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父遺言
大陸上有太多的歷史古蹟與名山大川沒有去過，在去過的幾個地方中，使我感觸最深的是：西湖邊的岳飛墓，鼓浪嶼上的鄭成功練兵之所，以及翠亨村的國父故居。
在國父故居的二樓，牆上記載著一代偉人臨終前，以斷續、微弱的聲音吐出的最後幾個字：「和平…奮鬥…救中國。」
那是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點二十分。
那時的中國在貧窮、專制、割據與列強欺凌之中。
半世紀以後的中國大陸，仍然貧窮、專制，少了軍閥與列強，卻多了一個競爭對手－－市場經濟體系下充滿活力的台灣。
今天如果中共最高領導人，能深刻體認當年國父臨終的遺言，審察現今沒落的共產制度，勇敢地修改兩個字，向全世界宣稱：「和平、轉變、救中國」，這位領導人也會變成另一位歷史性人物。
二、「和平專變」實例
不論大陸是否會出現戈巴契夫，冷酷的現實逼使共產制度不得不修正。大陸上個體戶的興起與經濟特區的設立，正是勇敢的第一步，讓我們提供兩個和平轉變的實例：
一是一九三０年代，當美國陷入最嚴重的經濟大恐慌時，當時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瀕臨破產、四分之一的勞工失業。美國人民沒有以流血革命來推翻當時執政的共和黨胡佛總統，而是和平地投票選出民主黨的羅斯福斯擔任總統。
他推出了一連串的「新政」－－政府以財政赤字及積極參與經濟活動，來創造有效需要及就業機會，挽救崩潰中的資本主義，因為這些新的經濟理念來自英國經濟大師凱因斯，也有人稱之為和平的「凱因斯革命」。傳統式的資本主義就此壽終正寢，「混合經濟」(民間與政府共同參與經濟活動)，一詞也就變成了「後資本主義」的代名詞。
另一個實例是台灣。為什麼相同的中國人卻產生造麼不相同的生活水準？
三十多年前，台灣的每人所得相當於今天的大陸，但是台灣在市場經濟體系下：
．允許私有財產，因此財富得以累積。
．鼓勵中小企業發展，因此經濟得以成長。
．重視教育與知識分子，因此社會得以持續進步。
．努力創造就業機會，因此中產階級得以形成。
這是四十年來一場默默的、大規模的和平轉變－－一些三民主義的信徒甚至說，這已遠離了國父遺教，己脫離了中山學說的軌道，已不再是三民主義了。但不論所實行的是不是純正的三民主義，這種和平轉變的結果是，帶來較好的生活以及較好的遠景。在這種背景下執政的國民黨，在去年十二月的國代選舉中獲得了七一%的選票。贏得了一次高難度的選舉。
三、鄧小平的話
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執政黨不想盡辦法－－包括武力鎮壓－－繼續執政。執政了四十二年的共產黨，如果想在大陸上繼續執政，就要面對現實，和平轉變；以不流血的方式轉變其對經濟的控制，對言論的控制，對政治活動的控制，對宗教的控制，對知識分子的控制。
香港的市場經濟對於廣東經濟改革的影響，提供了最好的佐證。沒有任何政治教條的香港商人，以貿易、設廠、投資、合作等方式把廣東變成了中國大陸最開放，也是生活水準最高的一個地區。
這種和平轉變成功的例子，正為封閉的共產中國打開了一扇窗。鄧小平在一九八四年初就對深圳有過這樣的評價：「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四、不要等到最後一刻
面對一九九二年，人民日報在新年評論中指出：「改革空間仍然很大，改革的工作仍然繁重，我們不要浪費時問，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
誠哉斯言！不要再浪費時間控制意識型態、更不要再浪費時問抵抗和平轉變。即使是為了四千八百萬共產黨員的本身生存，也需要和平轉變。我們期望中共最高領導人，不要在去世前，而要在健在的時候，公開地宣稱：
和平、轉變、救中國。
(高希均所著「經濟學的世界」，所編「台灣經驗四十年」已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