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七、八年前，有次行政院邀請國外專家來開會，決定一項醫療政策，完全誤判國內的真正需求。我不得不引述高希均先生「談西方專家」文中的一段話：「聘西方專家的主要作用，是請他們指導『如何去做』，不應請他們決定『應否做』」向政府進言。因為國外專家往往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識，只看到簡化的數據，無法瞭解產生這些數據的事實真相。所以我們只能在引進新觀念、新技術時，請國外專家教我們「怎麼做」，但他們絕對沒有資格告訴我們該「做什麼」！
過去十三年，我每年固定回美國杜克大學教學兩至三個月，不斷體驗兩地的醫學教育，深感兩個制度最大的差異是資源、人力、心力投入的程度不一樣。雖然國內學生的天資並不差，但因醫師臨床判斷和技術的培養端賴師徒式的經驗傳承，國內師資嚴重不足，醫學生、住院醫師多半在缺乏監督、指導的情況下，自我摸索累積經驗，不是從師長的身教中承襲訣竅，不但犯錯機率增加，多數專業訓練也不扎實。這次SARS悲劇，就暴露了國內臨床醫學教育放牛吃草的殘酷事實。
日前，在一個聚會上，數位醫學界年輕一輩很老實地說，多年來每當他們看到我發表有關醫學教育的文章時，都認為我在唱高調。顯然，我所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對他們而言是陌生的，因而對於我對國內醫學教育的批評不以為然。令我憂心的是，如果SARS的震撼，仍然無法引發醫學界對國內臨床教育的省思，那麼林重威、林永祥醫師的犧牲不就白費了嗎？
事實上，數年前美國醫學院評鑑機構即認為台灣的醫學教育有很多地方與美國不相等。為此，台灣才開始醫學院的評鑑。評鑑委員一致認為，當務之急是優良師資的培育及臨床教育的充實。無奈教育部卻在各種壓力下，急欲增設醫學院。更不幸的，近日還有國外專家向衛生署建議提高醫師與人口比。其實，這些年來國內醫療日益浮濫，醫療品質向下沉淪的問題癥結就是因為擴增醫學院、醫院；師資稀釋、臨床教育付諸闕如所造成的惡性循環，隨著醫師數的增加，不良醫師的比例提高。
醫師數不足，固然影響醫療品質，但弔詭的是，較之醫學先進國家，國內病人不但不必等候，而且還常一連串逛好幾家醫院，看好幾位醫師。在這樣嚴重畸形的醫療環境下，不先改善教育品質，卻去增加更多專業有問題的醫師，豈不是更大的災難。因為醫師對待的是神聖的生命，希伯克拉底的醫師誓言說「首先，不要造成傷害」，此刻「寧缺勿濫」的道理，不言自明。
（作者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專欄言論不代表本刊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