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不尋常的選舉。總統候選人，也是國家元首在選前不到一日遭到槍擊；雙方選舉人的得票數相差0.22％，廢票率為2.5％；落選的一方向法院提出「選舉無效」的法律訴訟。
看著電視螢光幕上，陳水扁掃街遇擊，泛綠群眾聚集台南奇美醫院的悲情激動；看著泛藍群眾在開票結束後，遲遲不肯散去的憤怒悲慟。不禁心情沈重。
不知道這是發展中國家民主化的必然現象？還是台灣文化的必然宿命？
台灣的兩極化、撕裂化已到了令人寒慄的地步；台灣人的非理性化、私利化也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
不論是那一槍的動機為何，它顯現的是一個人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畢竟手槍擊敗了選票。不論選舉是否公正，台灣民主畢竟在「全世界人都看到」下蒙上了污點。
「選舉不該選成這個樣子！」「我該相信台灣嗎？」不少泛藍的選民心灰意冷。
「這就是天佑台灣！」「阿扁仔，加油！」泛綠選民熱情亢奮。
在這一冷一熱間，台灣的下一步該怎麼走？執政者與在野者該如何共創台灣的未來？在族群不同、黨派分立、期待落差間，台灣如何重整？都是大家的沈重考驗。
選舉前，電視上播著侯孝賢、南方朔的談話，當時他們憂慮政治人物激化族群議題，他們期待台灣族群能融洽和諧。侯孝賢拍下「那一夜，侯孝賢拍族盟」，他說他的心情和當初拍「悲情城市」一樣。
十年前，《遠見》雜誌100期，曾製作「新台灣人」專輯，當時的編輯心情和態度與侯孝賢導演是相同的。
我們指出：「人，因成長背景不同，接受不同的薰陶；因性別不同，扮演不同角色；因年齡不同，價值觀大相逕庭；因所學不同，思考變成不一樣」。所有這些不同，不幸地成為競爭衝突的根源。
我們分析：400年來，台灣走過的歷史和中國大陸不同；台灣擺脫不了歷史留下的悲情和受難心態，也擺脫不了歷史的宿命。
但是我們更指出：「面向未來，背負台灣歷史的舊台灣人和主導未來的新台灣人，到底應該如何迎接世界的變局？是把悲情繼續留給子孫？把怨憤發向對岸？」
西方政治理論指出：「民主就是自作自受」，選舉決定了命運，人民自應承擔自己的選擇，是理性的。然而在東方政治實踐中，文化層面卻深具衝擊力，它是人們的心靈和大腦，是人們的記憶累積和認同歸屬，是非理性的。
選舉是一時的，人民的福祉、社會的和諧、人性的真善是長遠的。我們期待新任總統能跨越非理性，走向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