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師志開上人有兩個弟子，一個是師兄滿成法師，一個是我。但是師兄已另有師承，是受過戒後，來禮拜家師的。因此，他自謙說：他只能算半個徒弟。
師兄在年輕時，此我更苦，因為做人老實，不很聰明，經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婦一樣，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時，被罵、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過去，上前安慰他，他總是很泰然地對我說道：「沒有關係，那些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他的忍耐、他的無爭，他說話曠達的語氣、磊落的胸襟，令我佩服不已，我於是將這句「心甘情願」的話，牢記在心。
後來，在十年的參學期間裡，我也飽受無情的打罵與無理的要求，尤有甚者，嚴苛封閉的叢林教育，非但隔絕了一切外緣，連眼見耳聞也受到限制。不准看、不准說，這對於一個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滿了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說是莫大的考驗；而物質之奇缺、作務之辛勞，更是令人難以想像！我所以能夠安住身心，不以為苦，就是憑著師兄的一句「心甘情願」，做為我的座右銘；出家，是我心甘情願的；讀書，是我心甘情願的；苦行，是我心甘情願的；各種打罵委屈，都是我心甘情願的。因此我心平氣和地度過了十年寒暑，其間所培養的堅忍負重的性格，就成了我日後修行講道的雄厚資糧。
十年沈潛，厚積蘊藉
二十二歲，出任南京華藏寺監寺時，那是民國三十七年，雖然明知當時國家局勢和佛教狀況已不可為，我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聯合同道創辦「怒濤」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能力挽狂瀾於既倒。儘管多次幾至死地，但是我們仍然抱著「心甘情願」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決心，屢仆屢起，愈挫愈勇。
隨著政府來台之初，到處人心惶惶；我請求寺院給予掛單，總是遭到拒絕，甚至食宿都沒有著落。後來，終於在一家寺院安頓了下來，我早起晚寐，做種種粗活；拉車買菜、擔柴運水、看守林園、跋涉收租，乃至灑掃抓糞、掩埋死屍……，雖然時常感到事務繁忙，但是為了感謝他們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願」以勞力作務來報答。
在工作之餘，我為教撰文。我向各大報刊投寄反邪顯正的文章，我反對政府最初取締拜拜；而建議改良拜拜，我反對宗教管理辦法，建議訂定各宗教一體遵循的宗教法。那時我除了為教的一片赤心之外，一無所有。
有一天，正在提筆寫作時，一位常在寺中幫忙的達賢姑走來，苦口婆心地對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然你會無飯呷(吃)唷！」後來，我才發覺，每當我埋首讀書與撰稿時，寺眾們都投以異樣的眼光。這也難怪，因為在那個年代裡，一般人都不注重搖筆桿、爬格子的文人。雖然如此，有識於文字般若對弘傳佛教的重要性，我還是筆耕不懈。我為中央廣播電台撰寫廣播稿，我為各雜誌撰寫文章，即使無飯呷，我也「心甘情願」！
甚至為了協助東初長老編輯「人生月刊」，我節衣縮食，自掏腰包，購買郵票稿紙，還倒貼車資，前後達六年之久。為了辦好「今日佛學」，我也不憚辛勞，經常往返台北、宜蘭之間。多少個夜晚，我為了撰文審稿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為了趕稿件而粒米未進。我默默耕耘，不以為苦，因為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願」為佛教慧命的長存而捨身捨命。
早年，懂得為佛教文化盡心盡力的人實在太少了。因此，對於願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款待服務，對於文字有興趣的初學者。我也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寫作，儘管耗時費力，我也「心甘情願」，樂此不疲。
興學興教
從「覺世旬刊」到「普門雜誌」、從「佛教文化服務處」到「佛光出版社」、從「佛光大藏經」的編纂到「佛光大辭典」的發行，三十年來佛光山文化單位經常入不敷出，然而財務的拮据從未影響我辦理佛教文化事業的決心！
我經歷動亂紛擾的年代，初來民智未開的台灣，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當壽山寺落成時，我便決心創建壽山佛學院，以作育佛教的專業人才。信徒們得知後，無不為我擔憂。因為以我當時微薄的財力，光是應付平時的食宿費用，便已捉襟見肘，更遑論其他龐大的開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說：「師父！你會因此沒飯吃！」然而想到培養僧才的迫切性，我以為即使窮苦潦倒，效法武訓的乞討興學，我也「心甘情願」。
因此，我還是堅持辦學。從此我自奉更儉，每獲些微供養，便購買桌椅文具，而且時時留心延攬飽學之士來院授課。為了籌建東方佛教學院，不主張趕經懺的我，也曾到太平間通宵誦經。在籌設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時，我率領學生煮飯賣麵，以誠心及勞力募得資金，終於把學校辦了起來。後來，開辦國際學部英文佛學班，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禮聘名師來佛光山教學，管理財務的職事們常因所費不貲而大吐苦水，我何嘗不知此中的種種艱難？但是，只要人才能夠得到培養，佛法能夠弘傳世界，一切一切。的犧牲奉獻，我都「心甘情願」。
在佛光山創辦沙瀰學園，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歲左右的孩子們，由少不更事，把他們培養到長大成人，不知花費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們長大之後，難過兵役一關，一個個都因為禁不起環境的誘惑而流失於社會。每見及此，我總像失落掉什麼一般心痛。但是只要有人申請入學，我還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見我經常失望難過．往往力圖阻止，並且痛切地說道：「師父，你真傻，這些孩子將來不會記住您的恩德的！」常常爭執不下時，我的一句話「心甘情願」，即刻令他們為之語塞。
真理光明不會永遠隱晦
二十九年前，我與南亭、悟一兩位法師共同創辦了智光高級商工。不料到了後來，各種信函和文件的創辦人欄中，都沒有我這個創辦人的名字，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參與會議。一些人為我憤憤不平，我總是一笑置之。
其實在辦學的經驗中，不能盡如人意的事還有很多，舉其大者，如一九八０年，我在文化大學初設印度文化研究所時，不但南北往返，親自授課，還要奔走各處，募集資金，可謂辛苦至極。辦了三屆，後來張創辦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辦，心血盡付流水，我始終毫無怨言，畢竟辦學培才是我「心甘情願」的。直至近來張鏡湖校長開始重視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復該研究所，可見真理的光明畢竟不會永遠隱晦。
走過多年的風風雨雨，如今我在社會教育建設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園不算，在國外，我們有西來大學以及多所的中華學校，在國內則有六所佛教學院，還有普門中學。目前，佛光大學的籌建工作己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我又要開始為教育而費心費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為了作育英才，無論多麼艱困，我都「心甘情願」，面對挑戰。
記得二十八歲那年，我到東部講演，為節省運費，自己抱著大台錄影機來回，結果得了嚴重的風濕腿疾。當醫生宣布需要鋸腿的診斷時，我並不害怕，也不怨悔。因為我始終認為：我今日為渡化眾生，為弘揚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願」的。何況行動不便，正可以安坐斗室，讀書著作，一樣可以弘揚佛法啊！後來因為傳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藥而癒，於是我更加勤於說法。
我曾經在宜蘭、高雄兩地之間，每周來回布教達十年之久；也常沿著荒郊小徑步行數小時，到偏遠的寺院開示佛法。後來，弘法的邀約不斷，經年的趕場赴會不但使我居無定所，連吃睡讀寫都是在車廂、機位上進行；而為了一句承諾，奔波百里，甚至洲際穿梭，也是常有的事。只要有人要我，只要是為了佛法的弘揚，我還是「心甘情願」，勤於赴會。
背負譏毀，不以為苦
佛光山創建後，我為地方修橋鋪路，興學教化，甚至慈善救濟，帶動繁榮進步，無奈一些鄉民反而需索無度，謗佛毀僧。海外道場一一落成了，又有國人埋怨我將資金帶往國外，其實，當國際人士對台灣豐富的外匯存底咋舌眼紅之時，我在海外建寺、宣揚中華文化，為國人回饋世間盡棉薄之力；當初台灣接受美援時，貧窮辛苦，現在能施捨結緣於世界，為什麼不做一個樂善好施的富人呢？人心之貪瞋愚癡，實在令人扼腕唏噓。但是為了佛教的弘揚、文化的傳播，我還是義無反顧，因為我習慣「心甘情願」，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語。
基於一片弘法的赤忱，我採現代方式宣揚教義；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為大眾演說生活化的佛法；我將佛教帶入國際化的境地。我稟承佛教的慈悲精神，願以拔苦與樂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蒼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眾；我關懷國事，直陳建言；我急公好義，為民喉舌；信徒來山，我以禮相待；政要訪問，我也竭誠歡迎；百姓邀約，我滿其所願；軍警請法，我也樂說不拒。
清夜捫心自問：為教為僧，我不遺餘力；為國為民，我用心良苦；區區善意，但不意得來「企業和尚」、「政治和尚」之稱。儘管如此，能為佛教走出更寬廣康莊的天地，我「心甘情願」背負譏毀，不以為苦。
人生在世，若能時時以「心甘情願」的態度來實現理想，必能有苦時不覺苦，有難時不覺難，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無事不辦，無願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