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送平台的興起，不只帶來多元工作模式，也讓這群「非典型勞工」的權益問題浮上檯面，已難再用傳統「僱傭」或「承攬」框架套用。當歐盟從「勞動身份」切入、美國以「工時補貼」設下收入地板，台灣也嘗試在多方意見中，尋找一套既能保障基本權益、又不扼殺市場彈性的制度最優解方。
過去十年，歐美數位經濟市場面臨一項核心挑戰：數位經濟從業人員的勞動身份始終模糊不清。在此背景下，各國勞工透過訴訟與倡議行動，持續為自身權益發聲。儘管各地訴求有所不同，例如歐洲聚焦於勞工身份認定，美國則優先爭取薪資待遇保障等，但最終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平台與從業人員之間，如何建立合理的權益與責任分配機制。
歐洲從勞動關係認定著手，強化平台工作者權益
歐洲是數位經濟產業最早出現勞工身份認定與權益保障討論的地區。2016年英國勞動法庭受理多名數位平台駕駛向平台發起的勞動訴訟（下稱Aslam案），這些駕駛主張平台在他們提供服務期間短付假日工資與一般工資，因此發起訴訟要求平台補足短少額度。該案後經上訴至最高法院，法院從實務上認定這些駕駛符合中間型態自僱者身份，判決平台需給予相應補償。
Aslam案雖然沒有明確裁量勞工身份，但成為歐洲地區平台營運、立法與個案認定的重要參考之一。Aslam案指出，平台雖將自己定位為中介商，但平台工作者上線時即處於工作狀態，平台對於工作者機會、收入也有掌控權，以及當時仍盛行的評分與懲罰機制，因此駕駛不能被單純認定為是自僱者，而是為他人事業提供服務的「中間型態自僱者」。
整個歐盟地區後來也依循相同精神制定相應法規，西班牙的騎士法、德國準勞工認定、以及最新訂定的歐盟《平台工作指令》，都是根據勞動實務判斷勞工關係。在勞工權益規範更加嚴謹的歐洲地區，透過「勞動關係認定」並爭取對應權益，能最大化保護工作者。然而，嚴謹的保護規範所致成本增加，也對產業規模、市場定位造成相應改變。
美國以工時補貼設計制度，拉高外送員報酬地板
2021年，疫情為紐約外送市場帶來顯著成長，紐約市議會針對勞工權益與平台抽成費用兩大議題，提出設定保障底線的自治條例草案，並於兩年後陸續頒布。其中，2021年115號自治條例，也稱為平台工作者最低工資法，其核心概念與英國Aslam案相似：即便外送員僅登入系統而暫未服務，也處於在可接單或拒單的最低限度工作狀態。
紐約的自治條例草案經過多次討論與修正，最終由市長頒布的版本，除了將收入基準線切齊在最低工資約1.25倍左右，也納非實際服務工時的補正數據：除了外送服務期間必須要符合每年隨通膨率調整的樓地板保障外，單一平台都需要定期檢附報告，確保每週給付所有外送員報酬的權值，平均每小時都有等於或高於基準線，讓收入保障得以落實。
台灣預計採計時與計件雙軌，尋找符合本土市場的保障機制
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理事長陳昱安表示，外送員工會長期爭取的，都是能夠反映勞動付出的相應報酬。他指出，平台目前主張每小時收入約270元至290元，但這個數字無法反映外送員的實際狀況。外送員的工作型態與傳統勞僱關係不同——準備工作、等待店家備餐、與消費者取件等時間，並未全部計入工時。再加上自行負擔的油錢、車輛折舊、維修等營運成本，他認為，薪資保障不僅要涵蓋實際外送的時間，還必須考量外送員自行承擔的相關成本。
陳昱安接著補充，目前提出的外送專法草案採取「計件」與「計時」並行的薪資保障。此設計旨在確保外送員在完成訂單時能獲得基於交通部運價公式計算的合理報酬，同時設立每小時收入不得低於基本工資1.25倍、以及每張訂單45元的底線，降低過去疊單機制中勞動力剝削的風險。此機制被視為一種雙重保障，既提升接單意願，也提供基本收入安全網。
關於爭議處理機制，陳昱安表示過去雖透過勞動部召開對話會議，嘗試解決外送員申訴上的歧見，但始終難從平台得到滿意的答案。這次勞動部版本草案明定強化契約中止與申訴救濟制度，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他表示過往無論是來自消費者或店家的檢舉，平台多半欠缺明確的查證與審核機制，外送員經常因檢舉被停權，卻無法得到有效的處理或申訴管道。若能建立第三方調解機制，並要求平台具體、清楚地公告會導致停權的違規樣態與罰則，就能讓外送員有明確標準可循，保障外送員持續提供服務的權益。
外送員專法經過多年研議，在朝野都有共識推進議題情況下，順利在12月進入委員會審查通過。台灣在有諸多歐美國家、地區立法前例參考下，是否得建立最符合台灣市場樣態的立法，仍有賴於工會團體、朝野各黨、業者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詳盡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