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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既合作也利用

文 / 姜敬寬    
199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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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既合作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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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八日是新加坡舊總理交接的一天。曾經擔任新加坡三十多年唯一總理的李光耀先生,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接受了美國時代雜誌的獨家訪問。

這次訪問大約經過了一個月的安排才得實現,由「時代」駐亞洲特派員司徒沃德(Willism Stewart)直接當面提出問題,李光耀總理一一作答。訪問的目的很明顯是為了配合有關總理交接的歷史性新聞「封面故事」,而訪問的內容牽涉很廣;從李光耀個人的建國理想、經驗一直到他對新加坡前途的瞻望。

其中有關新加坡政府對外國媒體嚴格管制的問題,李光耀的回答是:「如果你對我的報導不忠實,我有權要求反駁;如果你拒絕我的反駁權利,我就會採取法律途徑限制你的發行。」

事實上,新加坡在美國新聞界眼中並不是一個很有新聞自由的國家,它曾用「國內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rt)對國內外的新聞媒體做很多的限制,包括時代雜誌、亞洲華爾街日報、遠東徑濟評論,和屬於時代華納公司的亞洲週刊英文版,都曾因對新加坡的報導或批評,招致該國政府的不滿而遭受過發行的限制。

互相利用互相合作

儘管如此,李光耀總理還是接受了「時代」獨家訪問,他的理由和心理如何,別人不得而知,但是從新聞媒體與政治領袖的基本關係看,卻不難瞭解:這就是互相利用與互相合作的倚賴關係。

換句話說,新聞媒體對當權的政治領袖有報導與介紹的社會責任;而政治領袖--特別是國家元首或執政者--也有必要透過比較有權威而且公信度高的新聞媒體,把自己的政策和觀點,向社會作忠實的報告。只有這樣的交流,才能促進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互相瞭解,民主與開放的社會才能更為健全,否則便會增加領導的神祕感與政治獨裁的危機。

在代表民主與開放的美國,新聞媒體與總統的關係就是很好的例子。

據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新聞與總統」(The Press and the Presidency)一書作者的研究,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上,儘管媒體與歷任總統之間的關係,有好有壞,但有一個不變的特點,那就是相互合作與利用,進而造成彼此不滿的結果:「沒有一個總統能夠逃避新聞界的批評,也沒有一個總統不抱怨新聞界的待遇不公。每一屆聯邦政府的經驗都大致相同,以互表善意開始,而以互相攻擊或不信任告終。」

媒體善盡社會責任

這個歷史性的觀察與結論,表面上看似乎與人際關係的常識有些矛盾,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時間愈久,彼此的瞭解愈深,信任也應該愈多。新聞媒體與總統之間的關係,至少在美國,並沒有類似的發展,實際上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媒體並不等於完全有主觀性的個人;相反的,它必須保持獨立的客觀性,然後才能善盡社會的責任。

根據筆者的研究和觀察,美國重要而有影響力的新聞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時代雜誌等,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在美國政府官員心中,都有一種非常獨立的形象和相當深的可信度,因此和這些政治領袖,便建立一種半對立、半合作的關係,一方面不輕易被這些官員的言行支配,另一方面則對這些官員加以批評和經常保持密切的關注和監督。

當然,這個傳統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根源的。早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擔任革命軍總司令的喬治.華盛頓,對傳播媒介的功用便有這種深刻的瞭解:一方面抱怨「愛國分子」所辦刊物不該報導他所指揮的軍事動態,提供了有利敵人的情報;另一方面又非常欣賞「愛國刊物」所刊登的有關敵情動態的資料,使他能夠即時地採取適當措施,應付英王所派的皇軍,予以應戰或痛擊。

當他被選為美國第一任總統之後,雖然也曾多次遭受報紙對他的攻擊和批評,他卻仍能對當時聯邦派(Fedcralist)與共和派(Republican)所辦的報紙,都加以容忍,使之演變成後來的兩黨制度,同時也奠定了美國民主政治和新聞自由的鞏固基礎。

第四種政治實體

華盛頓總統以後的繼承人,如亞當斯(John Adams)、傑佛遜(Thomas Jrfferson)、麥迪遜(James Madison)……等,雖然也企圖用立法的方式對新聞媒介加以限制或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其結果還是民主的精神勝利,新聞自由得到憲法的保障,而新聞媒體更變成了所謂「第四種政治實體」(The Fourth Estate),獨立於行政、立法與司法之外,為美國民主開放社會中小可或缺的一種動力。

近幾十年以來,由於資訊的發達,新聞媒體與美國總統之間的關係愈來愈密切,不僅在選舉時,新聞媒體的報導與分析,常常會影響總統候選人的形象與成敗;而且在執政期間,對內對外政策的制定和立法,都有賴於新聞媒體上民意和輿論的反應,以作最有利的判斷和決定。

艾森豪總統對新聞媒體非常友善,結果獲得全國輿論的好評,得以連任。尼克森總統從開始便缺乏對新聞界的信任,合作精神也較差,結果竟被以華盛頓郵報為主的新聞界所攻擊,最後被迫辭職,甘迺迪總統、詹森總統、福特總統和卡特總統,在任期間,都曾與新聞界有過一段「密月」,然後也都有過互相批評、互不信任的表現。

布希頻頻接觸媒體

雷根總統當選之後,由於他是演員出身,善於在電視上作秀,於是便被新聞界稱為「最圓滑的總統」(Teflon President),幾乎一切對他的批評,都不足以損壞他的形象,因此他才能打破美國自艾森豪總統(即一九五二-一九六0)以來的紀錄,連任一次才以七十二歲的高齡退休。

他的承繼人--布希總統,受到他的栽培和影響,在美國的政治人物中,也是最能與新聞媒介保持良好關係的少數領袖之一。譬如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就任後第一次的公開記者會中,布希便給在場的新聞界代表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記者事後報導,「布希表現得很輕鬆、幽默、通達而肯合作,他能叫出每個發問人的名字,回答四十二分鐘內所有的問題,比雷根總統任何的記者會都要多。」

和雷根總統相比,布希在就任半年之內就曾在白宮召開過二十二次記者會,而雷根在八年之內,才不過和白宮的新聞記者正式會談過四十八次!布希雖然沒有雷根那種訓練有素的表演技術,卻能夠以實質取勝,對於國際或國內的重大複雜問題,都能應對裕如,從不支吾其辭。

布希擔任美國總統兩年之後,和記者單獨或集體接觸的機會不計其數,正式的白宮記者會已有五十多次,接受媒體的訪問也很多。因此,到目前為止,新聞媒體還沒有布希總統不夠公開的批評。

反觀世界其他國家,大致上比較有自信而善於領導的政治人物,便不怕多與新聞媒體接觸,凡是怕直接接受新聞記者質問的領袖,其形象一定不佳,而其民主的風度和精神,一定也很差。

蘇聯的戈巴契夫,近年來能夠受很多人的讚揚,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在國內實現了開放政策,使蘇聯的人民在思想和生活上得到相當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他頗有自信,能夠不怕西方新聞媒介的直接訪問,結果在國際上建立了開明的形象。

相反地,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由於新聞媒體被視為宣傳的工具,執政者不是對國內的刊物不夠尊重或有意加以輕視,就是企圖用自己的權力加以控制或利用,使其不能自由,更難以獨立。

中共統治的大陸,仍在獨裁的專制制度之下,新聞媒體與執政者的奴主關係,固然不必奢求立刻有所改變;但是在實行民主政治的台灣,現任國家元首的李登輝總統,不僅很少召開正式的場記者會(就任以來只有三次),而且也經常拒絕媒體的單獨訪問,實在是非常令人失望。

改進領袖與媒體關係

為了促進中國的民主和將來的統一,台灣的政治領袖和新聞媒體之間的關係,實在有改進的必要:政府傳統的封建思想必須放棄,媒介依附政黨或政府的心理也必須改變。只有獨立超然而有公信度的媒介才會有影響力,只有有影響力的刊物,才會更受重視。

(姜敬寬為時代雜誌資深記者兼研究員)

本文出自 1991 / 01 月號

第055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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