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七、八年前，有次行政院邀請國外專家來開會，決定一項醫療政策，完全誤判國內的真正需求。我不得不引述高希均先生「談西方專家」文中的一段話：「聘西方專家的主要作用，是請他們指導『如何去做』，不應請他們決定『應否做』」向政府進言。因為國外專家往往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識，只看到簡化的數據，無法瞭解產生這些數據的事實真相。所以我們只能在引進新觀念、新技術時，請國外專家教我們「怎麼做」，但他們絕對沒有資格告訴我們該「做什麼」！
過去十三年，我每年固定回美國杜克大學教學兩至三個月，不斷體驗兩地的醫學教育，深感兩個制度最大的差異是資源、人力、心力投入的程度不一樣。雖然國內學生的天資並不差，但因醫師臨床判斷和技術的培養端賴師徒式的經驗傳承，國內師資嚴重不足，醫學生、住院醫師多半在缺乏監督、指導的情況下，自我摸索累積經驗，不是從師長的身教中承襲訣竅，不但犯錯機率增加，多數專業訓練也不扎實。這次SARS悲劇，就暴露了國內臨床醫學教育放牛吃草的殘酷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