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死」在台灣尚未實行，但此議題近年廣泛引起大眾討論。本書作者是加拿大首批進行「醫助死亡」，投身家庭醫學近五十年、長期致力臨終關懷的醫師，藉由加拿大「醫助死亡」施行現況，為人們追求「平靜走往生命終點」的想望，提供多重思考視角。（本文節錄自《當痛苦無法逆轉，我想要這樣離去》一書，作者：簡．馬莫雷奧（Jean Marmoreo），約翰娜．施內勒（Johanna Schneller）／麥田出版，以下為摘文。）
人們應該是「想要」醫助死亡，而不是「迫不得已」選擇它——鄭重地告別苦痛、擁抱所愛之人，悲傷中也能映照出平靜與解脫。
2016年，加拿大最高法院通過了《卡特訴加拿大案》，批准了醫療輔助死亡，將生命的終結權歸還給病人，讓他們能透過「醫助死亡」，以人道、合法且有尊嚴的方式離開。
什麼是「合理、可預見的死亡」？
當失智患者進入無意識狀態，是否仍能完成他最初尋求醫助死亡的心願？究竟病人是真的想離開，抑或無法被醫療體制接住，進而讓種種疼痛、孤獨造成久病厭世？若是提供更仔細的緩和醫療與陪伴，是否能改變病人的「求死」意願？
這是一條艱難的路，種種問題在評估、執行「醫助死亡」的過程中，總是一個接一個浮現。從致力於救死扶傷，到成為幫助他人赴死的執行者，馬莫雷奧醫生不僅擔負起生命的重量，更必須謹慎協助病患與家人、護理人員的協調溝通，甚至小心拿捏病人與死亡之間的距離：確認是否合乎實際意願與需求，而非成為一個抑鬱且「勉強」之下、不得不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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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應該在早上十點為約蘭達．馬丁斯（Yolanda Martins）注射藥物，以便協助她善終。當時只有一個問題：我需要一名護士來置入靜脈導管，但護士尚未抵達。
屋裡的氣氛比電梯還要起伏不定。約有十幾位約蘭達的親友（朝氣蓬勃又彬彬有禮的一群人）聚集在多倫多安涅克斯（Annex）街區，這棟精心翻修過的維多利亞式建築裡為她送行。這座房子是約蘭達的朋友派蒂（Patty）的住所。
有人掛上了一串串白色的裝飾燈；有人煮了咖啡；有人打開了龍舌蘭和香檳，彷彿用盡了廚房裡的每一個杯子。一束束鮮花和一盒盒紙巾堆滿了這個大方形廚房的中島及所有桌面。約蘭達憑著她的幽默製作了一份輕快的「死亡播放清單」。
在過去的一個小時裡，她和她的親朋好友們一起聊天、哭泣、跳舞、歡笑，並高聲唱著〈永遠年輕〉（Forever Young）和〈變色龍〉（Karma Chameleon）。然而，當早上十點來臨時，他們的目光開始頻頻轉向我。
二○一八年七月的這一天是我協助患者善終的第二十六個月。時至今日，我已多次見證醫助死亡的重大意義。患者簽署善終同意書後，他們會流露出如釋重負的神情。
像今天為約蘭達舉行的這場告別一樣，親友們雖然悲傷，但仍帶著喜悅來見證摯愛的人按照自己的意願，在自己的床上離世。事後，有些家屬會來擁抱我；有些人則會坐在我身旁，與我分享剛剛送別的那個人的故事。而那時，我總是忍不住哭泣，幾乎每次都會落淚。
我第一次見到約蘭達是在二○一七年十一月。她是意志最堅定的其中一位患者。儘管年僅四十五歲，但她已經與一種罕見的肺部疾病奮鬥了三十年。
不過，她曾有過一段精采人生：在哈佛大學擔任科學研究員、體驗過高空跳傘、潛水到珊瑚礁深處。她個性強勢，朋友們總是開玩笑地稱呼她為「老大」，還喜歡說：「約蘭達想要什麼，一定都會弄到手。」
然而，在過去兩年裡，那段精采的人生開始逐漸收窄：藥物、文書雜務以及疼痛成為了她的主要生活範疇。她沒有錢又沒有男朋友；她精力耗盡，專注力又日漸減弱。她不得不搬回距離東多倫多一小時車程的惠特比（Whitby）父母家居住，有時短暫停留在派蒂家。約蘭達變得愈來愈不像自己，她已準備好離開。
那一天終於到來。約蘭達穿上了特別為此準備的服裝：一件水藍色絲綢和服、條紋襯衫、緊身褲以及一雙小巧的天鵝絨拖鞋。她脖子上還掛著透明的塑膠氧氣管，末端插在鼻孔裡。氧氣罐的管線夠長，可以讓她在開放式的一樓（從客廳到餐廳再到廚房）自由移動，並在自己的「死亡雞尾酒派對」上招待來賓。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大家不是迫切希望我為約蘭達善終，而是他們已經為那個時刻做好了心理準備。多出來的幾分鐘雖然可貴，但也顯得有些尷尬。
我不時地將目光轉向門口。我已悄悄給辦公室打了電話。我們與一家社區居家護理服務機構合作，那裡的護士非常擅長為體弱或年長的患者置入靜脈導管。
該機構已確認接到我的請求，但護士在哪裡呢？我有些心急如焚，於是打了電話給我的「萬事通」尤里（Yuri）。他天生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沉靜氣息，會讓人覺得一切都有可能實現。他當時正在開會，但答應立刻開車過來支援。
早上十點二十分，我告訴在場的所有人：「我們已經盡可能為這天做好周全的準備，但有時候意外還是會發生。」我一向直言不諱，因為我明白這正是人們想聽到的。當他們走到這個階段——人生終點時，不再需要任何委婉的說辭。他們很清楚自己身在何處及其中的理由。
我解釋道：「原本要來插靜脈導管的護士還沒到。不過，另一位護士正在趕來，大約二十分鐘。」
一陣短暫的沉默之後，空氣中又充滿了音樂和談笑聲。約蘭達的哥哥飛快地跑到街上的酒品專賣店——早上十點開門，這算是意外的好消息——他帶著更多香檳回來。有人把音樂調得更大聲。
其實，我或約蘭達都沒有提及另外一個議題。大多數的醫助死亡（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簡稱MAiD）案例並不那麼講求時間的精準。死亡總會到來，早或晚幾分鐘並不會改變什麼。然而，約蘭達卻有一個明確的時間限制。
當她真正、完全意識到自己即將死亡時，她堅持這一切不能白費。即便她的肺已經被疾病刻下了神祕的印記，她還是決定把它們捐給多倫多總醫院（Toronto General Hospital）的病理學家們，並預定下午一點在手術室進行摘取肺部手術。
我也已經預約好殯儀館來將她的遺體從派蒂家運送到醫院，然後再送回殯儀館。我不能——也絕不能——讓她失望。我向她承諾，我絕不會辜負她。
我決定保持冷靜。然而，約蘭達——她根本不需要假裝。她很堅定，站在死亡邊緣，淡定而從容。對她來說，這一刻早已在她年輕時就向她逼近。她沒有退縮，反而主動迎向它。
我腦海中不斷浮現她在春天對我說的話。當時，她正式尋求靈性指引，但卻由於我轉介的醫療體系中的巨大漏洞而落空。她說道，她已經厭倦了獨自承擔這一切。
我們已經盡力。對住院患者來說，他們可以得到各種支援；然而，像約蘭達，在家中與致命疾病抗爭的人來說，卻沒有專業人員能夠主動幫助他們。曾試圖為她聯繫一位臨床宗教師的醫療團隊為此感到歉疚，我也感到一樣的歉疚。
尋求宗教師未果後，約蘭達擬定了一個新的計畫。她對我說：「你將訴說我的故事。」這顯然不是一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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