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學的學生曾有過這麼一場「實驗」舞會；上半場依慣例由男生邀舞，下半場則必須由女生主動挑選舞伴；結果，部分男生沒一會就逃之夭夭，原因很簡單－－這些男生害怕成為「壁草」。
這場舞會是選修「兩性關係研討」課程的學生設計的期末報告。「有男生說，終於體會到女性角色的難為。」授課老師顧燕翎笑著回憶。
每週三下午，四十出頭，在國小教書的羅鳳蘭，固定到中央大學旁聽「女性、知識、權力」課程。「想知道女人擁有什麼權力，」是羅老師大老遠跑來上課的動機。教這門課的何春蕤理了個五公分長度的平頭，卻習慣搭配一副在頸畔搖晃的長耳環，似乎從外在妝扮就想要向社會加諸女性的刻板印象挑戰。
「性別」帶入學術界
課堂上，她不斷拋出問題，讓學生思考父系文化如何透過社會化過程，塑造和壓迫女性。一個個尖銳的問題，經常引發男女學生涇渭分明的大辯論。
前面的兩門課，只是國內大學校園正萌芽中的學術領域－－「婦女研究」的部分課程。近兩年，包括台大、政大、清大、交大、中央、東海等十餘所大專院校，紛紛有學者(以女性居多)開授「婦女研究」，有的是探討兩性關係的通識課，有的是較專業的科目如「女性心理學」、「婦女與法律」，嘗試將性別意識帶入「中性」的學術討論。
「婦女研究」(Women’s Study)在美國學術界蓬勃發展二十幾年，已成為當代顯學之一。它源自七０年代婦女運動進入校園後產生的衝擊。由於社會運動必須具備理論基礎，因此，各個學術領域如文學、史學、社會學、經濟學……，都出現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的理論，以女性的經驗和觀點，重新反省、批判傳統男性觀點所建構的理論體系。因此，婦女研究有很強的社會性目的，希望最終能改變兩性不平等的社會現象。
究竟，婦女研究是如何遠渡重洋，在台灣的學術界播下種子？
到西方「取經」，從而回國任教的女性學者愈來愈多，是最直接的因素。從較早期的姜蘭虹、顧燕翎、陳若璋，到近幾年陸續回國的張小虹、何春蕤、丁乃非、盧蕙馨、張錦華等年輕一輩學者，幾乎都在美國求學期間，接受過「婦女研究」的學術思潮洗禮。
對她們而言，這股思潮的魅力不全然來自學術上的興趣，更重要的是，它能和個人生命經驗相貼近。
以台大外文系副教授張小虹為例，她坦承在接觸「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以前，文學於她可有可無，無法令她產生熱情。直到接觸這個領域，立刻愛不釋手，「傳統的學術不能像女性主義般，和生命經驗發生愉悅的連結。」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盧蕙馨則有另一番心路歷程。起初，她基於好奇心參與校園內的婦女運動，卻被婦運成員的自主精紳所感。當時正在適應異國獨立生活的盧蕙馨赫然醒覺：「每個人都有潛力，不應該受到性別、角色、文化的限制。」她的博士論文即是從事人類學領域的「婦女研究」。
開啟新視野
另一個造成國內「婦女研究」課程興起的原因是需求增加。
近年經濟結構快速變遷，過去農業社會累積的價值觀已不再適用資本主義社會，現今的社會也需要女性承擔新的責任。何春蕤分析，一套新的性別價值觀正在成形，包括電視節目「女人、女人」、各式各樣的女性成長書籍，以及大學校園內的「婦女研究」課程，其實都是在這個轉型期中，重新「框定」女性的新角色。
儘管學生對這類課程普遍反應熱烈，特別是探討和性、愛情、婚姻有關的兩性關係課程，往往出現幾百人排隊搶著選課的盛況；但學生的性別意識真能透過課堂教學被喚醒嗎？
在台大開「性別與電影研究」吸引三百多位學生選修的張小虹，雖然嘗試經由電影媒介解讀兩性關係，卻並不認為透過一套理論運作即能改變學生，「只希望提供他們更多思考面向。」
台大心理系學生蘇永耀便覺得這門課為他開啟一個新視野，增加自己對性別意識的敏感度；「以前看電影時，較難意識到在劇情鋪排和攝影機的鏡頭下，原來隱藏許多兩性不平等。」但也有男生始終堅持傳統性別觀念，質疑這門課「為什麼非要從性別理論看電影？老師背後有「陰謀」嗎？」
張小虹不諱言，男性較常將日常生活中性別歧視的情境視為理所當然，因此她確實對男生抱更多期望，「否則只有女性改變，兩性永遠會衝突。」
陽盛陰衰的清大和交大，因為男女學生比例懸殊，眾多男生選修「兩性關係」的動機在於希望學會追女朋友的技巧。清大副教授陳若璋啼笑皆非地說：「老師的興趣比較是意識型態的教導，學生的立即興趣卻是擇偶！」
與個人生命經驗相印證
多位開「婦女研究」課程的老師都有一個共同感受：大學生心智單純，人際關係的歷練相當匱乏，因此這類以社會結構來談兩性之間權力本質的課程，對二十歲左右、還在編織美夢的大孩子而言，實在距離其實人生經驗太遙遠。
例如，曾有老師安排討論「婚姻暴力」，清純的女學生似乎被嚇到，不敢相信地問：「真的有這麼可怕嗎？」
何春蕤的課堂也經常出現耐人尋味的畫面：當她談及女性如何在某些社會情境下受壓迫時，學生反應平淡；反倒是旁聽的大學女職員心有戚戚焉，而頻頻點頭；甚至會以個人婚姻經驗和年紀小她們一截的學生討論。
然而，許多觀念已一點一滴進入學生心中。中央大學外文系學生徐智莉在修課以前最討厭「娘娘腔」的男人，現在卻逐漸接受性別解放的理念，不再固守男人就該雄糾糾的刻板印象。
機械系的潘啟正學期初起個大早排隊，才達到「女性、知識、權力」課程。每次上完課回到男生宿舍，便主動拿上課內容和其他男生辯論，「用何春蕤的話「解決」他們！」
外文系二年級學生羅任佩原本即有女性意識，修課的最大的收穫是瞭解同年紀的男生心真正的想法。以前，她常用激烈的態度去「說服」觀念保守的男生，卻往往弄得不歡而散；慢慢瞭解男生想法產生的背景後，「比較懂得用他們能接受的方式溝通。」
學術圈內的婦女運動
或許，這類課程的影響力需要和個人生命體驗相印證，才可能迸發較大力量。交大曾有一位旁聽生在出國兩年後，補寄一份心得報告給顧燕翎，讓她感到很欣慰。台大也有學生就業後送花給「婦女研究室」的召集人張玨，同時寫信表達他的謝意。
婦運團體「婦女新知」秘書長王蘋形容，「婦女研究」是一種「學術圈內的婦女運動」，這句話透露了學術界對這個新興學術領域多少有性別歧視的態度。
部分男性學者並不隱瞞他們對女性主義學術的漠視。一九八九年的民間國建會中，擁有心理學博士學位的陳若璋，提出一篇自文化結構分析婚姻暴力的論文，評論人陳其南教授以「婆婆媽媽」為由拒絕評論。陳若璋不禁質疑：長久由男性主導的學術界是否只允許某些特定研究主題？她認為，只用男性觀點看社會現象，必然出現很大偏頗。
統計資料顯示，美國的婦女研究機構總數接近六百個，其中包括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等知名學府；幾乎每所大學都設計出一套科際整合的「婦女研究」課程，供學生作為主修或副修。「到柏克萊校園附近的書店走走，長長一列「婦女研究」的教科書，比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書籍豐富太多。」一位學如果將美國學術界的「婦女研究」比喻為蓬勃繁密的樹林，台灣個別學者零星開課的情況則像在空蕩的土地上，零星冒出幾棵樹苗；若想成為顯學，還有一段艱辛漫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