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大醫院解開病毒的基因序列，為SARS相關研究打下地基，「接著就是集結全國力量來蓋大樓，把大樓蓋得又快又好（診斷試劑、疫苗、藥物等研發），」台大醫學院院長陳定信對未來滿懷期許地說。
在宣示共同蓋大樓的SARS專案研究小組成立記者會上，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也顯得信心滿滿。他的信心，來自背後的世界級團隊。
列席成員包括，肝炎研究專家陳定信、台大醫院肝炎研究中心主任陳培哲、行政院SARS小組召集人陳建仁、研究肺癌基因的台大醫院內科主任楊泮池、冠狀病毒研究先驅賴明詔、愛滋病毒研究學者何大一、中央研究院院士翁啟惠、生物醫學所所長陳垣崇、太景生物科技執行長許明珠。
除了檯面上幾位帶頭人物，檯面下也有許多高手在使力，像生物化學所所長王惠鈞、分子生物所所長沈哲鯤等。「全世界沒有一個團隊能同時集結這麼多優秀人才，」連榮獲諾貝爾獎肯定的世界級科學家李遠哲都很振奮。
其實，台灣能順利解出病毒的基因序列，「是李國鼎十幾年前就開始推動生命科學的累積結果，」陳定信說。但能後續地迅速集結相關人才投入SARS研究，則是李遠哲長期在中研院布下的人才棋局。
九年前，李遠哲就已延攬沈哲鯤歸國擔任分子生物所所長。直至最近，不僅有翁啟惠回國接任基因體中心主任、賴明詔接任副院長，院士賀端華也接下植物所所長的棒子，讓六所的領導陣容臻於完備。
2002年，政府提出兩兆雙星計畫，生物科技就是其中一顆星。行政院去年核定，每年將投入新台幣30億元在基因體醫學計畫；今年年初決定，由行政院開發基金出資45％、民間55％，共同成立規模150億元的生技種子基金。
因此這些人才的加入，「為台灣生技帶來很大的加分，」中華開發技術部副理、生技創投講師林衛理相當樂見。
引進國際人脈金礦
生技前景固然看好，卻常是雷聲大雨點小。因此大家最關心的是，位居主導的六位所長，將為台灣帶來什麼機會？
六位所長個個是科學金礦（頁156），也為台灣帶來六條國際人脈金礦。
生醫所所長陳垣崇開發的龐貝氏症藥，就是和國際生技大廠genzyme合作，並為台灣爭取到臨床實驗名額。去年，因為和國際知名藥廠葛蘭素史克副總裁Allen Roses是多年研究同僚，得以促成雙方在基因醫學的合作。
新接任植物所所長的賀端華，在美國也取得稻米、小麥的抗旱基因專利，並和國際農業生技大廠Monsanto合作發展。此外，「仍有幾個不便公開的合作案子持續進行中，」賀端華說。
六位所長是台灣徵召人才、技術授權的人脈橋樑，也是為台灣年輕人引進新觀念、新視野的知識橋樑。
有鑑於回國的傑出科學家愈來愈多，出國深造的年輕人愈來愈少。分子生物所所長沈哲鯤每年都會透過關係，邀請國外研究學者到台灣演講，讓台灣研究人員有機會和國際互動、交換經驗。
動物所所長游正博樂於和學生討論。游正博常到國內學術單位演講，有回收到慈濟大學學生附上十個問題的電子郵件，讓他對台灣學生的積極感到欣喜，「我鼓勵他們到辦公室坐下來好好聊，」對於有心人，游正博再忙也儘量撥空。
陳垣崇打造國際級的實驗室環境，也造福國內學生。陳垣崇記得，有位清華大學學生，每年暑假都到國外實驗室做研究，去年知道陳垣崇回國，就改到生醫所實驗室做研究。
此外，國內年輕醫師也很積極。「他們會主動請我們協助從事臨床研究和提供核心設施，」這一點讓同是醫生背景的陳垣崇很感動。
不管是吸引國外人才或是培養國內人才，「有人才也必須有舞台，」行政院政務委員蔡清彥指出當前最缺乏的就是產業舞台。
有鑑於此，中研院聘請擁有豐富產業經驗的翁啟惠來主導生技育成中心。另外，像陳垣崇、賀端華和國際大廠的合作經驗，沈哲鯤早期和研究同僚成立公司的創業經驗，生農所籌備處主任楊寧蓀在民間基因公司的任職經驗等，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源。
下游的產業經驗，讓上游研發工作更聚焦，「用最簡單的方法，解決同樣困難的問題，」衛生署藥審會主委胡幼圃強調這對生技產業助益很大。
從學術殿堂到現實叢林
在美國各擁一片天地的六位所長願意「壯士斷腕」返國效命，除了台灣研究環境的進步，還有來自熱愛挑戰和追求理想的基因作祟。
研究，是挑戰混沌世界中的未知。歸國，也是六位所長在挑戰人生的第二條事業曲線。
第二條事業曲線的目標，「就是帶領中研院和世界最好的研究單位競爭，」李遠哲認為生命科學領域就像眼前的一張桌子，有很多尚未開發的空白處，未來美國、歐洲、日本各會搶下一大塊，「台灣也有能力搶下一塊。」
在美國坐擁世界頂尖實驗室的李遠哲回憶，十年前決定回國時，加州大學研究同僚打賭他三個月就會回加州大學。事實證明，李遠哲不但待了十年，「現在還有許多外國人才想到中研院做研究，」顯示台灣的人才、設備逐漸與國際並駕齊驅。
六位歸國所長，也抱持必勝決心。賀端華強調，既然選擇回到台灣，當然要好好打拚一番，若只是圖名或利，還不如留在美國。陳垣崇、游正博等人肯定台灣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但若不把握這幾年，也會失去機會。」
滿腹理想的李遠哲，也用行動和信念勾起六位所長內的理想基因。
2000年時，李遠哲為籌設基因體中心的事情到美國的聖地牙哥，親自帶領團隊忙進忙出，回國卻被立法員以未出席備詢的理由，刪減預算。
這讓原本打消回國念頭的游正博非常震撼。連諾貝爾得主李遠哲都願意承受這樣投入，「我有什麼可以抱怨的？」游正博笑著說。
那趟聖地牙哥之行，其實也是為了延攬陳垣崇回國。李遠哲遠渡重洋尋千里馬，「會讓人被他的誠心感動，」因此陳垣崇提早兩年歸國。
在許多人眼中，李遠哲像是早期的李國鼎，但卻沒有當年來得好做事。也因此，李遠哲為許多人帶來信心，「很多人說李遠哲可以回來，難道我不能回來嗎？」李遠哲轉述。
只是，從學術象牙塔到充滿批判的環境，六大所長不僅要學習適應，也需要轉殖李遠哲的自省和重新啟動的基因。
感召許多人，也引發一些爭議的李遠哲認為，「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反省機制和重新啟動的能力。」
因此面對外界的聲音，李遠哲每天晚上回到家會反省思考，別人講得有道理，就改進；如果只是純粹批評，就放掉憂慮。「每天按Reset鈕，明天又是新的開始，」李遠哲指了指腦袋。
打通專利和人才環節
「人才、技術和資金三者集結起來，才具有連鎖效應、相互吸引，」太景生物科技執行長許明珠分析。
目前包括六位所長在內的科學人才已陸續歸國，也帶來傑出的研究經驗和成就，一旦創投資金加入，將有很大的發展。「很快喲！年底前就可以看到有人募100億，」李遠哲語帶玄機。
但實際上，台灣生技大躍進，還需打通許多專利和人才環節。
專利規範過度，讓階段性研究成果難以走出實驗室。
相關法令規定中研院專利必須優先授權國內廠商，其次才是國外對象。因此像生醫所副研究員白果能發展基因晶片技術，雖然受到國外廠商青睞，卻無法談合作。「商機不能等，」中華開發林衛理認為這反而讓台灣錯失專利商機，以及向國際廠商學習的機會。
再者，即使授權給國內廠商，法令也規定不能獨厚一家，做不成獨門生意，當然降低廠商爭取授權的意願。
專利規範過度是問題，規範不力更是問題。國內某知名生技廠商不滿地表示，國際生產血糖計的廠商不過四家，台灣去年一下子就冒出十一家，最早投入研究的他們，卻無從尋求專利保護。「先進者沒有保障，怎麼醞釀成產業？」該業者質疑。
此外，台灣生技的上游研發人才紛紛到位，中、下游產業化人才卻頻頻告急。
中研院扮演生技研發的頭，國內廠商得到授權，還必須延續中、下游研發工作，但廠商未必有足夠人力和財力支撐。
像升聯國際生物科技公司和中研院植物所副研究員楊棋明合作，就受到中研院政風室的關注，研發時程也因此受影響，讓生聯董事長文日升很氣憤，「中研院做的是最基礎研究，若禁止人才的流通，多少廠商有能力支付一個研究團隊和設備？」
「研究人才無法在學術與產業間流動，怎麼瞭解產業需求？」但是，工業技術研究院副院長、生物醫學中心主任李鐘熙補充，人才鬆綁有兩個前提，就是不能影響到本業（教學研究），以及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尤其令人擔心的是，生技產業評估、專利和司法人才也不足。如銀行缺乏生技評估人才，最需研發資金的生技公司，反而最難貸款；法官不懂生技專業，加上法令不彰，國內專利侵權也難尋司法途徑。
這些問題都必須克服，因為台灣不是關起門來自己發展，還要跟世界競爭，「必須不斷地往前衝，」李遠哲說。
分子生物所所長 沈哲鯤
發現，然後解決問題
五十四歲的沈哲鯤，早在1995年就開始擔任分生所所長，已連當三任，堪稱最資深的所長。
在沈哲鯤研究基因調控的近三十個年頭中，最大的發現就是找到新的紅血球基因θ。這不僅打破幾十年來大家對人類紅血球蛋白基因群的既定認知，更有助於紅血球基因調控的準確性。相關研究報告，還多次刊登在美國知名學術期刊《Science》和《Nature》。
研究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發現，然後解決問題，」沈哲鯤說。
就讀建國中學，再保送台大化學系，之後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仍就讀化學系的沈哲鯤，其實是在博士班才發現自己喜歡解決問題。
「這是受到博士班老闆（指導教授）的影響，」沈哲鯤回憶，當時不管研究發現了什麼，博士班老闆都一定會讚賞有加，也為他打下堅固的信心底子，從此之後一頭栽入學術殿堂。
博士班老闆對DNA（去氧核糖核酸）的興趣，也將沈哲鯤從化學結構的無機環境中，領入DNA的雙螺旋世界。沈哲鯤從一個治癬藥的研究中，瞭解了他經由DNA治療的機轉。「念完博士班等於念完分子生物學先修班，」為他研究基因調控的生涯揭開序幕。
目前，沈哲鯤持續專注基因調控研究。他解釋，若找出紅血球基因的調控機制，便能研發調控基因的新藥，協助地中海型貧血、鐮刀型貧血等相關疾病的治療。
生物農業科學所籌備處主任 楊寧蓀
人人平起平坐問問題
卸下許多傳統思維的包袱，楊寧蓀就像辦公室冰箱內裝滿的可樂一樣，充滿熱情洋溢的氣泡。
2000年回國的楊寧蓀，是在中研院長大的孩子。因為父親在歷史所擔任研究員，楊寧蓀六歲半就在院內跑來跑去。「我常跟院長開玩笑說，我是原住民，資格比你老，」楊寧蓀笑著說。
受到父親影響，楊寧蓀也不拘泥階級制度那一套，「因為我父親犯錯，會向我道歉。」所以在楊寧蓀眼中，不論資深、資淺，每個人都可以平起平坐問問題。
讓楊寧蓀聞名遐邇的基因槍（可將基因轉殖到大豆、玉米等作物）的發明，就是楊寧蓀敢平起平坐、敢問的結果。
他回憶，當初每個人都認為基因槍難透了，但他仍把握一個眾多諾貝爾獎得主出席的場合，提出自己的想法。會後，一位諾貝爾獎物理得主告訴他可以結合物理的方法，基因槍才得以完成。
談到未來的規劃，楊寧蓀同樣充滿熱忱。
畢業自台大植物系和密西根州立大學生化遺傳學博士班的他，目前正投入於DNA疫苗和中草藥與免疫系統互動的研究中。
為提升國內農業競爭力，生農所已經開始利用基因疫苗來改良重要作物，像抗旱、抗熱的蕃茄品種。
另外，中草藥開發也是台灣特有的機會，但在這之前，「必須先建立中草藥材的現代化（維持量產品質、療效等），」楊寧蓀說。
生物化學所所長 王惠鈞
藝術是夢想，研究是理想
記得第一次看到王惠鈞，不是本人，而是網路上的一張個人卡通畫像。一見面開始談的話題，不是研究，而是對文學和音樂的熱衷。
對王惠鈞而言，藝術是夢想，研究是理想。
出身小公務員家庭的王惠鈞，國中為了學鋼琴，自己打工存錢，找老師學鋼琴；高中時，喜歡寫寫文章，作品還曾刊登在報紙的副刊。
在美國買了屬於自己房子以後，還設計一個可以唱歌、跳舞的「王家地下舞廳」，「這個舞廳很多人都來過，包括李院長（李遠哲），」講起當年勇，五十八歲的王惠鈞仍難掩雀躍。
研究，其實也是一種創作，創作科學新知。
在台大讀完化學系、化學研究所後才出國的王惠鈞，雖然在美國伊利諾大學也是念化學，但心裡已打定要朝向生物結構方面鑽研，因此在伊利諾大學的短短三年間，就發表了十幾篇有關生物分子結構的研究報告。
在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後研究時，王惠鈞跟著指導教授研究DNA（去氧核糖核酸）。1979年，發現新型的左旋DNA結構（早期只知道右旋DNA結構）。後來則持續專注在抗癌藥物和DNA作用的研究上。
「分子中的蛋白質，是藥物作用的標的，」2000年7月回國，專長解生物分子結構的王惠鈞，除了已著手改良現有市面抗癌藥物的配方，以達更好療效。
未來也將朝向本土性癌症，如肝癌、肺癌、乳癌、口腔癌藥物的開發。
生物醫學所所長 陳垣崇
找基因像大海撈針
可能是樂天的個性使然，在陳垣崇身上看不到五十五歲的歲月痕跡。
畢業自台大醫學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遺傳學博士班的陳垣崇，喜歡簡單、談吐溫文、出身醫生世家，也是傑出的醫生，曾在1992年～1999年榮獲美國最佳醫生獎，更是個醣類代謝疾病研究的權威；1999年曾以基因工程技術，製造肝醣貯積症所缺乏的酵素，為病童強森（Johnson）打破一歲道別世界的命運。
「國際間只要講到龐貝氏症專家，就會想到陳垣崇，」國際知名生技藥廠genzyme台灣分公司藥師王上久說。
此外，製造該酵素的藥也已研發出來，正於美國、歐洲等幾個中心進行第三階段臨床試驗，蒐集當地病例資料。美、歐以外，陳垣崇也為台灣爭取到名額，「以後亞洲國家（包含日本）的病人都必須來台灣治療。」
「找疾病的基因像大海撈針一樣，」做了二十幾年罕見疾病基因研究的陳垣崇，未來還要從大海裡撈出更多針。
陳垣崇將帶領生醫所進行三個罕見家族疾病（乾癬症、肌肉萎縮症、先天性缺陷疾病）和台灣五大常見疾病（糖尿病、高血壓、躁鬱症、氣喘、退化性關節炎）的基因研究。
同時，陳垣崇也積極建立台灣人的本土基因資料庫，需三千多人的樣本中，已完成兩千多人。基因資料庫一旦完成，「以後任何疾病研究都可從基因資料庫中找樣本，」陳垣崇強調這是台灣的重要籌碼。
動物所所長 游正博
做研究要對社會負起責任
重視民主和人權的游正博，書櫃中擺著一本馬丁路德的《Parting the Water》，「這是影響我最大的一本書，」很難想像，溫吞斯文的游正博，早期曾參與台灣民主運動；在美期間，受到黑人朋友幫助，也讓他開始正視黑人族群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同樣的人文情懷，也展現在做研究的態度上。游正博畢業自台大醫學系，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生物物理系，在腫瘤和幹細胞研究方面表現傑出，也是最先發現腫瘤細胞和間質細胞有互動關係的成員之一。
這個發現，翻新了腫瘤細胞會自行成長的既有認知。「以前大家都只想用化學治療殺死惡性腫瘤細胞，其實也要切斷周邊互動，」游正博邊指著簡報說。
2002年回國時，除了擔任所長職務，也是中研院幹細胞研究中心的主任，目前正積極建立本土的人類胚胎幹細胞庫。
關於人類胚胎幹細胞的人道爭議，游正博解釋，研究用的胚胎幹細胞只發育四、五天，沒神經也沒有痛感。但胚胎幹細胞牽涉到社會和倫理，「我們做研究要對社會負起責任。」
訪談中，游正博多次強調科學家應該走出學術象牙塔，尋求理解和意見的社會責任。實際上，在繁忙的行政、研究事務之餘，他的確花許多時間公開演講有關複製人和胚胎幹細胞的議題。電腦資料夾中，幾十份演講用的簡報就是最好的證明。
回到學術象牙塔內的責任，游正博除了持續幹細胞研究，還計畫建立靈長類的動物實驗模式，並運用台灣豐沛的海洋資源，發展海洋生物科技。
植物所所長 賀端華
沒保育，就沒資格談利用
喜歡旅行、熱愛歷史的賀端華，不止對顯微鏡底下的世界好奇。從歷史中，他研讀到世界深度；從旅行中，他見識到世界廣度。「我喜歡多看、多聽、多認識人，這很有意思，」賀端華笑意洋洋地說。
六個所當中，就屬成立七十幾年的植物所最早在中研院的土地上發芽。在美國研究植物抗逆境反應和種子發芽調控機制的賀端華，在6月1日接任所長職務，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帶領植物所走向現代化？
和生農所籌備處主任楊寧蓀是好友，個性同樣樂觀開朗的賀端華，坦承回國接任所長責任大、壓力大，但對於植物所的未來，顯然已有一套想法。
「植物學要和其他生物科學連上關係，」看著農業從早期的經濟主力，到現在只占總體經濟的3％，賀端華強調未來要發展高產值、高附加價值的生技農業。
例如，將生產工業和食品用途的酵素基因轉殖到水稻裡，提高水稻價值。並善用台灣既有資源，像植物類的蝴蝶蘭、紅薯、百合花，或水果類的蓮霧等，進行品種改良以大量外銷，提升農業產值。
此外，賀端華在美國已找出可以抗旱的水稻基因，目前尚在溫室實驗階段，未來也希望有機會在台灣量產。
台灣的生物多樣性高，甚至高過面積比台灣大幾十倍的澳洲。賀端華的目標是發掘台灣特殊的植物資源，並加以保育和利用。「若沒有保育，就沒有資格談利用，」賀端華強調唯有保育，才有恆久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