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巴威是個飽受殖民統治摧殘的國家。1980年獨立後，政治清算讓無數人流離失所。社會中還存在貧窮、家庭暴力、愛滋病盛行等不利條件，人們普遍承受精神折磨，而醫療資源的貧乏，讓身心狀況低落者更顯無助。精神科醫師狄克森．奇班達攜手14位在地阿媽，在辛巴威發起一場名為「友誼座」（friendship bench）的心理健康革命。（本文節錄自《來跟阿媽聊一聊》一書，作者：狄克森．奇班達／時報出版，以下為摘文。）
市政府衛生服務主管一開始就明白告訴我，部門沒有社區心理健康計畫的預算，所以我不會拿到任何經費。不過他同情我的處境，也明白過去幾個月的暴行確實影響了太多人。
遺憾的是，市政府衛生部門早已被許多其他市政問題壓得喘不過氣來，HIV／愛滋病、孕產婦與兒童保健、結核病，以及人口擁擠、基礎設施不足的低收入環境中常見的各類病症與傳染病……目前種種問題都令他們忙得焦頭爛額。即使如此，那位主管仍承認不能對社區心理健康置之不理，也願意給我一個立足點，供我展開工作。
即使沒有物資或資金，我仍很感激。也許只要讓更多人知道這項計畫，它就能逐漸聚積聲勢—但在此之前，我必須擬出足夠有力的介入構想。
除了在地非政府組織一開始提供的一點經費，這項計畫頭幾年的運作，都是直接從我每週四到醫院輪班所得的政府薪水中支出。我覺得，自己至少要為艾瑞卡做到這一點。在這個國家，多數年輕人都已離鄉背井，前往南非、英國、澳洲等地找尋更好的機會。因此，最可能參與我這項實驗性介入的人選，其實是長者。這就是友誼座計畫的開端。
我原先的想法是，既然沒有經費，我可以訓練少數幾名護理師，教他們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的基本方法，如此一來，他們便能在基層照護場域提供具實證基礎的心理健康介入。
然而，我們決定從姆巴雷社區開始推動計畫後，我才得知，當地受過訓練的護理師和醫師都為其他計畫忙得分身乏術，無法再加入我的計畫。姆巴雷是哈拉雷人口最稠密的市郊之一，也是市內受清理計畫影響最嚴重的社區。
我並沒有沮喪太久。後來有人告訴我，姆巴雷有14位阿媽自願投入時間，在全區參與以健康教育與宣導為主的介入工作。哈拉雷市政府不時會和這些阿媽合作，協助宣導民眾按時服用HIV藥物；這些女性都是各自社區裡的支柱，大家也願意把她們的話聽進去。
我記下這幾位阿媽的聯絡方式，花時間一一拜訪她們。她們親眼見證了過去數月裡社區受到的破壞—其實早在那之前，她們就已經見過了種種破壞—每個人都很想幫忙。後來我們約了時間在當地診所見面，在那裡展開熱議，認真討論這項計畫的實行方法。
我們之間的安排毫不正式，不必跨過任何官僚門檻。14位阿媽都對正式協議興趣全無，完全不想碰那些繁文縟節。她們只是相信，做這件事對自己也有好處，在社區工作時能感到有意義、有目標，也能得到歸屬感。身為在地文化的守護者，她們覺得自己有責任回饋身邊的人，提升社區凝聚力。
打從一開始，14位阿媽的智慧就令我深受震撼
把她們的年歲加總起來，這群阿媽等於共同擁有一座累積逾千年的經驗寶庫。我很快從她們身上看見，心理健康其實只是個入口，我們以此為出發點訴說故事。
說故事是社群自古以來就有的工具，許多辛巴威人已經遺忘了它，但它有潛力改變那些受傷最深的個人、家庭與社區。阿媽們讓我明白，認知行為治療可以用許多方式拆解與轉化。
起初我沒想到，原來這項計畫要成功，就必須沉浸在在地文化之中，我們必須創造一種本土的認知行為治療取徑，而且這種取徑不能讓我們和社區產生隔閡。
傳統認知行為治療以想法、感受與行為之間的連結為基礎—奠基於三者之間的相互連動，以及它們影響我們看待人生的方式—並特別著重於讓扭曲的想法更貼近現實。
阿媽們憑著數十年的生命經驗，發展出了各自的內在指引，那是一套根植於文化的系統，能引導她們面對眼前這些情緒與心理難題。換言之，她們達到了一種更高層次的心理覺察，能直覺地看見感受、想法、心境與行為之間的連結，也能把這份直覺能力用在問題解決治療（problem-solving therapy）中。
此外，她們也明白，造就改變就要從行為層次切入：透過安排活動，例如種菜或去當地社區俱樂部等等，讓人做出正向且能帶來回饋的行為，才可能打破負面想法與感受的循環。她們未曾受訓成為專業認知行為治療師，卻本能地掌握了認知行為治療最根本的構成要素：正向活動與心理健康改善之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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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然耳，阿媽們對自己得來不易的智慧十分篤定，也懷有強烈的信念，因此難免固執，有時也很難共事。
14位阿媽裡，最難共事的無疑是傑克阿媽。82歲的她性格強硬、好辯，走到哪裡都戴著那頂招牌紅色貝雷帽。她從小住在姆巴雷，有許多見解可以分享。
起初，我覺得她有些傳達見解的方式很惹人厭煩，甚至帶有敵意，但後來事實證明，她是一位極有力量的思想引領者，擁有革命思想家一般的韌性。推動計畫時，我從以醫院為本的心理健康照護轉向以社區為本，而在某種意義上，傑克阿媽成了我最重要的老師。
精神醫學和其他科學一樣，奠基於實證觀察，使用的是這一行普遍接受、已獲驗證的工具。不過，阿媽們也指出一個問題，正是許多後殖民學者與當代思想家都熟悉的問題：「究竟什麼才算『實證』觀察？它又是由誰定義？」
起初，在她們最早幾次基礎問題解決治療的訓練中，有一回我提議找一間診所，讓她們在裡面為社區成員提供這項介入。傑克阿媽眼神凌厲地質問我：「這裡什麼都被拆了，你怎麼還會想到要在建築裡做治療？」她搖搖頭，接著說：「你不愧是醫師，只想到要在診所裡找一間空辦公室或空房間。我們這裡的人一直都是在戶外分享故事、化解衝突的。」
她說得沒錯，在許多非洲國家與低收入國家，祖靈與土地相連。像我這樣受西方訓練的醫師，多半會把這類工作放進更「臨床」的場域，但大自然其實才是最合適的背景。
傑克阿媽提出的做法最務實、最合理，畢竟所謂「正式」的設施並不容易取得。結果，傑克阿媽對我的挑戰反倒成了意外之喜，因為到頭來，當局根本就沒有打算在市立診所建築裡，為我們提供任何工作空間。
即使如此，我還是很掙扎。阿媽們顯然能看出，我是想用自己那套高度臨床化的取徑在社區裡進行某種介入，因此每走一步都會遇到阻力。
舉例來說，我習慣使用ICD-10和DSM-4裡的專業術語，為病人貼上標籤、做出診斷。ICD-10是《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第十版，DSM-4則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第四版。
但阿媽們對這些都毫無興趣，覺得這些診斷工具根本是在浪費時間。她們更希望我們的介入成為一個平臺，鼓勵人們說出自己的故事，並使人們真正被聽見、被接住，從而經歷情緒宣洩與釋放。
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明白，雖然我們的介入目標是幫助受憂鬱症與其他常見精神疾患所苦的人，但要達成這個目的，有許多更具創意的做法。這也不是什麼新觀念，像敘事醫學（narrative medicine）這個跨領域學門，就運用說故事、同理與聆聽等能力，為尋求照護與提供照護的人創造能帶來轉變的空間。
阿媽們讓我理解了一件事：這些能力早已存在於辛巴威和許多其他非洲國家的文化裡，自古以來便是如此。我直到後來才逐漸學會珍視這件事。口述故事向來是我們靈性與世俗生活中重要的一環。
時至今日，我仍記得自己和祖母圍坐在火堆旁，聽她說故事聽得入神—她說的多半是動物寓言，故事裡的動物各自忙著做不同的事，最後都會歸結到一個關於社群力量的根本道理。
我漸漸明白，我們太著重於所謂「先進」的西方醫療框架，反而忘了祖先傳下來的「說故事」傳統，以及它的療癒效益。
此外，身為西方醫學的從業者，我也逐漸意識到，自己同樣犯了看輕自身文化方法的錯—我從未想過，說故事這種方法不只能處理症狀，還能觸及問題根源。在西方醫療場域裡，說故事並不受鼓勵。換作是醫療人類學家，想來會理解敘事對追究病理根源的重要性，但即使是這種說故事方式，仍然機械而高度結構化，終究更像是為達成目的的手段。
在認識這14位阿媽的過程中，我還對另一件事印象深刻：
她們並不是把說故事當成方法，單純用來「修好」或「治好」什麼。她們只是全心陪在談話對象身邊，表達同理，讓對方感覺自己受到了接納。
於是，事情就這樣慢慢發展了起來。在一次次熱烈的會議與爭執中，阿媽們幫助我切身感受並真正明白，一個好的故事裡，可能蘊藏了無比強大的轉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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