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禮夫人 這個連小學生也耳熟能詳的名字，自從近百年前與鐳元素、放射性連在一起以來，一直蘊含著一股芬芳，象徵著一則傳奇。她那女性獨有的堅毅與純真，更增添了吸引人的特質。「居禮夫人有一種特殊的魅力，」台大理學院一位教授說：「稍稍涉獵科學史的人都會為她的故事著迷。」
李遠哲完全同意這種說法：「她的人生歷程與其他科學家相比是很特殊的。」這位一九八六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就是受到居禮夫人的故事感動，而在高中一年級決心成為科學家。
看他如何從這故事裡，尋找自己的人生意義，也許更能瞭解居禮夫人所代表的價值。
少年時代的李遠哲活潑好動，打棒球、桌球、網球，還參加學校樂隊，「簡直瘋狂，」他回憶。
但在高一那年，忽然生了一場病，在家裡休養了一個月沒去上學。他開始靜下心來，追問自己的生命，思考自己這一生究竟要做什麼。
居禮夫人也是在差不多的年齡，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
「這是我一生的轉捩點，」李遠哲說：「我想得很深，也看了很多書。」每天都從新竹中學圖書館借一、兩本書來看，想瞭解、探求這個問題的答案。偉人傳記是閱讀的一大項目，但是要到看了居禮夫人的傳記後，「才第一次看到有生命的傳記。」
鼓舞年輕的心
她對科學的熱情感動了他：「若沒有這樣熱烈的獻身，不會有她後來的成就。」他看到她艱苦的奮鬥：在巴黎刻苦求學、堅持不懈地做研究。「她是叛逆的，」她不接受命運、不接受傳統，一心一意要找出自己的路，「而她走出來了，這對年輕的我們是多大的鼓舞！」
她也是富有理想的。李遠哲深切感受到她追求真理的浪漫。她又是純潔無私的。愛迪生因發明而致富，發現鐳、發展出萃取鐳的方法的居禮夫人，卻一生受困於貧窮。當別人間她為什麼不申請專利權時，她說：「人類累積的智慧應該由人類共享，我不想占為私人所有。」這話震撼了李遠哲：「她一心要為人類貢獻力量。」同樣懷抱理想主義的他，看出這也正是他要走的路。
其實，他們連出身背景也有若干相似之處。居禮夫人在俄國統治之下的波蘭長大，波蘭文不准使用。李遠哲則出生於日據時期(一九三六年)的台灣，小時候只會說日語，喊「天皇萬歲」。
不過，居禮夫人自始明白波蘭民族的苦難，而幼年的李遠哲並不知道「受異族統治」是什麼意思。要到抗戰勝利，台灣歸還，他才恍悟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也才有了民族的驕傲和救中國的熱情。
這份驕傲與熱情隨著年齡增長。他眼看台灣社會隨著政治的變化而變化，也目睹整個世界隨著戰後的變遷而變遷。他痛心中國被稱為「東亞病夫」，廣泛閱讀、與朋友討論，認為還是「五四」提出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才能救中國。
反省、叛逆、真理
居禮夫人年輕的時候，社會主義席捲歐洲；她進入中年以後，共產主義更往往代表改革的理想。充滿理想色彩的她，卻憑著科學的懷疑態度，沒有真正服膺過共產主義。
而李遠哲從初中時代起，便基於純潔的理想，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衝擊，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大願，後來念大學時也是如此：「五０年代台大有很多很有理想的學生，尤其是理學院，那時候流行一句話說：「一流學生在二號館(理學院館)跟著三流老師做研究。」大家鑽研基礎科學，從來不擔心沒有出路。傍晚時分則聚在一起談文學、談社會改革。
這情形倒像居禮夫人那個時代法國的年輕科學家。他們飽讀詩書、喜愛藝術，談起話來旁徵博引，絕對不是只懂得自己專長範圍的狹隘知識分子。李遠哲讀老舍、巴金，居禮夫人則讀杜斯妥也夫斯基和繆塞等等。
她相信科學研究是為了滿足好奇心，為瞭解世界的真相，而不是做出實用的器具。他則說，人類對大自然奧秘的好奇心，幾萬年來一脈相承，科學工作者最願意做的，就是探求宇宙間未知的規律。他們不相信人類已經把握的規律都是真理，他們懷疑，他們叛逆，他們不斷反省現有的文化和科學判斷。「如果安然接受現有的一切，那麼所有的努力都不需要了。」
正因如此，李遠哲認為雖然科學家探求的客觀物質世界有時與現實社會沒有直接關係，但身為社會的一分子，他們與社會的關係非常密切，尤其關心人類的未來。
居禮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親自駕駛放射線檢驗車上前線，為受傷官兵做檢查；李遠哲近年來也奔波於海峽兩岸，推動科學教育與科學發展。
盛名下的社會責任
他們兩人都木納寡言。隨諾貝爾獎俱來的公眾注意力，曾經讓居禮夫人筋疲力竭，像被人從水裡硬抓出來的魚。而李遠哲得獎之後，也經常不得不做他最討厭的事情：在晚宴上演講。得獎三個月後，他的妻子便十分不忍，而建議：「我們把獎退回去算了。」
但是他知道「盛名」意味著另一種社會責任：「得獎給我們機會，讓一般人注意到我們在做什麼，科學的進展如何。我們有責任說給大家聽」。於是他努力解說自己的工作，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好像在看猴子耍把戲一樣。」
另一方面，對於真正關心社會的科學家而言，「盛名」也給他更好的機會來表達意見。居禮夫人一生淡泊，但後來她發現科學工作非錢莫辦，於是運用自己的影響力，爭取經費、提升科學家地位。李遠哲參與得更多，每次回台灣，大家都拿各種問題去問他。「別人把你當一回事，你的責任就更重大了。」
但是他已經注意到要珍惜使用自己：「我偶爾回來，大家還肯聽聽我說什麼；待得久了，可能就開始罵我，發揮不了作用了。」
因此他和居禮夫人一樣，是個旅居海外的明星。他認為她選擇留在巴黎，是因為在那裡她比較能做事。她從未忘情波蘭，一生的抒情文字都是為波蘭而寫；而他，除了對祖國的關懷之外，更相信人類的利益應該是一致的。
「科學沒有國界，」他經常在思索的，不僅是台灣如何、大陸如何或美國如何；而是整個世界應如何走。身為歸化的美國公民，在台灣長大的中國人，常有人問他究竟向誰效忠，正如法國人也曾向瑪麗．居禮高呼「外國佬滾回去！」
站在科學家的立場，李遠哲的答覆是：「全人類要攜手並進才行。」台灣的未來、中國的未來，以及人類的未來，必須朝著一致的方向。他傾向於同意居禮夫人的看法：「社會進步的動力是科學的進展。」
寂寞而驕傲的一生
一般人往往把卓然有成的人塑造成社會的典範、完美的楷模，但是居禮夫人新傳「寂寞而驕傲的一生」作者，法國作家紀荷卻率直指出，她既非聖人，也非烈士，她同樣有軟弱、不理性的一面。她散發出來的芬芳，正如大半個世紀以後循著她的足跡前行的李遠哲一樣，來自於那份頑強的反省與叛逆，那份對真理與理想的追求。
而這些正是科學進展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