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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雄媽媽到超級女人

文 / 李慧菊    
199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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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雄媽媽到超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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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當年為了鼓勵生育,發勳章給生了十個孩子的母親,稱她們為「英雄媽媽」(後來,毛澤東也依樣畫葫蘆,結果人口成長一發不可收拾)。今天,沒有蘇聯婦女願意再做這種英雄,但實際生活中,她們無疑是不折不扣的社會棟樑。

今日蘇聯男性完整地保持一些舊有的傳統,除了嗜飲伏特加之外,還有就是絕對不碰家事。

海倫在廚房忙著烤魚餅,還得不時衝進衝出,鋪桌布、放餐具。她的先生伊戈則時而彈鋼琴,時而聽音樂,眼看客人動手幫忙端菜,也面不改色。十歲的兒子,也是十足旁觀者,「傳統上,兒子也不必做家事。」伊戈解釋。

晚餐開始,桌上的磨菇、蕃茄,都是自己種的,照顧菜園子的人當然主要還是海倫,她還必須把新鮮蔬菜在夏天醃好等過冬,通常,一個家總要醃一個貯藏室大的備糧。

即使辛勤工作,要讓家人吃飽、吃好,仍不是件容易的事。跟一九八0年比較,蘇聯人民每年消耗的肉、蔬菜、牛奶,雖略有增加,但離應有的營養比起來,仍有一段差距。平均壽命降低(男人只有六十歲左右)、嬰兒死亡率升高,是美國的三倍。這在工業國家,是少見的特例。

女人出外「打獵」

每天為家人覓得溫飽的工作,又多落在女人肩上。

不管在那個城市、什麼時候,排隊買罐頭、衣服、冰淇淋、茶具,甚至香菸,總有七、八成以上是女人,所以她們養成習慣,皮包裡總放著購物袋,也習慣溜班出去看看是否有什麼「意外」收穫,或者先逛完商店,再去上班。因此早上十點以前打電話到辦公室,通常是沒人接,「有什麼辦法,如果下了班再去買東西,早就賣完了。」一個女教授聳聳肩說。

替家人做衣服、外套、打毛線衣,彷彿也是蘇聯婦女必備的技能之一。雖然蘇聯家庭擁有電器用品的比例,普遍比台灣家庭少,只有縫紉機的普及率,遠遠超過無此需要的台灣家庭(見表)。

列寧格勒漢學家孟列夫住的公寓,有六十多年歷史,鋪木質地板的客廳昏暗而古典。但就在沙發正對面,擺著一台大型家庭用織毛衣機,「現在連這個也缺貨。」花白頭髮的孟列夫指著機器說。

家庭主婦必須利用公餘、做完家事的時間做衣服,常常是家人都去睡覺,她們還在做「織女」。根據一項調查,女人看電視、休閒、睡覺的時間,都要比男人少,「為了趕流行,我這件毛線衣,拆了又打新款式,已經四次。這件料子很好,現在很難買到了。」在國際旅館做翻譯的愛莎,指著身上桃紅色、大圓翻領的毛線衣說。她剛買這件毛衣,是二十年前的事。十月革命後,許多婦女走出家庭,首次參與國家建設行列,開始成立婦女組織,擴大生活圈。婦女雜誌陸續問世,但主要在教女人怎麼織襪子,怎麼做肥皂,怎麼不用油炒菜……。

經過一次、二次世界大戰,再加上史達林的迫害,男性大量流失,在這個女多於男、勞力不足的社會,女性在職業上自然地取得平等地位。烏克蘭人民陣線辦公室正在翻修,請來兩個油漆匠,全是女的,女公車司機也非常普遍。事實上,蘇聯女工程師比例冠於全世界(包括助理人員),初級法院中,每三名法事人員中,就有一個是女的;而女醫師更占杏林七成人力之多。

跟拖拉機平等的女人

連農田上,也由婦女擔綱。基輔地區最大的「共產主義晨光」農場主任維蜜無奈地說,很多男人打完仗就沒有回來了,全蘇農場女性勞動力,普遍占五、六成。擠牛奶、養家畜,甚至操作機械,都是她們工作的一部分。

因此,在女人間流傳一個笑話:「我們不只與男人平等,也跟拖拉機、推土機平等。」

蘇聯男性似乎對這種趨勢,常常不經意地抗議。新西伯利亞科學圖書館館長談到管理問題,便脫口而出:「女人太難管,她們自以為已經跟男人平等了,意見特別多。」

也許是這種沙文主義;也許是酗酒、家庭暴力,蘇聯離婚率高得驚人,一九八六年就已經跟美國差不多(三0%)。

太早婚,也可能是導致離異的原因。每年新婚的新人中,有一半在二十四歲以下。「女人過了二十四、五還不嫁,就顯得怪怪的。」基輔一個記者指出,許多共和國的女性法定結婚年齡,只有十六歲,都比西方早一點。

一般人認為蘇聯人早婚的原因,不外早熟、社會缺乏令他們全力以赴追求的目標,反正一切都是國家安排,也就是太無聊。但奉子女之命結婚的,也占相當比例,「蘇聯年輕男女的感情很容易就變得太親密,一不小心就懷孕了。」一個念導遊系的大專女生說。

年輕男女的「不小心」,主要是因為避孕藥物、器材太缺乏,甚至已婚婦女都飽受無法有效避孕之苦。據估計,不太願意多養孩子的蘇聯婦女,平均一輩子墮胎五、六次;中央計畫局也曾公布,每年經密醫做人工流產手術的,多達四到八百萬次。

在街頭上,不同年齡的女性,有不同的臉譜。荳蔻年華的濃粧少女,帶著美麗的驕傲;年輕女人看起來精神奕奕,只有稍為上了年紀、標準家庭主婦的臉上,才顯出戒備的勞累。

但她們很少喋喋不休抱怨這些遭遇;她們要不就輕描淡寫,要不就說些笑話解嘲,彷彿一層層分析婦女處境,都會引起更多令人疲憊的記憶。

「在蘇聯,有太多的為什麼沒有解答,我們也不需要替自己找生活的理由。」一個已經離婚的女編審做了總結。

本文出自 1991 / 03 月號

第05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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