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０年代的台灣，外表建設層疊，底層暗藏掏空黑手。
不久前，中正機場擴建工程招標前夕，參與投標廠商東怡營造遭開槍威脅，一時之間，競標的廠商被渲染得黑影幢幢。許多業者卻心頭雪亮－－這個事件，恐怕起因於東怡過去不屈從黑道退出競標的警告，標得一個捷運工程，終在這次招標中遭到報復。
「現在黑道圍標比以前高明多了，」營造業發展基金會執行秘書劉秉恆歎道：「不但抓不到元凶，還同時把好幾家無辜的廠商聲名都拖下水。」
南台灣的高雄市，繼市政大樓弊案後，又因文化中心地下停車場工程弊案，再遭到監察院彈劾。
引爆點是設計公司將一項建材設計為專利產品，換言之，只有特定公司可提供該產品。而擁有該專利業者，索價卻始終居高不下，引起工程延誤、施工品質不良，而馬路也發生嚴重塌陷。
監察委員調查發現，市政府當初並未依法公開徵求設計，而工程設計也有綁標之嫌。高雄籍立委陳光復估計，如果當初全部按照傳統方式施工，「至少可省一億餘元」。
弊案連連，讓六年國建蒙上層層陰影。
穿西裝的流氓
不再只是傳統官商雙邊互動，新型態的弊案，「組織龐大，手法迂迴，難防難破」，一位律師感慨。
弊案生態裡，自成一個食物鏈：官員管廠商，廠商養黑道，黑道幫民代(選舉)，而官員又怕民代，四角關係輾轉纏繞卻又緊密相扣，形成難以拆解的利益共生體。
黑道這個新的因子，將原本已是政治、金錢糾葛的體系，再塗上濃厚的暴力色彩。
台北直潭淨水工程招標之前，投標廠商接獲內含五發子彈的恐嚇信，威脅業許「不要再碰」，否則，「這些子彈會隨時打在你身上」。捷運工程也曾發生大群黑道公然堵在投標現場的門口，不讓投標人進場投標，捷運局只好出動警力驅散。不管在明在暗，暴力赤裸裸地公開挑戰這個制度的公平性。
而追根究柢，黑道的坐大，卻是廠商與政治人物飲鳩止渴的結果。
黑道進入工程，原來只是少數廠商為圖暴利，找來「勸退」競爭者的打手，結果「兄弟」們食髓知味，乾脆搖身變成廠商，參與投標。另一方面，選舉又把政治人物和地方角頭連成一氣，造成民代必須掩護黑道，或者民代本身就是黑道，成為整個公共工程界尾大不掉的毒瘤。外界名之為「漂白」，其實「都是一群穿西裝的流氓」，一個公務員形容。
黑道廠商標得工程，取得工程款項，往往不馬上動工，而是先拿去炒作股票、房地產，先拖延工程、再粗糙趕工。政府承辦人員一方面懼其暴力，一方面忌憚其背後的民代，若再摻雜利益，工程品質可想而知。不只一位工程界人士指控，某家承包台北捷運的黑道廠商，「圍籬圍得最大，施工最慢」，而台北鬧區也因這家廠商數年都不得暢通。
若說黑道是台灣工程的新病，則公營事業就是難以治癒的舊疾。
政治學者朱雲漢研究剖析台灣政經體系，「將全國性的寡占經濟分配給黨營及榮民事業，區域性寡占經濟分配給地方派系」。在下層，黑道、派系瓜分工程暴利；在上層，公、黨營事業則成為掩蓋非法的障眼薄紗。
中油廢水工程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中油的工程由唐榮承包，公家生意公家做，程序看起來合法合理，但承包廠商轉包或向外採購時，就很難避免人為的操控，造成公利私用。
營私的保護傘
行政院長連戰給中華工程「照顧黨籍立委服務選民」的密函，揭露政治左右公家資源分配的事實。公營營造業長期寡占公共工程市場，已為業界抨擊，但因為寡占帶來的管理不良、人謀不臧，以及工程浪費、品質低落，更是全民共同的負擔。
一位多次承攬公營營造業設備的業務員明白指出，每個月須固定繳交售後服務費的一成，給各公司的採購人員(每筆十至二十萬不等)。每當時間一到，採購人員就會主動邀他打麻將，「該給多少，就輸多少基層人員的手法毫無破綻，高階人員更是滴水不漏。工程顧問公司就是典型高層階官員互利的工具。
原本，政府與民間合組工程顧問機構(最著名的是中興、中華、中鼎三大顧問)，一方面為與國外技術合作，另一方面因為政府的工程設計預算往往不能預先給付，民間業者不願承接設計工作。但日後，這個政策任務，卻變成業務壟斷、轉包私人以及升官出路的樞紐。
一位台電人員記得，有一段時間，台電建電廠的業務告一段落，轉投資的顧問公司便以「以前多做」為由，要求多付費。而採購人員根據合約發現，有些索費的項目是本來就該做的，結果拒絕給付的公文呈上去，卻被高階主管退回，但見公文上批著語意模糊的四個字「該給則給」。而該位採購人員和對方每談判一次，就被迫退讓一步(否則公文就退回來)。經過十次談判，台電多付上億金額給這家公司。
顧問公司從公營事業賺錢的另一種方式，是派遣顧問，但絕大部分的顧問層次之低，「簡直把公營機構當訓練班」。台電人員舉例，剛畢業的工程人員、管理資料的小姐，「都進來打工」。這個現象並非台電獨有，一些負責施工的政府部門都曾面臨類似狀況，一方面為冗員過多而苦惱，另一方面卻要付兩、三倍薪水給這些「顧問」公司。透過這些關係企業，部分高階主管退休後有了高升、養老的去處，而少數在職的主管，則在外面開起小顧問公司，專門承攬公家顧問公司轉包出來的案子。或為眼前利或為前途，公營事業主管也就不吝於把公家資源轉分出去。至此，公營事業成為極少數人營私的保護傘，三民主義當中揭櫫「發達國家資本」的理想，也扭曲變形。
子彈、銀彈穿透政府機器制度死角，弊病孳生。
幾乎所有防杜弊端的法令，都輕易被破解。
根據規定，公家機關辦理公開招標的採購事宜，一般必須有三家廠商參與投標，於是，「要賺公家的錢，最起碼的本領就是開三家公司，不管得標是哪一家，都是自己家。」一個建材代理商透露。
公開招標必須登報公告的規定，一點也難不倒有心人。最近被起訴的台中沙鹿鎮有土地標售案，鎮長及經辦人員把底價定為市價的一半，並選擇春節報業休假不送報的時候，將標售公告登在一個地方報紙，在發放空白標單時，還派兄弟把守在外，阻撓別人領取標單。
綁標(設定特殊條件讓單一廠商得標)、截標(從郵局偷盜競爭對手的投標文件，或偷看底價)、圍標(讓參加投標的都是自己人)，已經成了台灣公家機關招標制度的附骨之蛆。高雄一位負責法規的官員記得，當地一座大型表演中心音響設備的設計圖，規格之嚴，「連音量轉鈕的軸心直徑都規定好了」。
「共識」與「默契」
防杜體系的崩塌，往往起因於體系內自我鬆動、潰敗。事實上，「政府的預算，常常就已經是廠商與民代聯手運作的結果。」一位銀行主管表示，接連幾起銀行購買行舍弊端，幾乎都在預算送進議會時，地點就大致擬定了。
一位建築師舉例，有些學校，窮得連教室的電燈都沒有，卻要花錢在操場鋪人工跑道，正是廠商與教育單位在預算編列時，早已形成的「共識」。
廠商和發包單位有了「默契」，整個過程就看廠商一手導演。「錢是他(廠商)的，設計圖是他畫的，評審也是他找的。」一位工程設計師這麼描述公共工程的過程，而包商同業看了設計圖，也「默契」十足地就知難而退。
資訊成為特權，公開招標的公平性淪為形式；期許競爭帶來品質，更成空言。
兩年前，台北市發生社子島提防加高工程弊案，提防的基樁原應有十五公尺，卻被偷工減料成五公尺。後來案情升高，發現承包公司竟是某位台北市議員所有。事實上減料的金額不過四百多萬，但抵擋水患卻攸關市民安全。
舉發這個弊案的台北市議員林瑞圖，回憶起來卻有點意興闌珊：「官員、民代不自清，弊案水遠抓不完。」
結構性因素層層捆綁政府施政，致使這個社會絕大多數人，一生未收受紅包，卻天天為貪污付出代價。
校長收了便當商人的回扣，使孩子們的營養縮了水；公共工程品質低落，馬路坑陷騎士，住家地層下陷；醫院成了詐領公、勞保保險金的大本營，使全體保險人要為虧損而提高保費。少數廠商勾結稅吏漏稅，公家採購浪費，讓國庫空虛，結果還是全民共同負擔。
而台灣的競爭力，就在產業升級困難、而舞弊手法不斷升級的情形下，已被世界性的經濟研究組織評為四小龍之末，甚至落於印度之後。
事實上，改善公家機關的招標制度，可以借重現代科技。台灣IBM經理陳鄭垚建議，以全面電腦化連線，將招標公告、條件公開化，投標廠商透過電腦投標，可以避免人為綁標與圍標。「整個過程透明化，就可將弊案降到最低。」陳鄭垚指出。
但整個政治生態的改善，卻是更根本的作法，「否則，連用來改善問題的電腦，都會發生採購弊端。」一位官員揶揄。
尚在起步的掃黑、肅貪、行政革新，總被批評為「喊口號、大拜拜」，但其成敗卻意義非凡，因為解構黑道、民代、廠商、官員聯手的弊案體系，已是台灣無法延宕、不容偷工減料的世紀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