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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 為婆娑夢土上色

文 / 楊永妙    
2004-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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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 為婆娑夢土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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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認識龍應台;十八年前她以「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野火集》中的一章)在華人世界燒出一把野火。

「大我」的龍應台,以挑戰威權時代社會禁忌的《野火集》,創下再版一百六十多次的紀錄。龍應台的「大我」,三年多前,從德國回到台北,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她手中握著文化執政權,努力把文化帶進巷子裡,也為知識分子從政寫下新頁。

那是眾人熟悉的龍應台。1952年出生於高雄縣大寮鄉,1974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國內外多所大學,她曾定居新加坡、德國,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至2003年春,目前應邀到香港城市中文大學擔任座教授。

冰箱常空無一物

但是,還有一個眾人不認識的龍應台;她知道天空的顏色,和每週落下時間不斷改變的夕陽。

那是「小我」的龍應台。

穿著寬袍大袖,看書、吟詩、寫字,累了,就到院子看看金魚及芭蕉的龍應台;不熟悉柴米油鹽的她,連到銀行存款都會緊張半天。

大我的龍應台關照華人世界,關懷台灣的處境,小我的龍應台在台北過著幾近隱居的生活;位於陽明山的家裡,冰箱時常空無一物,山下的友人常常得拎著一袋水餃,上山接濟她。

在香港教書的日子裡,她的大哥到香港看她,連續買了兩個星期的菜,離開時,她十四歲的兒子擔憂地說,「舅舅回台灣去了,明天我們吃什麼?」

把大我和小我的龍應台連結在一起,才是真實(一體多面)的龍應台。

大我的龍應台是文化評論人,也是知識分子的代言人。去年12月,她發表《面對大海的時候》,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就稱她為「俠女」。

金庸曾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大我」龍應台,俠情豐沛,「雌」才大略;藉由在手的筆,讓華人藉由閱讀,激盪出磅礡的「心」視界。

在台北市文化局長任期內,「大我」龍應台手中持掌的是另一種兵符,由台北出發,讓城市的文化發聲,因而受到更多的期待。多次獲得國際大獎的導演侯孝賢就說,「龍應台應該繼續站在公共政策領域。」

從官場退下,再拾起筆的權力,推出《面對大海的時候》,大膽觸碰台灣文化認同中「我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經;也挑起當前台灣政治現實上,不知如何面對國際的痛苦。

去年初辭去台北市文化局長職務的龍應台提起塵封四年之久的筆,在6月13日正式「復出」,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一文。

《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兼人間副刊主編楊澤指出,龍應台的文章不但引發熱烈的討論,並在網路上引起頻繁轉寄、爭論。去年7月,她於人間副刊再發表「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以及「面對大海的時候」,都掀起近年來文壇少見的辯論。

去年8月,龍應台攜子赴港,於香港市中文大學擔任客座教授。12月,她集結新舊作成短篇小說集《銀色仙人掌》(聯合文學出版),不久後又回台出版《面對大海的時候》(時報出版),收錄上述文章與外界的書信回應,備受矚目。

兩本書正好呈現了一體多面的龍應台。

「大我」——龍應台自詡做為一位知識分子的責任,自我期許在更大的歷史長河做事、做有所貢獻的讀書人。

抽離台北的時空,站在香港,一方面以全新角度觀察包括台北的各華人城市,也就近觀察大陸。

龍應台同時將眼光投注到中國大陸城市。幾次參訪和演說,龍應台看到北京、上海民間文化界創造力的生猛蓬勃,讓她自省,也讓她更為台灣的現狀焦慮。

「大我」的擔子很重,龍應台戲稱自己「咎由自取」,是自己的決定。

即使在人群中,龍應台仍顯得帶著遺世的孤獨感。去年底時報出版社為她舉辦《面對大海的時候》新書發表會時,許多文化人到場為她打氣,侯孝賢甚至直言是為她「站台」;但人群環繞、鎂光燈此起彼落中的龍應台,眼中仍隱藏著一股「揀盡寒枝不肯棲」的孤獨。

有些人批評龍應台沒有真正扎根本土,作家胡忠信就說,「龍應台只有一把番仔火,欠缺一桶台灣汽油。」

做為朋友的楊澤,有些心疼,他形容龍應台是個多情又有勇氣的人,因為多情、勇敢,所以孤獨。

台灣的政治場面,掌權的雖然是男性,但面對台灣的混亂,許多男性知識分子卻寧可「卷而懷之」,獨善其身。「她的孤獨感有一部分來自『為何男人不揭開價值混亂的底牌?』」楊澤分析龍應台的孤獨感來自於有一些男性同儕選擇了獨善其身。

「大我」「小我」不能分離

「大我」的龍應台把球拋出來,「小我」的龍應台也沒有退場。

「小我」龍應台角色扮演最成功的是母親,龍應台很以母親的角色為榮。

她是在做母親之後,才知道自己的母性。以前,她連小孩是什麼都不知道,還以為小孩一出世就有牙齒;成為母親後,每逢耶誕節,她會興高采烈地在廚房跟小孩一起做薑餅屋玩。

人生的各階段是無法重複的。去年,歷經父親去世和自己婚姻的問題,她感慨,許多事情一去就不回頭。

這也是她願意面對面與台大學生公開對話的主因,而不是為了所謂的「再掀野火」,而是心中母性的呼喚,她用像母親般的心情對待年輕的孩子,雖然現實中有諸多憂慮,唯有愛,才是心的嚮導。

對人的關懷是龍應台溫潤的愛,她把愛的種籽埋得更深,也只有如此,才能讓人們在絕望中,仍然懷抱夢想與期盼。

她為六、七年級生平反,「不是所有的六、七年級生都是草莓族。」今年初,她與台大學生的座談會上,有著一張張年輕、急切、仰望的臉:其中台大歷史系王亦如談到,四、五年級生拆解了社會價值,讓年輕人只能抓到碎片;外文系的許景鴻懷疑所謂的「精英領導」。

這正是龍應台期待的激盪與辯論。不管是三、四或五年級生、憂國憂民的老派分子和六、七年級生在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對國家社會、年輕人的關懷之外,寫小說也是龍應台的另一種關懷。她在《銀色仙人掌》一書中,自白已經離婚,再度引起沸沸揚揚的討論。

無論書中有無誠實告白,小說中最動人的闡釋,在於她對女性在愛情、婚姻及命運中的生存與掙扎。

「貫穿《銀色仙人掌》的,就是兩性關係,」龍應台說,男、女之間充滿矛盾、掙扎、痛苦、失落、尋找,她寫的無一不是男女存在狀態中的實相與問題。

《高健壯的一天》用反諷的手法,把女性處境換置為男性。描繪在工作的同時,男主角面臨家庭、岳婿和妻子外遇之間的糾葛和掙扎,躍然紙上,卻讓許多女性讀者會一邊笑、一邊讀、一邊流下自憐的眼淚。

暫時放下人文合一的「道德文章」闡釋,採用小說的方式表達,龍應台赤裸裸逼視女性的徬徨與脆弱,效果依然和文化論述文章一樣淋漓。

剖析自我,龍應台笑得爽朗,「如果龍應台只有《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對大海》,恐怕就比較不可愛了!」

寫《野火集》時,她同時寫《台北那麼冷》,「《野火集》若是『橫眉冷對千夫指』,我同時也是『俯首甘為孺子牛』,」龍應台說。

寫《百年思索》時,她也一邊慢慢地寫《銀色仙人掌》,那是振聾發聵之外的溫柔、感性的敘述。

兩性之間當然是權力結構

一如她對台灣、大陸面對全球化排山倒海衝擊時的深刻批判,對於人類有史以來存在的兩性關係,龍應台也有深度的觀察與剖析。

「兩性之間當然是權力結構,」龍應台說,但人類一直在「美化」這權力結構,就會灌輸小女生「妳要玩芭比娃娃」「妳要溫柔」;或「忍辱負重」「忍耐」「相夫教子」,把忽視權力變成美德。

社會能否進步端看公民的成熟度,龍應台認為,女性的地位是否提升也要看社會整體成熟度及智慧。

政治上,人民要教育他們的政府;男女關係也需要教育如何讓男性交出權力。而民主的社會,有權一方永遠不會放下手上的權力,「除非你比他好,」這是龍應台對全體女性的鼓勵,也是提醒。

面對大海的時候,冷靜自持,然而十多年前,留著一頭及腰長髮,那個浪漫唯美的龍應台從未離去;她想把人的深情和女人、男人、鄉國、大海、時代,結合成為更廣闊的夢土,一起為夢上顏色。

小檔案

成大外文系、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梅西學院、中央大學英文系、德國海德堡大學等。1999年至2003年春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去年夏天應邀到香港城市中文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本文出自 2004 / 02 月號

第212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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