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盈利之外的責任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有二句名言：「企業家最大及唯一的責任，就是賺錢。」「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幫股東賺錢。」我個人認為：社會的進步不是只靠「錢」堆砌出來。賺錢之外，企業家還是要盡一些「次要」的公民責任：參與公共事務，善用專業知識，分攤社會責任；這是開放與多元社會的特色；這也正是英國管理思想家韓第近年來一再提倡的。
台灣社會民主化過程中有一個明顯的缺失：就是當企業家擁有了事業與財富之後，絕少肯進入政府機構，擔任公職。因此，擁有第一等腦袋及執行力的人，就沒有直接參與公共事務，投入社會改革。
企業家之不肯擔任公職，原因大家都熟知：
（1）一個人進入政府機構，面對各種限制，難以發揮力量。
（2）國會殿堂的質詢，使人失去尊嚴。
（3）擔任的公職與自己的專業有利益衝突。
（4）自己的核心優勢是持續的發展事業，做一個自由人。
這些理由確實不是搪塞。因此當企業家（如施振榮先生）衡量所有因素之後，仍一再婉謝出任公職，這就在反映：政府吸引人才的機制及環境出了毛病。
（二）認養問題
在西方社會中，政界與商界角色的互換是通暢的雙線大道。昨天的大企業家就是今天的政府首長，反之亦然。這樣政商交流的好處是，政府可以吸引到在真實世界（real world）中真正運作過的頂尖人才；缺點是潛在的政商利益衝突。公職卸任後，「旋轉門」條款的設置，就是在防止這種可能流弊。
多少年來，我國的財經首長，甚少見到大企業家出任公職。歷年財經首長中，雖然有不少才華與品德出眾（如王建瑄先生），但都是只擁有漫長的公務員經驗，不能不說是一個缺失。
現代社會中冒出的新的經濟活動太多太快，已不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公務員可以應付。每一個行業——從高科技到金融業，不斷出現新產品、新服務項目、需要新的規範、以及引發出新的爭議，真是層出不窮。
在這麼一個情勢下，讓我們一起來勸說企業家們熱心地認養「問題」，提出方案（如協助政府推動三通），做為政府施政及立法的重要參考。
這是一座社會參與的大山，企業家們要無私地奉獻，熱情地去攀登。
我們當然知道：各種同業公會以及有影響力的企業家，持續或公開或私下，或有組織或零星地向政府首長及民意代表們提供他們業者的意見——此即「遊說」之出現，此即利益輸送之可能發生。
筆者要強調的是：如果是由企業形象良好的企業家們，公開地認養「問題」，出錢出力，籌組臨時性的「專案小組」，提供解決方案。企業界認養的問題要有迫切性，提出的方案必定要有可行性。一旦方案提出，「認養」就結束。在討論過程中，宜舉辦公聽會，不要受到「業界自訂政策，用以自肥」的批評。
這些年來，如王永慶先生對公共政策的「萬言書」，就受到各界的重視。更有一些企業家默默地做了不少公益性的工作：如認養公園、孤兒院、圖書館、社區性文化中心……。
（三）非政治性的參與
9月中與聯電副董事長宣明智先生的一次談話中，得到了一個啟發。他以財政部提出企業家應付「最低稅」為例指出：賺了錢的企業家要付稅是天經地義，但是投資條例中又有獎勵的規定，使有些企業不要付稅。因此要徵最低稅，就需要修法。可是如何「做對的修法」，又如何「把修法做好」，或是「不需要修法」，在現有的法規下把過於浮濫的獎助對象剔除，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宣先生說，企業家們或許就可以他們的體驗，貢獻出他們的意見。這就是本文提出認養「問題」的背景。
11月中宣先生在「遠見論壇」中進一步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講（頁186）：「當今情勢下，企業人士如何積極參與公眾事務」。他指出：「企業人士不具政治專業，沒有資格批評政治人物、政治現象，更不可以自以為是。」但是，「企業人士應當運用專業，協助解決社會上出現的事務性問題（如積極投入教育、藝術、文化、體育、環保、綠化等公益活動）」，他又具體指出：
（1）請中央、地方首長、部會長官列舉出企業可參與之事務項目。
（2）企業主動向有關單位提出自己的興趣。
（3）事務問題切割出來，讓企業人士分區塊認養，一塊塊解決。
宣先生以他自己投入警友會、新竹園區紅綠燈改善等例子估計：事務性的大問題三至五年，小問題半年至一年，可有顯著成果。
這真是這麼多年來，一位企業領袖提出參與（非政治性的）公眾事務最具體的建議，值得社會各界支持與重視。
如果社會上真有更多的企業家與熱心人士，能撥出他們最值錢的時間，對社會急需解決的問題，或提出方案，或參與解決，他們必然會變成公眾所尊敬的人士。
西方人說：「臨終時仍擁有大量的財富，是死得羞恥。」那麼，活得光彩，就是在世時，除了追求財富，也認養了「問題」，提出了方案，參與了公眾事務。
（本文與《經濟日報》共同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