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認識龍應台；十八年前她以「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野火集》中的一章）在華人世界燒出一把野火。
「大我」的龍應台，以挑戰威權時代社會禁忌的《野火集》，創下再版一百六十多次的紀錄。龍應台的「大我」，三年多前，從德國回到台北，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她手中握著文化執政權，努力把文化帶進巷子裡，也為知識分子從政寫下新頁。
那是眾人熟悉的龍應台。1952年出生於高雄縣大寮鄉，1974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國內外多所大學，她曾定居新加坡、德國，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至2003年春，目前應邀到香港城市中文大學擔任座教授。
冰箱常空無一物
但是，還有一個眾人不認識的龍應台；她知道天空的顏色，和每週落下時間不斷改變的夕陽。
那是「小我」的龍應台。
穿著寬袍大袖，看書、吟詩、寫字，累了，就到院子看看金魚及芭蕉的龍應台；不熟悉柴米油鹽的她，連到銀行存款都會緊張半天。
大我的龍應台關照華人世界，關懷台灣的處境，小我的龍應台在台北過著幾近隱居的生活；位於陽明山的家裡，冰箱時常空無一物，山下的友人常常得拎著一袋水餃，上山接濟她。
在香港教書的日子裡，她的大哥到香港看她，連續買了兩個星期的菜，離開時，她十四歲的兒子擔憂地說，「舅舅回台灣去了，明天我們吃什麼？」
把大我和小我的龍應台連結在一起，才是真實（一體多面）的龍應台。
大我的龍應台是文化評論人，也是知識分子的代言人。去年12月，她發表《面對大海的時候》，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就稱她為「俠女」。
金庸曾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大我」龍應台，俠情豐沛，「雌」才大略；藉由在手的筆，讓華人藉由閱讀，激盪出磅礡的「心」視界。
在台北市文化局長任期內，「大我」龍應台手中持掌的是另一種兵符，由台北出發，讓城市的文化發聲，因而受到更多的期待。多次獲得國際大獎的導演侯孝賢就說，「龍應台應該繼續站在公共政策領域。」
從官場退下，再拾起筆的權力，推出《面對大海的時候》，大膽觸碰台灣文化認同中「我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經；也挑起當前台灣政治現實上，不知如何面對國際的痛苦。
去年初辭去台北市文化局長職務的龍應台提起塵封四年之久的筆，在6月13日正式「復出」，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一文。
《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兼人間副刊主編楊澤指出，龍應台的文章不但引發熱烈的討論，並在網路上引起頻繁轉寄、爭論。去年7月，她於人間副刊再發表「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以及「面對大海的時候」，都掀起近年來文壇少見的辯論。
去年8月，龍應台攜子赴港，於香港市中文大學擔任客座教授。12月，她集結新舊作成短篇小說集《銀色仙人掌》（聯合文學出版），不久後又回台出版《面對大海的時候》（時報出版），收錄上述文章與外界的書信回應，備受矚目。
兩本書正好呈現了一體多面的龍應台。
「大我」——龍應台自詡做為一位知識分子的責任，自我期許在更大的歷史長河做事、做有所貢獻的讀書人。
抽離台北的時空，站在香港，一方面以全新角度觀察包括台北的各華人城市，也就近觀察大陸。
龍應台同時將眼光投注到中國大陸城市。幾次參訪和演說，龍應台看到北京、上海民間文化界創造力的生猛蓬勃，讓她自省，也讓她更為台灣的現狀焦慮。
「大我」的擔子很重，龍應台戲稱自己「咎由自取」，是自己的決定。
即使在人群中，龍應台仍顯得帶著遺世的孤獨感。去年底時報出版社為她舉辦《面對大海的時候》新書發表會時，許多文化人到場為她打氣，侯孝賢甚至直言是為她「站台」；但人群環繞、鎂光燈此起彼落中的龍應台，眼中仍隱藏著一股「揀盡寒枝不肯棲」的孤獨。
有些人批評龍應台沒有真正扎根本土，作家胡忠信就說，「龍應台只有一把番仔火，欠缺一桶台灣汽油。」
做為朋友的楊澤，有些心疼，他形容龍應台是個多情又有勇氣的人，因為多情、勇敢，所以孤獨。
台灣的政治場面，掌權的雖然是男性，但面對台灣的混亂，許多男性知識分子卻寧可「卷而懷之」，獨善其身。「她的孤獨感有一部分來自『為何男人不揭開價值混亂的底牌？』」楊澤分析龍應台的孤獨感來自於有一些男性同儕選擇了獨善其身。
「大我」「小我」不能分離
「大我」的龍應台把球拋出來，「小我」的龍應台也沒有退場。
「小我」龍應台角色扮演最成功的是母親，龍應台很以母親的角色為榮。
她是在做母親之後，才知道自己的母性。以前，她連小孩是什麼都不知道，還以為小孩一出世就有牙齒；成為母親後，每逢耶誕節，她會興高采烈地在廚房跟小孩一起做薑餅屋玩。
人生的各階段是無法重複的。去年，歷經父親去世和自己婚姻的問題，她感慨，許多事情一去就不回頭。
這也是她願意面對面與台大學生公開對話的主因，而不是為了所謂的「再掀野火」，而是心中母性的呼喚，她用像母親般的心情對待年輕的孩子，雖然現實中有諸多憂慮，唯有愛，才是心的嚮導。
對人的關懷是龍應台溫潤的愛，她把愛的種籽埋得更深，也只有如此，才能讓人們在絕望中，仍然懷抱夢想與期盼。
她為六、七年級生平反，「不是所有的六、七年級生都是草莓族。」今年初，她與台大學生的座談會上，有著一張張年輕、急切、仰望的臉：其中台大歷史系王亦如談到，四、五年級生拆解了社會價值，讓年輕人只能抓到碎片；外文系的許景鴻懷疑所謂的「精英領導」。
這正是龍應台期待的激盪與辯論。不管是三、四或五年級生、憂國憂民的老派分子和六、七年級生在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對國家社會、年輕人的關懷之外，寫小說也是龍應台的另一種關懷。她在《銀色仙人掌》一書中，自白已經離婚，再度引起沸沸揚揚的討論。
無論書中有無誠實告白，小說中最動人的闡釋，在於她對女性在愛情、婚姻及命運中的生存與掙扎。
「貫穿《銀色仙人掌》的，就是兩性關係，」龍應台說，男、女之間充滿矛盾、掙扎、痛苦、失落、尋找，她寫的無一不是男女存在狀態中的實相與問題。
《高健壯的一天》用反諷的手法，把女性處境換置為男性。描繪在工作的同時，男主角面臨家庭、岳婿和妻子外遇之間的糾葛和掙扎，躍然紙上，卻讓許多女性讀者會一邊笑、一邊讀、一邊流下自憐的眼淚。
暫時放下人文合一的「道德文章」闡釋，採用小說的方式表達，龍應台赤裸裸逼視女性的徬徨與脆弱，效果依然和文化論述文章一樣淋漓。
剖析自我，龍應台笑得爽朗，「如果龍應台只有《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對大海》，恐怕就比較不可愛了！」
寫《野火集》時，她同時寫《台北那麼冷》，「《野火集》若是『橫眉冷對千夫指』，我同時也是『俯首甘為孺子牛』，」龍應台說。
寫《百年思索》時，她也一邊慢慢地寫《銀色仙人掌》，那是振聾發聵之外的溫柔、感性的敘述。
兩性之間當然是權力結構
一如她對台灣、大陸面對全球化排山倒海衝擊時的深刻批判，對於人類有史以來存在的兩性關係，龍應台也有深度的觀察與剖析。
「兩性之間當然是權力結構，」龍應台說，但人類一直在「美化」這權力結構，就會灌輸小女生「妳要玩芭比娃娃」「妳要溫柔」；或「忍辱負重」「忍耐」「相夫教子」，把忽視權力變成美德。
社會能否進步端看公民的成熟度，龍應台認為，女性的地位是否提升也要看社會整體成熟度及智慧。
政治上，人民要教育他們的政府；男女關係也需要教育如何讓男性交出權力。而民主的社會，有權一方永遠不會放下手上的權力，「除非你比他好，」這是龍應台對全體女性的鼓勵，也是提醒。
面對大海的時候，冷靜自持，然而十多年前，留著一頭及腰長髮，那個浪漫唯美的龍應台從未離去；她想把人的深情和女人、男人、鄉國、大海、時代，結合成為更廣闊的夢土，一起為夢上顏色。
小檔案
成大外文系、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梅西學院、中央大學英文系、德國海德堡大學等。1999年至2003年春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去年夏天應邀到香港城市中文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