些立委每次上電視就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私底下，又是另一個嘴臉到處施壓關說，我們又能怎樣？每次一想到，我就覺得好噁心！」
政府對企業的紓困政策也是高逾放的共犯之一。一九九八年地雷股爆發之時，出問題的企業還不出貸款，政府就叫銀行展延貸款，不然就是貸舊償新，問題好像緩和下來，股市又回復欣欣向榮，然而，這不過是把問題延後罷了。「那個時候說是為了防止發生金融風暴，結果問題愈拖愈大，貸放品質不好的金融機構被拖累是活該，你去救它才是真的把大家都拖下水，就像現在這樣，」一位學者認為。
三把刀：股市、景氣、不安
逾放過高的問題存在已久，老早就開始討論了，但為什麼到今年，這個問題卻突然變得迫在眉睫呢？政治經濟面的不安才是點燃金融風暴的引火點。
「逾放高只是金融風暴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黃達業簡單點出了現階段討論金融危機的迷思。
逾放數字的高低代表金融體質的好壞，逾放嚴重，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高，發生流動性不足的系統性危機機率就提高。黃達業繼續補充說明，「東企銀、高企銀的逾放高達二○％以上，也沒怎樣，怕的是一旦群眾信心不足，跑去擠兌，那就真的引發流動性不足的問題。」信心不足的問題是現在進行式。
朱立倫說，「政治不安、政策方向不確定、民眾懷疑政府的施政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沒有信心，資金自然會外移。投資人對未來的風險預期提高，股市當然會下降。」
政治影響社會上的心理氣氛，更在經濟因素的化合下，直接侵蝕台灣的經濟實力。在準備躍上國際舞台之際，政府沒有領導台灣尋找未來定位的魄力與實力，台灣的前途堪虞。
「這段時間正好是全球產業結構正在重新調整︵restructure︶，尋求新定位的時候，」朱立倫表示，「過去，台灣從傳統產業的生產中心轉變為高科技設備製造中心，這些都不是偶然的，我們隨時都要準備轉型，」朱立倫進一步指出，國家愈發展，土地、勞工、水電的優勢不再，可是政府在進出口的便利性和租稅法令的優惠上又處處呈現反商態度，企業不再認為台灣是可以投資的地方，「那你告訴我，台灣要定位在哪裡？」
「要解決問題得先搞清楚問題在哪裡，」朱立倫認為，台灣的金融亂象原因複雜，在政治與經濟雙方面的相互作用之下，整個金融體質存在著深層的結構性問題，逾放比數據只不過是呈現出問題的嚴重。要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檢討金融體制的缺失，加速金融改革是一個徹底改革體質的方法，可是更重要的當務之急是恢復信心，「把股市、景氣還有政治不安的三個問題解決，台灣才救得起來，」朱立倫說，「不要急著輸血嘛！又是紓困又是展延的，搞半天都沒發現這個病人背後插著三把刀。」
兩岸政策明確，儘速三通是台灣總體經濟信心復甦的另一粒救命丹。投入金融業四十三年，看盡台灣近半個世紀金融與經濟轉變的世華銀行董事長汪國華認為，台灣不會有金融危機與成為菲律賓第二的危險，「台灣要金融風暴不太可能，頂多就是大家日子艱苦點罷了。」台灣發生危機的隱憂在於兩岸問題的疑慮未除，商機不明，「三通是解決問題的希望所在，解除大家對於戰爭的疑慮，台灣人很有韌性，問題不會太大，」汪國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