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八日是新加坡舊總理交接的一天。曾經擔任新加坡三十多年唯一總理的李光耀先生，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接受了美國時代雜誌的獨家訪問。
這次訪問大約經過了一個月的安排才得實現，由「時代」駐亞洲特派員司徒沃德(Willism Stewart)直接當面提出問題，李光耀總理一一作答。訪問的目的很明顯是為了配合有關總理交接的歷史性新聞「封面故事」，而訪問的內容牽涉很廣；從李光耀個人的建國理想、經驗一直到他對新加坡前途的瞻望。
其中有關新加坡政府對外國媒體嚴格管制的問題，李光耀的回答是：「如果你對我的報導不忠實，我有權要求反駁；如果你拒絕我的反駁權利，我就會採取法律途徑限制你的發行。」
事實上，新加坡在美國新聞界眼中並不是一個很有新聞自由的國家，它曾用「國內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rt)對國內外的新聞媒體做很多的限制，包括時代雜誌、亞洲華爾街日報、遠東徑濟評論，和屬於時代華納公司的亞洲週刊英文版，都曾因對新加坡的報導或批評，招致該國政府的不滿而遭受過發行的限制。
互相利用互相合作
儘管如此，李光耀總理還是接受了「時代」獨家訪問，他的理由和心理如何，別人不得而知，但是從新聞媒體與政治領袖的基本關係看，卻不難瞭解：這就是互相利用與互相合作的倚賴關係。
換句話說，新聞媒體對當權的政治領袖有報導與介紹的社會責任；而政治領袖－－特別是國家元首或執政者－－也有必要透過比較有權威而且公信度高的新聞媒體，把自己的政策和觀點，向社會作忠實的報告。只有這樣的交流，才能促進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互相瞭解，民主與開放的社會才能更為健全，否則便會增加領導的神祕感與政治獨裁的危機。
在代表民主與開放的美國，新聞媒體與總統的關係就是很好的例子。
據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新聞與總統」(The Press and the Presidency)一書作者的研究，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上，儘管媒體與歷任總統之間的關係，有好有壞，但有一個不變的特點，那就是相互合作與利用，進而造成彼此不滿的結果：「沒有一個總統能夠逃避新聞界的批評，也沒有一個總統不抱怨新聞界的待遇不公。每一屆聯邦政府的經驗都大致相同，以互表善意開始，而以互相攻擊或不信任告終。」
媒體善盡社會責任
這個歷史性的觀察與結論，表面上看似乎與人際關係的常識有些矛盾，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時間愈久，彼此的瞭解愈深，信任也應該愈多。新聞媒體與總統之間的關係，至少在美國，並沒有類似的發展，實際上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媒體並不等於完全有主觀性的個人；相反的，它必須保持獨立的客觀性，然後才能善盡社會的責任。
根據筆者的研究和觀察，美國重要而有影響力的新聞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時代雜誌等，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在美國政府官員心中，都有一種非常獨立的形象和相當深的可信度，因此和這些政治領袖，便建立一種半對立、半合作的關係，一方面不輕易被這些官員的言行支配，另一方面則對這些官員加以批評和經常保持密切的關注和監督。
當然，這個傳統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根源的。早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擔任革命軍總司令的喬治．華盛頓，對傳播媒介的功用便有這種深刻的瞭解：一方面抱怨「愛國分子」所辦刊物不該報導他所指揮的軍事動態，提供了有利敵人的情報；另一方面又非常欣賞「愛國刊物」所刊登的有關敵情動態的資料，使他能夠即時地採取適當措施，應付英王所派的皇軍，予以應戰或痛擊。
當他被選為美國第一任總統之後，雖然也曾多次遭受報紙對他的攻擊和批評，他卻仍能對當時聯邦派(Fedcralist)與共和派(Republican)所辦的報紙，都加以容忍，使之演變成後來的兩黨制度，同時也奠定了美國民主政治和新聞自由的鞏固基礎。
第四種政治實體
華盛頓總統以後的繼承人，如亞當斯(John Adams)、傑佛遜(Thomas Jrfferson)、麥迪遜(James Madison)……等，雖然也企圖用立法的方式對新聞媒介加以限制或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其結果還是民主的精神勝利，新聞自由得到憲法的保障，而新聞媒體更變成了所謂「第四種政治實體」(The Fourth Estate)，獨立於行政、立法與司法之外，為美國民主開放社會中小可或缺的一種動力。
近幾十年以來，由於資訊的發達，新聞媒體與美國總統之間的關係愈來愈密切，不僅在選舉時，新聞媒體的報導與分析，常常會影響總統候選人的形象與成敗；而且在執政期間，對內對外政策的制定和立法，都有賴於新聞媒體上民意和輿論的反應，以作最有利的判斷和決定。
艾森豪總統對新聞媒體非常友善，結果獲得全國輿論的好評，得以連任。尼克森總統從開始便缺乏對新聞界的信任，合作精神也較差，結果竟被以華盛頓郵報為主的新聞界所攻擊，最後被迫辭職，甘迺迪總統、詹森總統、福特總統和卡特總統，在任期間，都曾與新聞界有過一段「密月」，然後也都有過互相批評、互不信任的表現。
布希頻頻接觸媒體
雷根總統當選之後，由於他是演員出身，善於在電視上作秀，於是便被新聞界稱為「最圓滑的總統」(Teflon President)，幾乎一切對他的批評，都不足以損壞他的形象，因此他才能打破美國自艾森豪總統(即一九五二－一九六０)以來的紀錄，連任一次才以七十二歲的高齡退休。
他的承繼人－－布希總統，受到他的栽培和影響，在美國的政治人物中，也是最能與新聞媒介保持良好關係的少數領袖之一。譬如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就任後第一次的公開記者會中，布希便給在場的新聞界代表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記者事後報導，「布希表現得很輕鬆、幽默、通達而肯合作，他能叫出每個發問人的名字，回答四十二分鐘內所有的問題，比雷根總統任何的記者會都要多。」
和雷根總統相比，布希在就任半年之內就曾在白宮召開過二十二次記者會，而雷根在八年之內，才不過和白宮的新聞記者正式會談過四十八次！布希雖然沒有雷根那種訓練有素的表演技術，卻能夠以實質取勝，對於國際或國內的重大複雜問題，都能應對裕如，從不支吾其辭。
布希擔任美國總統兩年之後，和記者單獨或集體接觸的機會不計其數，正式的白宮記者會已有五十多次，接受媒體的訪問也很多。因此，到目前為止，新聞媒體還沒有布希總統不夠公開的批評。
反觀世界其他國家，大致上比較有自信而善於領導的政治人物，便不怕多與新聞媒體接觸，凡是怕直接接受新聞記者質問的領袖，其形象一定不佳，而其民主的風度和精神，一定也很差。
蘇聯的戈巴契夫，近年來能夠受很多人的讚揚，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在國內實現了開放政策，使蘇聯的人民在思想和生活上得到相當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他頗有自信，能夠不怕西方新聞媒介的直接訪問，結果在國際上建立了開明的形象。
相反地，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由於新聞媒體被視為宣傳的工具，執政者不是對國內的刊物不夠尊重或有意加以輕視，就是企圖用自己的權力加以控制或利用，使其不能自由，更難以獨立。
中共統治的大陸，仍在獨裁的專制制度之下，新聞媒體與執政者的奴主關係，固然不必奢求立刻有所改變；但是在實行民主政治的台灣，現任國家元首的李登輝總統，不僅很少召開正式的場記者會(就任以來只有三次)，而且也經常拒絕媒體的單獨訪問，實在是非常令人失望。
改進領袖與媒體關係
為了促進中國的民主和將來的統一，台灣的政治領袖和新聞媒體之間的關係，實在有改進的必要：政府傳統的封建思想必須放棄，媒介依附政黨或政府的心理也必須改變。只有獨立超然而有公信度的媒介才會有影響力，只有有影響力的刊物，才會更受重視。
(姜敬寬為時代雜誌資深記者兼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