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義忠：不要用「賣點」決定一切
我感覺到這個時代蠻「消費走向」的，最普遍的現象就是我們的價值觀念和傳統的完全不一樣。我個人最憂慮的是，我們已經喪失了很多東西，在以往我們認為很嚴肅的東西現在都已經被輕鬆化了，例如以前覺得感情是很可貴的本質，現在似乎已不這樣看了。
在「消費走向」的時代，幾乎什麼東西都要看有沒有市場來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價值觀念已經失去了原則性，隨時在動搖、混淆。這個時候，我個人最擔憂的是：我們不曉得什麼是最值得追求或最重要的。
創造出來的慾望
不管以前多好的東西，到了現在，都變成以有沒有「賣點」、有沒有需要，及有沒有人接受來決定。所謂的需要、接受，也和以前不一樣，因為現在一切講求有沒有市場。現在連人的慾望都是被創造出來的，有一股力量在推動，讓你知道你需要什麼、有什麼是你所欠缺的。如此一來，我們可能被推銷了我們並不需要的東西，也被灌輸了錯誤的觀念。
這種現象並不只是在台灣，所有的商業社會都會發生這種問題，我想美國也是。現在經濟學者被認為是時代的代言人，在以前也許不是。我記得九月號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提到索爾貝婁的最新小說「更多人心碎」。在記者採訪他時，索爾貝婁曾經表示，像傅利曼似乎認為在商業時代裡，個人的自私是推動整個社會進步的原因之一。他說：「我的老天啊，我們需要這麼多文明的自私來決定我們的未來嗎？」
人的自私都會被當成促進成功的正常天性，其出發點和運作，都會形成很嚴重的問題。現在這種工商業社會裡，經濟操縱了我們的演出，塑造出一些「英雄人物」。
價值混淆的社會
事實上，這是全球性的問題，只要是資本主義走向的社會都會發生。日本大約在十年前就有「暴走族」，台灣現在有飆車問題，美國在五０年代也有類似的情形，而且更兇悍。他們是比較個人英雄主義，我們的飆車則是傾向於群體，這群年輕人似乎是在反對什麼，他們把所有的氣都出在跟他們有對立關係的人身上，例如警察。
這些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經過程。據我瞭解，資本主義一個基本的觀念是「找出需要給予滿足」。這很恐怖，如果真的有需要而被找出來那還好，如果這需要是空的、不落實的，是被創造的、誤導的，那我們不是在「不需要」中循環嗎？
在這種循環裡，一定會出現問題，因為人們會把「滿足需要」，和以前所謂的「人應該忠貞」等等視為同樣重要，倫理觀念也都搞混了。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有和動物下一樣的地方，動物是有需要給予滿足，牠就乖乖的，而人不同，人應該是自理想、有抱負、有關心的。
大家在這種價值混淆的社會，要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堅持原則的要求，已經很難了，因為我們很不容易去看清事實與假相。
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那裡，我們自已要分辨清楚，看這個東西是不是我所要的。這個分辨能力和以前分辨是非善惡的參考依據不大樣，我還不曉得是什麼。
現在有一個隱憂：究竟教育是在教育我們什麼？學校教育是在教你考上大學，當你考不上大學的時候，又會鼓勵你社會就是大學，叫是社會教我們什麼呢？可能教的是你如何在這社會中生存下去的辦法。我個人覺得很恐怖。
農村也在改變
十多年在全省各地攝影，讓我覺得以前鄉村的人沒有想到他們的生活情況不好，只是很認命的過活，那種人生觀有以承受很多苦難。
那種人整觀是好是壞我們姑且不論，但我很明顯的發現地們的轉變。現在他們慢慢知道比較；為什麼我那麼窮還要繳稅，那些有錢人好像沒有繳什麼稅？他們就會逐漸把自己的經濟情況歸諸於外力。以前他們種多少東西，拿到附近市場賣就好，現在不一樣，還要透過中間商、農產產銷制度，我知道嚴重時產地價格和我們消費者吃到嘴裡的價錢，差距是四十倍。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問題，也是由於市場運作方式的不一樣，農村社會的生活方式也跟著改變，他們開始不平、憤怒。而農村的這種「進步」，也使他們的價值觀念改變了，覺得自己那麼辛苦，卻賺不了多少錢。如果這個社會的制度健全的話，他們種菜得到應有的利潤，就會很甘心的種菜。現在是生產者、消費者吃虧，當中的商人佔便宜，所謂的「逼死你死」(business)。
現代人容易感到挫折
這就是都市把鄉村抽空了。都市人不會感激生產者，所以現代人特別容易有挫折感。
在現在這種工商業社會裡，最大的教育力量就是來自於傳播界。例如我看了雜誌上的一篇好文章，就可以感動我做很多的反省，這是很好的教育。因此，我們應該稍微平衡一下，沒有「賣點」的東西要稍微肯定一下，不要用「賣點」來決定一切。
(阮義忠為攝影家．楊孟瑜整理)
陳映真：我們喪失了中國焦點
我以為目前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四十年來，我們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中喪失了歷史，喪失了中國的焦點。
從一九五０年台灣編入世界反共圍堵戰略線之後，國土分裂，民族離散。這以後的三十七年中，台灣的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都在國家分裂的架構下完成。我們的學術、文學和政治，也都在國家分裂的框架下發展。久而久之，「我國」人口不知不覺間成了「一千八百萬人」而沒有人引為怪事。大陸中國成了異國，大陸同胞成了異族。
台灣的經濟長年來把大陸市場視同不存在；政治則不論朝野，莫不以國土分斷的永久化和固定化為宗旨；藝術文學的劇作，從來不考慮目前作品在百千年後中國統一之日，於中國文學藝術的傳承中的意義。科學研究、學術著作，也多以當前偏安之格局著手。越來越多都市年輕人和文化人，公開表白他們對中國大陸毫無情感。
國際冷戰心智、長期僵化了的反共宣傳，中共政治和權力的退行化，是造成台灣整個世代喪失民族自覺和民族主體性的原因。在國家分斷的歷史下喪失了歷史的台灣，在反共主義的延長線上，終於出現了反對和疾視中國、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和中國人的所謂「分離主義」。
至少在台灣海峽，國際冷戰架構，從七０年開始重編和鬆弛化。台灣近年的民主化改革、探親之開放、大陸書刊的逐步解禁，皆有助於海峽兩岸和平結構的展開。
我們期待海峽兩岸皆能痛定思痛，在民主主義基礎上大力推展民族統一運動，使分裂的國土和離散的民族再度統一，結束民族相敵和全民族的創意及英智因敵對而抵銷渙散的歷史。
(陳映真為人間雜誌發行人)
曾昭旭：中國人失去了教養
我覺得最可憂慮的是社會上普遍瀰漫著一種不良的心態，我稱之為「消費有心態」。
消費的心態，就是對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都心存利用而不珍重、愛惜、尊敬，「利用」還是個比較中性的字眼，說嚴重些，就是「剝削、耗損、消費」。消費就是「用完就扔掉」。
如果抱持著消費的心態，我們就不會顧慮外在的事物美不美，能不能長久存在；因為反正是要丟掉的。在這種心態之下，許多事物就從有尊嚴、有價值、有地位的身份，被轉換成廢物，轉換成垃圾。所以今天才會垃圾充斥，包括物質垃圾和文化垃圾。
人類的活動有一些的確是臨時的消費活動，但有一些則具有永恆的意義：如讀文學、藝術作品時應該咀嚼一下，得到一些啟發領悟，不該讀完就扔掉。但現在人們把藝術品也看成消費品，從事藝術活動只是為了找一時的刺激；因此只看表面可以哈哈一笑、供消遣的部份，不問內含的意義；連帶的把藝術家、作家也視為消費品，去看他只為滿足好奇、打發無聊，並無敬意。
最近甚至流行到連學者也要變成消費品，凡是「明星學者」、「熱門學者」，到處都要請他。很多雜誌社也因為有龐大的消費人口，而被逼參與剝削學者－－儘管他沒有時間，精力過份透支，學問不再長進。我們的社會變成一個最會糟蹋學者、作家的社會。先把他炒熱，弄到後來真的油盡燈枯了就丟掉，再去挖掘新的偶像，龐大的社會需要，會把人的精力、才華迅速吸乾。
挺嚴重的是，連最親愛、最不該成為消費品的「情人」，都漸漸變成消費品了。要「消費情人」，所以不斷扔舊的、換新的，做感情遊戲。
心靈被糟蹋利用
人與人之間互相剝削、利用、併吞，就是所謂「人吃人」。當世界變成人吃人的世界，人們偶而表現出來的一點愛心、關懷、善意，都仍不免被人利用糟蹋，一旦心靈受到「糟踢利用」的傷害，就越不敢把真正的誠意拿出來，於是社會越來越冷漠。結果都市從表象來看雖是文明、遠離蠻荒的，但本質上還是人吃人，還是個蠻荒，還是個叢林。我們可稱之為「都市叢林」。
當社會比較貧窮，人們的消費能力僅能夠消費白米飯、開水，而沒自能力從事更多的消費時，消費心態還下致於造成「人吃人」的罪惡。但現在從外在來講，人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強，有錢去購買別人的肉體、靈魂；消費心態表現成行為時，就可能造成人吃人的罪惡。所以耶穌才會說，富人要上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從內在來講，這是因為人們缺乏教養、良心荒蕪、變質所致，是一個世界性文化失調的問題。
由於文化失調，社會的價值觀變成多元、多軌，互相衝突、重疊，形成從社會到人心的下安定，反映出人生命內部價值的迷失、愛的迷失、良知的昏昧，因為長久以來，人們缺乏真正的人格教養，使人的生活只維繫在外在的軀殼上。
中國人從滿清入關開始，就失去了教養。滿清用高壓懷柔的手段對知識份子進行鎮壓，結果使人文精神教養的活水源頭中斷，只能靠過去兩三千年留下來的禮教規模來維持社會秩序－－這基本是一種「吃老本」的型態。
道德力量全部垮台
民國成立，五四運動之後，在西方文化強大的衝擊之下，則連這尸居餘氣的禮教也崩散了，使得維繫中國人教養的道德力量全部垮台，而導致今天世衰道微的現況。
其實現在社會還能夠維持一個大體的秩序，在底層所靠的，恐怕依然是一些殘留下來的老本。因為新的西方式法律的客觀作甲還沒有充份建立起來，仍舊依靠著傳統的人情及家族倫理。當然，由於所靠的是一些殘餘的力量，種種弊端也從此衍生。
就現象來講，這是過渡的，因為歷史本來就是辯證的，進三步退兩步、當它退兩步，往下掉時，這種功利的、消費的、剝削的心態就會浮現出來。當年孔孟老莊已看到這現象，所以才有「義利之辨」。「利」就是消費心態，一切人事物部是為了滿足「我」的自私動機而存在的犧牲品，「我」是唯一被關懷的對象。
而「義」就是「仁愛」、「博愛」，心情上是愛人如己，把所有與我相遇的人事物，都跟我一樣平等地列入一體的考慮。不只是人，連物跟我部是平等，不能為我而被犧牲、被糟踢。這就是愛物惜物之心，也就是「仁義」，是決定我們整個人生、社曾情調究竟是上揚或下墜的關鍵。
雖然這是過渡期，但一定要有越來越多的人反省這種自私重利的現象，尋求解答，才可能扭轉。更需要越來越多有良心自覺的人參與社會機構的運作，社會才能成為一個良心的機構，否則徒法不足以自行。
長遠地看，解決辦法是謀求教育改革。但在治標上，我覺得應該從整頓司法、政治的風氣著手；政治和法律畢竟是社會機構裡最強大而立即的力量，能最有效地解決明天的問題。
(曾昭旭為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洪淑惠整理)
阿盛：別以為經濟進步就夠了
我們的教育，不論是社會教育或學校教育，一直都有很明顯的「唯功利」傾向。政府總是強調經濟如何如何，過年時蔣經國總統也在電視上恭喜大家發財。似乎大家都只有一個方向，老百姓的思考一直被引導去賺錢，賺錢之外呢？
為什麼我會特別擔心這種情形？因為幾乎所有的價值觀念錯亂都是從這裡出發。
是不是應該有人告訴我們，在金錢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也值得去追求呢？
社會價值觀偏差
從現在的社會現象可以看出來，以作家、藝術家來講，有的人認為他們之所以社會地位不高，是因為賺不了多少錢。文人、藝術家一向窮酸，大家總認為如此，那麼，如果他們不窮酸，是不是社會地位就高一點？
許多很敬業、很努力在從事一些值得尊敬的事情的人，並沒有受到社會相對的尊敬，這就是整個社會慣值觀偏差了，為什麼致力文化事業的人不受尊重？為什麼演一場戲劇要被抽稅，要被當成生意人來看？
政有也經常以「治術」來利用文人、藝術家，把這些人拿出來當「樣板」，表示我們也很注重文化藝術啊！事實上你到文化中心去看一看，就會知道那算什麼文化中心。蓋音樂廳和國家劇院，事先也不徵求藝術工作者的意見，當官的怎麼決走就怎麼做。當官的未必懂文化，他沒有這方面的認知啊！蓋國家劇院，不請藝術家來商量，這是不是瞧不起他們？是不是認定了他們沒有社會地位，不能講話？
太過功利即是病態
假如這種現象一直發展下去，台灣可能會很「香港化」。「香港化」就是一種被殖民心態，反正也不求長遠，能賺錢就賺，能撈就撈，到時候該走就走，口袋裡有錢就行了，還搞什麼藝術文化！那些「東西」靠得住嗎！
難道時代進步就一定要這樣子？我覺得太過功利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病態，這才是真正值得所有住在台灣的人警覺改善的重點。
政府最好不要有意無意的過份強調經濟掛帥，這真的是不太好，應該把經濟成就當作一件平常事來看，不要那麼誇大，否則會造成誤導。
社會大眾最好別以為只要經濟進步就行了，大家吃得好、穿得好就行了，大家應該注意一下那些不應該因為時代進步就無條件被「淘汰」的東西，諸如倫常道德，這麼說，如果有人認為太迂，那麼，請恕我無禮，我要說，膚淺的人才會如此認為。
(阿盛為作家．楊孟瑜整理)
李亦園：我們的問題在目標不夠清楚
在我看來，人家樂、飆車、色情都是枝節的問題，在社會比較正常時，就會自然簡化。事實上，如果社會不把這些現象「特別化」，不故意先制止它，故心引起一些反應的話，可能不會那樣突出。
而我真正感到憂慮的是，因為整個政治不夠民主，或是還沒有真正跨進民主，所帶來的一些特權和特別的人際關係－－強烈的父子軸為模型的關係，這才是問題的根源。
不解決這些根本問題，即使把大家樂、飆車、色情都去掉，還是會有其他不正常的社會現象出現，不過形式不同而已。所以，治本之道還是在於形成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結構；形成自由判斷、自由教育的合理環境。一旦如此，特權自然解決，目前的社會現象便會納入比較合理的管道。
在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目標很重要，怎樣才是最合理的民主？什麼是最適合我們民族生活的基本態度？傳統的價值中那些地方值得保留？
社會缺乏思辨能力
我們的問題在於目標不夠清楚，不知道應該民主到什麼地步，一直在徘徊、懷疑，或者打折扣。比方說，文建會所標榜的文化建設，就沒有勾畫出一幅清楚的藍圖，使得五、六年來，文化政策始終搖擺不定。
照理說，大家樂、飆車是文建會應當檢討的問題，因為文建會一直在精緻文化上努力，卻沒有找出合理的、青少年可以走的道路，沒有落實到社會的最底層。假如六年前訂下肯定的目標，相信今天這些現象至少會好一點。
找出這個目標是政府的任務，同時也是民眾的任務，政府如果在好的、合理的狀況下，可以引導民眾實現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
過去三、四十年來，一方面是政治環境，一力面是危機心理，我們的教育一直只教應該怎樣，沒有教為什麼應該這樣；使得整個社會缺乏思辨的能力。解嚴是一個轉機，大家心態比以前開放了，而開放的意義在於能夠改變一些基本觀念和社會結構。照目前這樣繼續發展下去，反對的力量越來越強，也許互相激盪一下，會越來越開放，但如果我們不做任何改變，反對力量越來越大，社會將變得更動亂，這點當然是我最不願看到的。
(李亦園為清大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陳郁文整理)
吳念真：有錢又俗氣的社會
每次看到學者專家在談怎樣解決大家樂、飆車，我就覺得很荒謬。今天即使你解決了大家樂和飆車，依然很難料到明天又會出現什麼更可怕的狀況。因為整個社會的本質沒有變，這個社會充斥有錢又俗氣的人，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謂俗氣，基本上是人的本質越來越糟糕，所有的人都以利益為著眼點。在追逐的過程中，錢和物質是永遠沒辦法滿足的，而且就不會想到其他，只會用這一點作為人的價值評斷標準，作為一個奮鬥的目標。
人家說暴發戶最可怕，他有錢可以做任何事情，而做的事情都沒有水準，台灣現在就是這樣。你不要跟他談法治，他要錢的時候，才不管法治；因為所有的人不會尊敬你守法，而會尊敬你錢賺得多。
危機來自教育
這個危機的最大來源是教育的方式。不只是學校教育，而且包括家庭教育。爸爸媽媽是怎麼長大的，大概根深柢固如此，再慢慢熏染小孩。他進入學校，學校也沒有給他一個空間去想其他事情、去存放另一個價值。整個教育環境，已經逼使人不得不朝「錢」看。
人在這個社會裡，沒有價值標準，除了爭錢外爭不到其他東西，他只好爭最快的，那就一定會發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沒有了精神導向，他一定會弄最快的來出名。
我覺得現在已經是病態了，這完全不是自然的現象。這社會是有病的，我們一直不承認整個制度是有病的，最後我們一定要付出代價。
有人講，我們三、五年後會改變，我很悲觀，我不相信，我認為就算從現在開始做，也需要二十年以上的時間，教育方式要全部更換。
影響教育最大的是什麼？是政冶嘛！是怎麼樣的政治團體，用什麼樣的心態在辦教育，就可以影響教育的品質。政治氣氛使得教師無法教導學生自由思考、自由涉獵，他們只有一個選擇；順著上頭的意思。因此，小孩子從小就會看人家的臉色做事，長大以後就會說謊。因為只有說謊的人可以生存。
不治病源治病徵
我們知道得肝癌會發燒、會痛、大家樂、飆車就像是這個病徵，而有錢又俗氣則是病源。問題是常吃什麼的人會得肝癌？常抽菸喝酒的，得肝癌的機會就大－－我覺得這就是人的問題，即教育制度的問題，現在社會發燒了、痛了，但醫生還沒診斷出是肝癌。所有的人都避諱去談主要的病源，只談一些病徵。光講病徵是沒用的，今天痛完，明天還是痛。
有人說，在民主改革的過程中，這些社會現象都可能發生，調適過程恐怕要三、五年。我覺得錯了。以前沒有解嚴，硬壓抑的話，雖然不知道何時爆發，起碼可以維持一種表面的平和。現在把蓋子掀開了，很多問題都出來了，出來了就一定要改；而要在三、五年內改好，我覺得不可能。現在比以前更好的機會是，我們可以看到問題在那裡，以前也許看到了也不講。它可能提供社會強烈的危機意識，是一種警告，一種「風暴來了」的感覺。
我不敢給別人建議。就我的經驗，社會出現這些現象，我會站在比較觀察的角度來看，看它為什麼會這樣。我個人是以哀矜毋喜的心態來面對的。
(吳念真為電影劇作家．洪淑惠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