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當年為了鼓勵生育，發勳章給生了十個孩子的母親，稱她們為「英雄媽媽」(後來，毛澤東也依樣畫葫蘆，結果人口成長一發不可收拾)。今天，沒有蘇聯婦女願意再做這種英雄，但實際生活中，她們無疑是不折不扣的社會棟樑。
今日蘇聯男性完整地保持一些舊有的傳統，除了嗜飲伏特加之外，還有就是絕對不碰家事。
海倫在廚房忙著烤魚餅，還得不時衝進衝出，鋪桌布、放餐具。她的先生伊戈則時而彈鋼琴，時而聽音樂，眼看客人動手幫忙端菜，也面不改色。十歲的兒子，也是十足旁觀者，「傳統上，兒子也不必做家事。」伊戈解釋。
晚餐開始，桌上的磨菇、蕃茄，都是自己種的，照顧菜園子的人當然主要還是海倫，她還必須把新鮮蔬菜在夏天醃好等過冬，通常，一個家總要醃一個貯藏室大的備糧。
即使辛勤工作，要讓家人吃飽、吃好，仍不是件容易的事。跟一九八０年比較，蘇聯人民每年消耗的肉、蔬菜、牛奶，雖略有增加，但離應有的營養比起來，仍有一段差距。平均壽命降低(男人只有六十歲左右)、嬰兒死亡率升高，是美國的三倍。這在工業國家，是少見的特例。
女人出外「打獵」
每天為家人覓得溫飽的工作，又多落在女人肩上。
不管在那個城市、什麼時候，排隊買罐頭、衣服、冰淇淋、茶具，甚至香菸，總有七、八成以上是女人，所以她們養成習慣，皮包裡總放著購物袋，也習慣溜班出去看看是否有什麼「意外」收穫，或者先逛完商店，再去上班。因此早上十點以前打電話到辦公室，通常是沒人接，「有什麼辦法，如果下了班再去買東西，早就賣完了。」一個女教授聳聳肩說。
替家人做衣服、外套、打毛線衣，彷彿也是蘇聯婦女必備的技能之一。雖然蘇聯家庭擁有電器用品的比例，普遍比台灣家庭少，只有縫紉機的普及率，遠遠超過無此需要的台灣家庭(見表)。
列寧格勒漢學家孟列夫住的公寓，有六十多年歷史，鋪木質地板的客廳昏暗而古典。但就在沙發正對面，擺著一台大型家庭用織毛衣機，「現在連這個也缺貨。」花白頭髮的孟列夫指著機器說。
家庭主婦必須利用公餘、做完家事的時間做衣服，常常是家人都去睡覺，她們還在做「織女」。根據一項調查，女人看電視、休閒、睡覺的時間，都要比男人少，「為了趕流行，我這件毛線衣，拆了又打新款式，已經四次。這件料子很好，現在很難買到了。」在國際旅館做翻譯的愛莎，指著身上桃紅色、大圓翻領的毛線衣說。她剛買這件毛衣，是二十年前的事。十月革命後，許多婦女走出家庭，首次參與國家建設行列，開始成立婦女組織，擴大生活圈。婦女雜誌陸續問世，但主要在教女人怎麼織襪子，怎麼做肥皂，怎麼不用油炒菜……。
經過一次、二次世界大戰，再加上史達林的迫害，男性大量流失，在這個女多於男、勞力不足的社會，女性在職業上自然地取得平等地位。烏克蘭人民陣線辦公室正在翻修，請來兩個油漆匠，全是女的，女公車司機也非常普遍。事實上，蘇聯女工程師比例冠於全世界(包括助理人員)，初級法院中，每三名法事人員中，就有一個是女的；而女醫師更占杏林七成人力之多。
跟拖拉機平等的女人
連農田上，也由婦女擔綱。基輔地區最大的「共產主義晨光」農場主任維蜜無奈地說，很多男人打完仗就沒有回來了，全蘇農場女性勞動力，普遍占五、六成。擠牛奶、養家畜，甚至操作機械，都是她們工作的一部分。
因此，在女人間流傳一個笑話：「我們不只與男人平等，也跟拖拉機、推土機平等。」
蘇聯男性似乎對這種趨勢，常常不經意地抗議。新西伯利亞科學圖書館館長談到管理問題，便脫口而出：「女人太難管，她們自以為已經跟男人平等了，意見特別多。」
也許是這種沙文主義；也許是酗酒、家庭暴力，蘇聯離婚率高得驚人，一九八六年就已經跟美國差不多(三０%)。
太早婚，也可能是導致離異的原因。每年新婚的新人中，有一半在二十四歲以下。「女人過了二十四、五還不嫁，就顯得怪怪的。」基輔一個記者指出，許多共和國的女性法定結婚年齡，只有十六歲，都比西方早一點。
一般人認為蘇聯人早婚的原因，不外早熟、社會缺乏令他們全力以赴追求的目標，反正一切都是國家安排，也就是太無聊。但奉子女之命結婚的，也占相當比例，「蘇聯年輕男女的感情很容易就變得太親密，一不小心就懷孕了。」一個念導遊系的大專女生說。
年輕男女的「不小心」，主要是因為避孕藥物、器材太缺乏，甚至已婚婦女都飽受無法有效避孕之苦。據估計，不太願意多養孩子的蘇聯婦女，平均一輩子墮胎五、六次；中央計畫局也曾公布，每年經密醫做人工流產手術的，多達四到八百萬次。
在街頭上，不同年齡的女性，有不同的臉譜。荳蔻年華的濃粧少女，帶著美麗的驕傲；年輕女人看起來精神奕奕，只有稍為上了年紀、標準家庭主婦的臉上，才顯出戒備的勞累。
但她們很少喋喋不休抱怨這些遭遇；她們要不就輕描淡寫，要不就說些笑話解嘲，彷彿一層層分析婦女處境，都會引起更多令人疲憊的記憶。
「在蘇聯，有太多的為什麼沒有解答，我們也不需要替自己找生活的理由。」一個已經離婚的女編審做了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