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台灣利用超音波從事肝癌早期發現的第一人，台大醫學院內科教授許金川卻希望下輩子能轉行擔任產科或整型外科醫生，「因為，它們充滿迎接新生與重生的喜悅，而不是準備和病人永別的傷痛。」形容自己「行醫二十二年，已經養成冷血心腸」的許金川，提起肝癌病患之苦，仍難掩黯然神色。
肝病堪稱台灣的「國病」，每年有近萬人死於肝癌與肝硬化，其中九成都因感染B型與C型肝炎。而據估計，台灣五分之一人口為B型肝炎帶原者，三十萬人感染C型肝炎病毒。由於肝炎病毒潛伏體內可長達四十年，而且肝癌初期並無症狀，三分之二的病患都在末期才發現。最不幸的是，他們多數是擔負家計的壯年男性。
三十出頭就從事肝癌研究，許金川深知，這些悲劇原是有機會可以避免，為了「讓民眾不要再枉死」，三年前，他立願從推廣肝病防治知識來挽救國病。
士大夫的天人交戰
但擺在眼前的是資金問題。多年來，許金川薪水大半用於從事研究，家庭生計多靠牙醫太太負擔，並無多餘財力。但後來，兩篇報導為他帶來轉機。
第一篇報導，是法國一個絕症病患的父親，發動民眾捐款成立基因研究中心的故事。由此，許金川產生對外募款的念頭，便邀請四位同事共同投入籌募工作，但進展卻是相當緩慢。
一年後，他無意中從雜誌上瞥見「遠哲教育基金會」的董事名單，發現其中兩位曾是他的門診病人，一位是永豐餘董事長何壽川，一位是東帝士總裁陳由豪。素以「士大夫不言錢」自許的許金川，經過一番天人交戰，才拿起「千斤重」的電話，結果，這兩通關鍵性的電話，順利籌得成立基金會最低限額的一千萬元。一年前，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正式成立。
一千萬的基金孳息，一年不過六、七十萬，只夠聘請一位專職人員。而基金會成立的頭兩天，就湧進了三千多通電話，使得台大醫院的總機忍不住厲聲抱怨。
幸而，許金川二十餘年的人際關係，為他號召了一批得力的義工。
已經退休的護士馬靜德，聽說許金川成立基金會，兩週內找來四、五十位退休同仁，組成醫護諮詢義工會，輪班接聽民眾的詢問電話，因為，「很少有醫生像他這樣不擺架子、主動關懷別人。」馬靜德表示。
另一位義工黃婉瓊，是位擁有豐富舉辦大型活動經驗的退休老師，當許金川透過朋友邀請黃婉瓊幫忙，已經是兩個婦女會義工的她，立刻就答應了：「這個工作非常有意義。」去年，她就為基金會籌辦一場慈善義演，找來多位當紅歌手，連方瑀、吳淑珍等政要夫人都前往捧場。
最近，基金會舉辦一場兩千人免費肝炎篩檢活動，現場動員了兩百多位義工；其中還包括後備軍人，看得台大醫院院長戴東原不禁嘖嘖稱奇。
希望發揮更大力量
而這個基金會的創辦過程中，還有一段感人的義工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許金川的病人林芳如。
七年前，林芳如罹患末期肝癌時，還是年僅十九歲的政大二年級學生，她毅然決定接受手術，切除四分之三的肝臟。在第二次手術之後，她一度遠赴泰北服務，回台灣還領養了兩個小孩。
兩年半前，林芳如在接受第二次血管栓塞治療時，造成肝內膽管破裂，到處流竄的膽汁，穿破肚皮、侵蝕肺部，一躺下來就不斷咳出膽汁。由於背部骨質軟化，壓迫神經，連上洗手間都需要三個人扶持。雖然如此，「她極少哭泣，甚至常常關心我：看起來很累，是不是熬夜了。」許金川對這位不幸在去年八月逝世的忘年之交，有著無限的懷念。
在須靠止痛針才得安寧的人生終站裡，林芳如參與了基金會的籌設。
由於曾經擔任陽光顏面傷殘基金會義工，她熱心提供許金川許多意見，後來她擔任基金會研發組組長，在病榻上幫忙編輯「肝病防治特刊」。媒體風聞這個勇敢病人的事蹟，前去採訪時，她總會請記者；「先報導基金會。」
在林芳如去世之後，基金會聘用了三位專職人員，因為長年在全省巡迴舉辦演講與免費肝炎檢查，非要有專人負責不可。但是財務拮据仍是許金川心頭的難題，「今年還可以應付，末來不知道。」許金川很羨慕部分弱勢團體的基金會，可以用感性訴求募集足夠資金：「以大人生病為訴求，總是很難打動別人捐款。」
另一方面，由於基金會的宣傳效應，許金川的門診病人日益增加，由於不忍拒絕遠道而來的肝腫瘤病患，每每額外多看許多掛不上號的病人，加上繁重的宣導工作，常常忙得疲累不堪。
他最期待的是，這些辛苦能提醒大眾，主動前往醫院接受檢查，發現感染肝炎之後定期追蹤，如此他才能有更多心力從事學術研究的本行，「畢竟，那是我們可以發揮更大力量的地方。」許金川表示。
近年來，由於新生兒都接受B型肝炎疫苗，因此罹患肝癌或肝硬化的比例，四十年後可望大幅降低。但對這個剛滿周歲的基金會而言，這真是個路程迢遙的「階段性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