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專程去和信醫院拜訪慕名已久的黃達夫院長。一篇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感覺：「我第一次踏進位在北投的『和信』，立刻被那設計的亮麗、新穎、親切所吸引。它不像一所醫院，因為它沒有典型醫院中的嘈雜、沈悶、藥味。大樓中每項設計可以感受到它的用心，每一個陳設呈顯出它的氣質。這麼多年來台灣的公共建設，不僅嚴重落後，而且設計落伍，有哪一所大學、哪一座醫院、哪一幢政府辦公大樓，擁有現代化的質感而且講究維護的？」如果有錢，硬體的現代化還不難；軟體（包括觀念）要能現代化，則是難上加難。這正是黃院長回國以來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也正是他最大的優勢。
在紛亂下，勇於奉獻
在黃院長《有願景的憤怒》著作中，我們再度看到了他對理想的堅持，對壓力的抵抗，對困難的克服，對前景的樂觀。這樣的樂觀與堅持，當然得來不易。在自序中，他坦率地寫著：「我對返鄉的決定是無怨無悔的，我更覺得這十五年的光陰沒有虛擲，但是，如果當初我預先卜知我這十五年所將遭遇的困難的話，我不知道有沒有勇氣回來。」
如果作者選擇不回來，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的教研環境是多麼地令人嚮往！
「我既然做了選擇，就要毅然決然走下去。」黃院長做了令我們放心的宣示。
他又進一步指出：「我的文章會有那麼多的責難之辭，是因為我為台灣的未來感到焦急。眼看著不良的政策與制度所造成的負面張力，不斷抵消我們進步的動力，也一點一滴地減損台灣人身心的品質，怎能不焦急？人的品質是決定台灣未來競爭力與台灣前途的關鍵啊。」
黃院長的這段話不只是真切地剖析了他的心情，同樣也剖析了這一時代知識份子（包括我在內）推動社會進步時，恨鐵不成鋼的急切心情。
在冷漠裡，勇於諍言
三十餘年來，我這個學經濟的，在財經及相關的領域中，一直以低微的聲音，提出一些觀念與看法，鼓吹我認為台灣社會需要的進步觀念。
十五年來，黃院長這位謙和有禮的君子，在醫學改革上，以一篇篇的文章來表達他「有願景的憤怒」。我們都曾面對的阻力，就是那無所不在的「冷漠」。
十二年前我寫過：「台灣的真正危機在於：除了少數意見領袖及知識份子之外，絕大多數的人民，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裡，對公眾事務的冷漠。西方社會有所謂『沈默的大多數』，而台灣卻有『冷漠的大眾』。」
正是這樣的集體冷漠症，使我有時氣餒；也使黃院長在推動醫學理念上、醫療效率上，不得不有時氣憤、有時動怒；但黃院長的這種「憤怒」自然是屬於南方朔所形容的，是一種西方人的「憤怒觀」——以願景為出發點，指出一種更好的遠景；當有一天現狀改變時，必定不會犯同一種錯誤。
在錯誤中，勇於挑戰
在上一本《用心，在對的地方》的書中，黃院長探討了四個相互貫通的理念：做個好醫師、追求醫療好品質、改革國內的醫療制度、以及釐清觀念。在這本新著中持續討論：（1）病醫之間流轉的溫馨、（2）「用心改革，就對了」、（3）選對的人，做對的事。
讀完十七篇說理清晰而又使命感沈重的文章，立刻湧現三個念頭：（1）每一位國民都應當讀，因為每一個人都應當關注健康與醫療。（2）每一位與醫療相關的人（從醫生到學生）都應當讀，因為其中有很多值得思考與改革的論點不能忽視。（3）每一位政府官員與意見領袖都應當讀，因為沒有立法或政策的推動，很多建議無法落實。
黃院長寫過：「改革不良的傳統和制度是知識份子的責任，但是他必須從自己做起。」是他這種博愛的精神、回饋家國的熱情，以及以身作則的示範，贏得了大家對他的「尊敬」。在「憤怒」的路上他不孤單，旁邊還有一位被冷漠侵襲的同行者，以及無數支持他的沉默大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