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問：「誰最適合做台灣的領導人？」我的答覆十分肯定：「有能力足以防範腐蝕台灣優勢的人，更有能力足以厚植台灣優勢的人。」
（一）民主與本土化
戰後台灣的前三十餘年，同時走過了威權統治與高經濟成長；近二十年來，也同時經歷了政治民主與本土化。「政治民主」帶給了社會多元與言論開放；「本土化」帶來了主體意識與台灣認同。可惜的是，儘管大家享有民主，即使切中時弊的批評，也少受尊重；產生了選民有講話的自由，執政者也有置之不理的自由。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兩大矛盾現象的持續存在：
——民主的選舉不斷，民主的品質則不斷地在惡化。
——一方面社會開放活潑，另一方面則因權力與財勢結合，造成社會的公平下降，公平競爭的規則難以建立。
「本土化」是透過政治任命或民主選舉，由本省人士主導政局，這是一個政治現實的必然趨勢。只要出任要職的都是合適的人才，本土化就可以得到全體人民的認同。如果，所用者只是權力圈內的自己人，既缺乏才能，更缺乏操守，那麼本土化政策就會產生後遺症。
在民主社會中，「本土化」是一個階段性的政策，就如美國社會，對少數民族也有補償性的僱用政策與教育政策。一旦本土化普遍落實之後，就要用「天下」之「英才」。
要確保一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必須要有不折不扣的法治。當司法超然公正時，才能對有錢的人、有勢的人、有權的人之間的相互利用與擴張，產生嚇阻及懲罰的作用。
一個沒有篤實法治的社會，不僅像皇后失去「貞操」一樣地嚴重，也會失去對「皇帝」應有的尊重。
不論是經濟發展、政治民主、本土化、全面法治，它們都是現代社會運作中的「工具」與過程。這些工具是要來保護人民的權益，增進人民的福祉，再也不使人民受到脅迫與歧視；建立一個乾乾淨淨的社會，提供人民一個乾乾淨淨的教育、工作、生活、退休的環境，才是所有這些政策工具的最終目的。
走向這條乾乾淨淨之路，沒有捷徑。它必須以厚植台灣經濟優勢為起點，以全面法治排除路途中危害公平與正義的障礙。然後，台灣人民就可以在這條無限寬廣的路上，主導台灣未來的走向。
（二）誰真正愛台灣？
總統大選已落幕，現在可以冷靜地來問：誰真正愛台灣？
事實上，我在1993年11月的《遠見》雜誌，即以「誰真正愛台灣」為題，認真地討論過。原文是這樣寫的：
國民黨說：「我們最愛台灣。」民進黨說：「我們最愛台灣。」新黨說：「我們最愛台灣。」
本省籍說：「我們最愛台灣。」外省籍說：「我們最愛台灣。」
有錢人說：「我們最愛台灣。」普通人說：「我們也愛台灣。」
知識分子說：「我們最愛台灣。」市井小民說：「我們也愛台灣。」……。
這樣的討論是一場沒有結果的「自由心證」。
如果以一個人的「行為」及「結果」，不是「語言」及「動機」來判斷是否愛台灣，那麼我認為有兩種人最愛台灣：
（1）真正在努力建設台灣的人。
（2）真正在厚植台灣經濟優勢的人。
很顯然，這些人是超越黨派、省籍、財富、或者教育程度的。他們可能來自執政黨或在野黨；可能是本省人或外省人；可能是有錢人或普通人；可能是讀書多或讀書少的人。換句話說，他們散布在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職業、每一個地區。正因為有這麼一個多元化的特徵，真正愛台灣的人，就不限於哪一群人，更不是哪一群人的專利。
真正愛台灣的人，一定自身在參與建設台灣；或者至少不讓自己的言行來破壞台灣的建設。
一個國家的「建設」，硬體重要，軟體（如教育、法治）也不能忽視。可惜的是，這麼多年來凡是重大工程，幾乎沒有工程不舞弊的。軟體建設，如教育與科技研發則在財政赤字日增的壓力下，頻頻遭到削減。
今天真正在支撐台灣無形建設的是那些不做競選演說、不計名利、不再冷漠的民眾。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更在公益團體中默默地奉獻。我相信：他們熱愛台灣的程度會愈強、持久性會愈長，如果社會愈公平、政治愈清明。
（三）兼顧三個層面愛台灣
厚植「台灣經濟優勢」的，是另一種愛台灣的人。他們深知，自己的言行，不能對三大議題產生負面影響：（1）台灣本身的安全；（2）台灣經貿的發展空間；以及（3）兩岸關係的演變。
一旦台灣本島缺乏安全感，台灣就不容易再是安身立命之地；更不必奢談政府的公共建設與民間的長期投資。
一旦外貿導向的台灣經濟，在發展空間上受到限制，台灣經濟就會受到致命的傷害。
一旦兩岸關係緊張，台灣的安全感和經貿空間就立刻受到嚴重的威脅。
如果文中「誰愛台灣」的說法得到認同，那麼就很容易推論：哪些人不愛台灣？
不愛台灣的人是阻礙台灣建設的人——從工程舞弊的官員到為地方利益而抗爭的少數群眾。孫運璿資政語重心長地一再指出：台灣要不斷地建設。
不愛台灣的人是阻礙厚植「台灣優勢」的人，他們使影響台灣命脈的經濟因素惡化，更使非經濟因素難以改善。
這些人包括了一些逞口舌之快的政客、缺少擔當魄力的政務官、短視自私的投機者、造成社會不平的特權階級，以及經由選舉產生利用職權牟取利益的少數民意代表。
對民族、國家、社會的大愛不僅沒有排他性，同時更有擴散性。愈多人彼此尊敬與包容時，這個社會愈容易有凝聚力與生命力。
（四）「優勢」vs.「優先」
「台灣優先」正如「孝順父母」「愛護國旗」「注重健康」一樣的天經地義，毋需時時刻刻地在強調。
如果「台灣優先」是要用於兩岸關係及國際事務上，那麼一個適用範圍更廣、說服力更強的觀念應該就是「台灣優勢」。
「台灣優先」是指「首應考慮台灣人民的福祉」；「台灣優勢」在我的構思中，是指「厚植此一優勢」，主要是指「經濟」優勢，用以（1）確保全體人民的經濟福祉；（2）誘導兩岸關係良性地互動；（3）進而進軍與世界接軌，共謀繁榮。
台灣人民的福祉，不能靠主觀意識上的自我優先就可以獲得，而是要靠自己的實力。這一實力就是「台灣優勢」，因此，什麼才是「台灣優勢」？「如何才可厚植」「如何才可拓展」，就變成了中華民國在台灣求發展的關鍵。
（五）沒有「優勢」，哪來「優先」？
把「台灣優先」用在兩岸關係上，基本上就跳不出「零和遊戲」——你輸我贏的思考模式與防範心態。
把「台灣優勢」用在兩岸關係上，就乍然海闊天空。為了厚植我們自己的「台灣優勢」，政策上就容易有彈性、心態上就容易不排斥。
「優勢」與「優先」不只是一字之別，更是一念之差。
我曾提倡過「經濟中國」的構想，結合大陸、台灣與香港的比較利益，共謀中國人的福祉，並且反覆強調，在二十一世紀，「沒有經濟，就沒有中國」。
現在的「台灣優勢」論，是盼望台灣人民，不分省籍、不分黨派，不再煽動省籍情結，共同厚植經濟實力，一面開拓本身遠景，一面與大陸良性互動，另一面又可傲步世界。我也要同樣強調：沒有「台灣優勢」做後盾，也就沒有實力來倡導「台灣優先」。
在厚植台灣經濟優勢中，也必須兼顧其他層面的優勢發展。因此，大家也要盡心盡力，一起來倡導包容性的中華文化優勢、公平性的民主政治優勢、融合性的多元社會優勢。
如果有人問：「誰是台灣發展的罪人？」我的答覆十分簡單：「那些有意無意、或明或暗、或個別或團體，在腐蝕台灣各種優勢的人。」
如果再有人問：「誰最適合做我們的領袖？」我的答覆十分肯定：「有能力足以防範腐蝕台灣優勢的人，更有能力足以厚植台灣優勢的人。」
厚植台灣的優勢——不論是領導階層或升斗小民——都是「愛台灣」。
放眼看台灣，那些散布在各階層、各地區、講不同方言、有不同教育程度、做不同工作的人，都是在默默地厚植台灣優勢，他們（以及我們）全是「愛台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