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由中國大陸留德學人辦的雜誌「萊茵通訊」，一九九０年八月出版的一期中，有文章對流亡海外的嚴家其、劉賓雁，以及仍在大陸的王若水、李澤厚等人，都有相當嚴苛的批判；甚至對方勵之也有微詞。
該文作者以東歐的與大陸的知識分子來對比，他認為東歐知識分子有三大特點：(一)他們具有獨立精神，毫無媚骨，從沒有想沿著共產黨的階梯往上爬。(二)他們學術造諳很深，治學嚴謹。(三)他們有著崇高的道德操守，身上幾乎都閃爍著灼灼逼人的理想的光芒和獻身精神；而大陸上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過去在不同時期，都曾是共黨的筆桿子，容易妥協，思想也缺乏深度。
在同一時間，我又看到美聯社一份特稿，報導東歐各國，自共產政權一一崩潰之後，知識份子形形色色的轉變：有的搖身一變，成為新的統治階層；有的因角色突然改變，無法適應；有的由理想主義者，成為政治人物，正學習改變自己；有的在共黨高壓下，頗有鬥志，一旦壓力消失，反而感到茫然；有的仍戀念在舊制度下所享有的種種特權；有的一心追求物質享受，再也沒有讀書的閒情逸致。
對關心近代知識分子發展史的人，東歐知識分子的情況，提供了絕佳的樣本，值得做追蹤研究。比較引起我注意的是，報導中說，東歐有數萬名知識分子，因不願聽命於共黨，在公有制下，僅以微薄的薪資過活，卻利用充裕的時間閱讀，並討論存在主義的問題，終於綻放出今生活富裕的西方人，大為讚嘆的學術成就。這大概就是「萊茵通訊」上那位作者，標舉東歐知識分子三大特點的根據。
為真理而真理
為什麼同在共黨高壓統治下，東歐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現如此不同？為何東歐知識分子在惡劣處境下，思想上、甚至藝術上，仍有傑出表現？而在中國，知識分子大都意志薄弱，甚至出賣自己，即連最近去世「國寶級」的馮友蘭也不例外。
假如我們承認在現代中國，必須重建知識分子的新傳統，那麼上述的問題，就值得鄭重的探索，嚴肅的思考。對中國知識分子因無法承受政治權威的巨大壓力，所表現的種種缺點，僅加以無情的苛責，不但有欠恕道，對這種現象的改變也無濟於事。
我認為中國與東歐之間的差別，不只是知識分子本身的問題，應把問題提升到文化傳統的層次上去考量。
東歐各國雖被共黨統治四十年，它們仍屬於西方文化傳統。西方文化中，不僅有為真理而真理、為知識而知識的傳統，且有力量龐大的教會組織，這兩大傳統，在歷史上，任何獨裁政權都無法完全消除其威力。在共黨統治下，教會組織式微，已不能對知識分子提供有效庇護，但極富超越精神的宗教傳統，仍是東歐知識分子主要的精神支柱；西方堅實而充滿光芒的知識傳統，對真理的追求者，一直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豐富的知識資源，使東歐知識分子在惡劣的環境下，依然能完成令人鼓舞的思想成果。
與西方相比，中國這兩大傳統都相當薄弱，中國知識分子性格上普遍軟弱的根源在此。假如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在知識方面做不出令世人讚賞的成就，並樹立少數傑出的典範，中國知識分子的新傳統，是建立不起來的，知識分子屈辱的命運恐怕也難改變。
(韋政通為中國思想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