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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甘情願

文 / 星雲    
199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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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甘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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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師志開上人有兩個弟子,一個是師兄滿成法師,一個是我。但是師兄已另有師承,是受過戒後,來禮拜家師的。因此,他自謙說:他只能算半個徒弟。

師兄在年輕時,此我更苦,因為做人老實,不很聰明,經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婦一樣,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時,被罵、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過去,上前安慰他,他總是很泰然地對我說道:「沒有關係,那些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他的忍耐、他的無爭,他說話曠達的語氣、磊落的胸襟,令我佩服不已,我於是將這句「心甘情願」的話,牢記在心。

後來,在十年的參學期間裡,我也飽受無情的打罵與無理的要求,尤有甚者,嚴苛封閉的叢林教育,非但隔絕了一切外緣,連眼見耳聞也受到限制。不准看、不准說,這對於一個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滿了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說是莫大的考驗;而物質之奇缺、作務之辛勞,更是令人難以想像!我所以能夠安住身心,不以為苦,就是憑著師兄的一句「心甘情願」,做為我的座右銘;出家,是我心甘情願的;讀書,是我心甘情願的;苦行,是我心甘情願的;各種打罵委屈,都是我心甘情願的。因此我心平氣和地度過了十年寒暑,其間所培養的堅忍負重的性格,就成了我日後修行講道的雄厚資糧。

十年沈潛,厚積蘊藉

二十二歲,出任南京華藏寺監寺時,那是民國三十七年,雖然明知當時國家局勢和佛教狀況已不可為,我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聯合同道創辦「怒濤」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能力挽狂瀾於既倒。儘管多次幾至死地,但是我們仍然抱著「心甘情願」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決心,屢仆屢起,愈挫愈勇。

隨著政府來台之初,到處人心惶惶;我請求寺院給予掛單,總是遭到拒絕,甚至食宿都沒有著落。後來,終於在一家寺院安頓了下來,我早起晚寐,做種種粗活;拉車買菜、擔柴運水、看守林園、跋涉收租,乃至灑掃抓糞、掩埋死屍……,雖然時常感到事務繁忙,但是為了感謝他們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願」以勞力作務來報答。

在工作之餘,我為教撰文。我向各大報刊投寄反邪顯正的文章,我反對政府最初取締拜拜;而建議改良拜拜,我反對宗教管理辦法,建議訂定各宗教一體遵循的宗教法。那時我除了為教的一片赤心之外,一無所有。

有一天,正在提筆寫作時,一位常在寺中幫忙的達賢姑走來,苦口婆心地對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然你會無飯呷(吃)唷!」後來,我才發覺,每當我埋首讀書與撰稿時,寺眾們都投以異樣的眼光。這也難怪,因為在那個年代裡,一般人都不注重搖筆桿、爬格子的文人。雖然如此,有識於文字般若對弘傳佛教的重要性,我還是筆耕不懈。我為中央廣播電台撰寫廣播稿,我為各雜誌撰寫文章,即使無飯呷,我也「心甘情願」!

甚至為了協助東初長老編輯「人生月刊」,我節衣縮食,自掏腰包,購買郵票稿紙,還倒貼車資,前後達六年之久。為了辦好「今日佛學」,我也不憚辛勞,經常往返台北、宜蘭之間。多少個夜晚,我為了撰文審稿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為了趕稿件而粒米未進。我默默耕耘,不以為苦,因為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願」為佛教慧命的長存而捨身捨命。

早年,懂得為佛教文化盡心盡力的人實在太少了。因此,對於願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款待服務,對於文字有興趣的初學者。我也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寫作,儘管耗時費力,我也「心甘情願」,樂此不疲。

興學興教

從「覺世旬刊」到「普門雜誌」、從「佛教文化服務處」到「佛光出版社」、從「佛光大藏經」的編纂到「佛光大辭典」的發行,三十年來佛光山文化單位經常入不敷出,然而財務的拮据從未影響我辦理佛教文化事業的決心!

我經歷動亂紛擾的年代,初來民智未開的台灣,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當壽山寺落成時,我便決心創建壽山佛學院,以作育佛教的專業人才。信徒們得知後,無不為我擔憂。因為以我當時微薄的財力,光是應付平時的食宿費用,便已捉襟見肘,更遑論其他龐大的開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說:「師父!你會因此沒飯吃!」然而想到培養僧才的迫切性,我以為即使窮苦潦倒,效法武訓的乞討興學,我也「心甘情願」。

因此,我還是堅持辦學。從此我自奉更儉,每獲些微供養,便購買桌椅文具,而且時時留心延攬飽學之士來院授課。為了籌建東方佛教學院,不主張趕經懺的我,也曾到太平間通宵誦經。在籌設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時,我率領學生煮飯賣麵,以誠心及勞力募得資金,終於把學校辦了起來。後來,開辦國際學部英文佛學班,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禮聘名師來佛光山教學,管理財務的職事們常因所費不貲而大吐苦水,我何嘗不知此中的種種艱難?但是,只要人才能夠得到培養,佛法能夠弘傳世界,一切一切。的犧牲奉獻,我都「心甘情願」。

在佛光山創辦沙瀰學園,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歲左右的孩子們,由少不更事,把他們培養到長大成人,不知花費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們長大之後,難過兵役一關,一個個都因為禁不起環境的誘惑而流失於社會。每見及此,我總像失落掉什麼一般心痛。但是只要有人申請入學,我還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見我經常失望難過.往往力圖阻止,並且痛切地說道:「師父,你真傻,這些孩子將來不會記住您的恩德的!」常常爭執不下時,我的一句話「心甘情願」,即刻令他們為之語塞。

真理光明不會永遠隱晦

二十九年前,我與南亭、悟一兩位法師共同創辦了智光高級商工。不料到了後來,各種信函和文件的創辦人欄中,都沒有我這個創辦人的名字,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參與會議。一些人為我憤憤不平,我總是一笑置之。

其實在辦學的經驗中,不能盡如人意的事還有很多,舉其大者,如一九八0年,我在文化大學初設印度文化研究所時,不但南北往返,親自授課,還要奔走各處,募集資金,可謂辛苦至極。辦了三屆,後來張創辦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辦,心血盡付流水,我始終毫無怨言,畢竟辦學培才是我「心甘情願」的。直至近來張鏡湖校長開始重視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復該研究所,可見真理的光明畢竟不會永遠隱晦。

走過多年的風風雨雨,如今我在社會教育建設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園不算,在國外,我們有西來大學以及多所的中華學校,在國內則有六所佛教學院,還有普門中學。目前,佛光大學的籌建工作己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我又要開始為教育而費心費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為了作育英才,無論多麼艱困,我都「心甘情願」,面對挑戰。

記得二十八歲那年,我到東部講演,為節省運費,自己抱著大台錄影機來回,結果得了嚴重的風濕腿疾。當醫生宣布需要鋸腿的診斷時,我並不害怕,也不怨悔。因為我始終認為:我今日為渡化眾生,為弘揚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願」的。何況行動不便,正可以安坐斗室,讀書著作,一樣可以弘揚佛法啊!後來因為傳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藥而癒,於是我更加勤於說法。

我曾經在宜蘭、高雄兩地之間,每周來回布教達十年之久;也常沿著荒郊小徑步行數小時,到偏遠的寺院開示佛法。後來,弘法的邀約不斷,經年的趕場赴會不但使我居無定所,連吃睡讀寫都是在車廂、機位上進行;而為了一句承諾,奔波百里,甚至洲際穿梭,也是常有的事。只要有人要我,只要是為了佛法的弘揚,我還是「心甘情願」,勤於赴會。

背負譏毀,不以為苦

佛光山創建後,我為地方修橋鋪路,興學教化,甚至慈善救濟,帶動繁榮進步,無奈一些鄉民反而需索無度,謗佛毀僧。海外道場一一落成了,又有國人埋怨我將資金帶往國外,其實,當國際人士對台灣豐富的外匯存底咋舌眼紅之時,我在海外建寺、宣揚中華文化,為國人回饋世間盡棉薄之力;當初台灣接受美援時,貧窮辛苦,現在能施捨結緣於世界,為什麼不做一個樂善好施的富人呢?人心之貪瞋愚癡,實在令人扼腕唏噓。但是為了佛教的弘揚、文化的傳播,我還是義無反顧,因為我習慣「心甘情願」,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語。

基於一片弘法的赤忱,我採現代方式宣揚教義;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為大眾演說生活化的佛法;我將佛教帶入國際化的境地。我稟承佛教的慈悲精神,願以拔苦與樂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蒼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眾;我關懷國事,直陳建言;我急公好義,為民喉舌;信徒來山,我以禮相待;政要訪問,我也竭誠歡迎;百姓邀約,我滿其所願;軍警請法,我也樂說不拒。

清夜捫心自問:為教為僧,我不遺餘力;為國為民,我用心良苦;區區善意,但不意得來「企業和尚」、「政治和尚」之稱。儘管如此,能為佛教走出更寬廣康莊的天地,我「心甘情願」背負譏毀,不以為苦。

人生在世,若能時時以「心甘情願」的態度來實現理想,必能有苦時不覺苦,有難時不覺難,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無事不辦,無願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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