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來，美國與中華民國及中共三角關係的發展，非常錯綜複雜。但基本動向的關鍵所在，並不難從發展的歷史背景及理論基礎找出。
平衡「持續」與「變動」
一個國家的外交及安全政策的發展，受很多不同變數的影響，但其中有兩個因素特別重要：
(1)政策傳統的「持續性」：重要的外交及安全政策經多年的實踐考驗成功後，會產生相當制度化的慣性。其政策目標，理論基礎及運作方法等，往往發生高度的持續性，變成不可動搖的金科玉律，神聖的歷史傳統。這種政策的持續性雖有其正面功能，可以增強政策的可靠性及穩定性；但也會因積習過久，產生負面的作用，使政策變得過份僵硬保守，無法隨時代的變化，做靈活及時的調整或革新。
(2)政策處境的「變動性」：任何社會都不可能長期保持原狀不變，因此，政策的制訂必須配合實際情況的變化。換言之，政策的訂定與政策環境兩者之間，有極密切互為因果的關係。這種關係，在國際政治及安全戰略上特別重要，特別敏感。外交安全政策不僅應與國內各種政治、社會及經濟條件與需要相配合，同時要與盟友之政策協調合作，更要對敵人戰略的改變，採取立即的因應對策。健全的外交政策，不但須注意許多雙邊的外交關係，還要放大眼界，深入認清多法的、區域性的，甚至於全球性的外交動態。
由上面的理論假定可以看出，理想的外交安全政策的制訂，須同時顧及政策的「持續性」及「變動性」，求得兩者之間適當的平衡配合。政策的「有效性」與「現實性」，有不可分割的因果開係。過份偏向政策傳統持續性的發展，會使政策保守僵化；過份追隨政策的變動性，則會導致政策混亂，迷失政策方向。
過去三十六年來，美國對台海兩岸的外交及安全政策大致可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在開始的二十年，美國採取的是支持中華民國，反對中共的政策。但過去十六年來，華盛頓卻轉向親近中共，疏遠中華民國的方向。要瞭解此種政策上的根本改變，必須先認清全球性國際局勢及權力制衡結構的基本變動，以及美國對其本身的國家及戰略利益定義的變化。
兩大集團的冷戰競爭
(1)支持中華民國、反對中共時期（一九五○～一九七○年）：
在這一段時期，世界安全制度的最大特色是東西兩大集團畫清界線，推行「冷戰」競爭。這種國際局勢的發展，對中華民國的外交及安全特別有利。一則，中共向蘇俄「一面倒」，簽定三十年盟約，支持共產集團向西方做兇猛的政治鬥爭；二則，中共使用武力，在韓戰、金馬炮戰及越戰直接向美國挑戰，並在亞洲其他各地支持共產革命運動。三則，雖然一九六○年代中（共）蘇關係相當惡化，但在外交上，中共仍堅持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政策；在內政上，推動極端冒進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美國為了本身戰略利益，為了圍堵共產集團力量，爭取中華民國為華盛頓的盟邦，台灣變成了美國在西太平洋防線上不可缺少的一環。在此一段時期，美國提供給中華民國高達六十億美元之軍援及經援，協助訓練國軍，改進武器裝備，簽訂兩國共同防衛條約。在國際上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並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其他世界性國際組織中的席位。
因此，在一九五○及一九六○年代的國際局勢下，中華民國可以堅持「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在外交及戰略上能與美國合作無間。中華民國與美國結盟的理論基礎全建立在彼此之間對國家利益及戰略思想的一致性。
美國失去重力優勢
(2)親近中共，疏遠中華民國時期（一九七一年以後）：
自從一九六○年代末期開始，國際局勢在結構上發生了下列幾方面極大的變動：(1)中（共）蘇衝突繼續惡化，中共脫離蘇俄集團，基本上打破了過去東西兩大集團對抗的「冷戰」僵局。中共在國際舞台及全球性戰略制衡上，開始扮演獨立的角色。(2)一九七○年代蘇俄急速擴軍，使美國失去了軍力上的絕對「優勢」。在一九七○年代末期，華盛頓甚至感到美國軍力已自「均勢」更下降到「劣勢」狀態。華盛頓深受蘇俄以武力為後盾的「擴張主義」的嚴重威脅。(3)當美國在越戰屢屢受挫，急欲找尋出路時，正好中共與越南的關係開始惡化，因此，在中南半島美國與中共轉而產生了平衡利益（parallel interests）。(4)自從鄧小平掌權後，中共積極推行溫和的經濟改革，向西方發展友好的貿易、科技、學術文化等合作交流。
在這種新的國際情況下，美國眼中中共的戰略價值高增，促使華盛頓重新評估美中（共）關係。美國認為，在美國的全球及亞洲戰略部署上，中共可扮演三個重要角色：(1)如能將中共化敵為友，可消除共產主義對整個亞洲及美國戰略利益的嚴重威脅。(2)可利用中共牽制蘇俄的「擴張主義」。(3)改善中（共）美關係可促進中共更進一步推行其溫和的務實主義，並加強對西方發展友好的經濟及戰略關係。
美國步步退讓
美國既然在戰略上有求於中共，北平自然可以討價還價，要求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屢屢讓步。這正說明了一九七○年以後美國無法抵制中共政治要求的原因。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大陸簽訂了第一個對中華民國不利的中（共）美「聯合公報」。福特總統亦隨著在一九七五年訪問北平。
一九七八年底，卡特總統終於接受中共「斷交、毀約、撤兵」的「三條件」。素以關心同情中華民國聞名的雷根總統在一九八二年，也接受了對台灣更不利的「八一七聯合公報」。在中華民國主權及美國軍售兩大問題上，幾乎捨棄一九七九年「台灣關係法」的承諾，對北平的壓力進一步姑息。
美國這四任總統，不分民主黨或共和黨，自由派或保守派，前後一致的對中共讓步，其主要原因是基於華盛頓對國際局勢變化的判斷：美國必須追求附和美國本身戰略利益的政策。中華民國雖大可譴責華盛頓背信違約、忘恩負義，攻擊中共國際統戰伎倆；但也必須深切認清，美國對台海兩邊政策的政變，有一定的戰略邏輯與理論基礎。
從上面所提「理論架構」的角度，來衡量過去三十多年台海兩岸與美國「三角關係」的發展過程，不難看出，在一九七○及一九八○年代中華民國的外交及安全政策的「持續性」與國際環境的「變動性」之間失去平衡，發生相當矛盾。政策「傳統性」未能隨時代的變化及時修正，發揮外交政策的「現實性」功能。
在一九五○及一九六○年代，中華民國的外交安全政策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為當時的政策具有高度的現實性：一方面附合「冷戰」時代國際權力結構的情況；另一方面配合美國的戰略部署及利益。因此，當時所提出的「基本國策」｜如堅持「漢賊不兩立」、「中華民國是唯一合法的政府」、「絕對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等等原則－－可以得到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瞭解與支持。美國與中華民國確有變成「忠實盟友」的歷史條件及理論基礎。
但是，在一九七○年代，當國際安全體制急速變化，華盛頓因戰略上的需要，轉而拉攏北平為「準盟友」時，中華民國的外交政策在觀念上及情感上，仍受傳統慣性的束縛。繼續停留在一九五○年代的「基本國策」框架上，仍然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基本原則。這種做法其實間接地強迫了國際社會，在外交承認與國際組織會籍問題上，必須在「漢」「賊」之間選擇其一。
國際安全體制遽變
當大多數國家及聯合國都還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時侯，堅持「漢賊不兩立」的確對中華民國有利。但目前仍堅持同樣原則，不但不切實際，得不到國際同情與支持，反而陷入「賊立而漢不立」的外交孤立。今天，正式承認中共的國家已增加到一百三十六國，而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者，只剩下二十三國。同時那些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絕大部份還是國際上不太重要的小國。今天，除了亞洲開發銀行以外，中華民國也已先後被迫退出所有具有官方性質政府間的國際組織。
中共國際統戰的手段，就是要在政治上及外交上孤立中華民國，以達到其最後迫和統一的目的。令人惋惜的是，中華民國僵硬的「基本國策」卻間接地保證了中共孤立台灣策略的成功。今天，全國上下雖大聲呼籲，要靈活運用彈性外交，突破中共國際統戰，孤立包圍台灣的陰謀；但是，很明顯地，除非政府早日從基本觀念上修正「漢賊不兩立」的僵硬政策，在國際活動上接受「和平競賽」與「和平共存」的挑戰，中華民國的外交困境將無突破的可能。
當前中華民國外交及安全的孤立，其關鍵問題不在於政策的制訂與推行的技術細節，而是存在於一九五○年代遺留下來的傳統觀念及思想的持續及硬化。打破已不切實際的舊觀念舊思想，才是突破外交孤立的先決條件。如能做到這一點，中華民國的外交及安全處境，必有新轉機與新希望。
（高英茂為美國布朗大學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