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是一種集體壓抑，目的是建造秩序。政治的禁忌是對人們公共生活的箝制；性禁忌則是對私人領域的調節；當權威凋謝、秩序崩解，性禁忌藩籬的撤除，也必然伴隨政治禁忌的解放而生。解嚴之後，性雜誌、性小說、性電影等大行，性已漸漸成為龐大的商業體系，它因緣湊巧的在台灣內部需求擴張時刻出現，成了大眾消費時代裡的一種消費形式。
政治與性的解放，乃是人類自求解放的一部分。然而，解放既是願望，更是結構；缺乏政治自由的結構，所謂的政治自由就會被其他更頑強的結構，例如金錢關係，甚至復辟的族姓地域關係等所併吞。性的自由亦然，在性別歧視嚴重、各種性剝削均極普遍、性也是一種被賦予交換價值的社會，所謂的性自由反而經常淪為另一種剝削的來源。
因此，對於各式各樣的自由，它們不僅是一種享用，更是一種人對自身的覺悟。自由也不是口號，而是更多的責任，享受自由的同時，人也在擔負自由的責任。把生命看得愈沈重，反而能享有輕盈的快樂。
「身體主權」的覺悟
性自由在北歐的瑞典、丹麥可能最有啟發性。社會福利國家使得性與其他事物的交換減少，徹底的性教育使得兩性之間對自己的「身體主權」與「身體尊嚴」也有了更多覺悟。這些都是保障性自由的結構，北歐少男少女的初次性行為年齡高過其他國家，真正的理由或即是他們找到了自由與責任、自由與尊嚴的分際。
然而，自由對許多其他國家卻是全新的事務。人們並不理解自由乃是選擇－－在作了選擇後，即必須承擔選擇的責任，再也不能抵賴。人們也不理解，自由的重擔並非個人所能肩負，因此必須創造一些結構，用結構來承擔。當對自由的思考脫離了責任與結構，自由就只不過成為歷史輪迴的一部分，人們並不會在自由中成長。
解嚴與大眾消費時代的來臨，台灣將性視為一種消費形式的時代也告到來。禁忌的解除總有積極的一面；然而，禁忌的解除若不能落實到結構與文化的重建，通常都只是另一種剝削的開始；六０年代西方的性解放，即有相當大的部分是一種新的性剝削。媚俗式的性解放，通常都不能使人自由，不過多加一些鬧劇而已，台灣小白菜的告白不就是最好的諷喻？
性話題脫口秀
解嚴後，台灣的性商業日益蓬勃，台灣不像西方許多國家一樣的視之為「凡爾賽宮的下水道」，因此性商業產品和日用商品並陳，與性相關的營業也無處不在。這是傳統性剝削形式的復辟與擴大營業。
而媚俗式的性解放，則在其他新生領域擴張；一向沒什麼思辨能力的電視趕搭巴士，將男女問題推成「脫口秀」的主題，成了新型態的饒舌雜談；速食式的性小說，尤其必須是女作家的作品，則成為另一種以滿足窺竊癖為主的新商品。媚俗的性自由是一種弔詭，它表面宣述的是自由，但缺乏內容的結果，卻只是將自由折價成了商品。在一切均可出售的社會，性自由的話題當然也被出售。
消費文明並沒有什麼差錯，差錯的只是銷售什麼樣的貨物。在政治與性的禁忌都在崩解的這個時刻，對於這兩個領域，我們可能都需要重新思考有關結構的重建問題了吧！
(南方朔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