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澳洲的角度來看，澳洲的身分認同，在1972年似乎突然發生全面性的變化，當時，澳洲總理高夫．惠特蘭（Gough Whitlam）領導的工黨，23年來首次掌權。他初上任的頭19天，甚至在任命新內閣前，便與副手展開澳洲選擇性變革的速成計畫，其速度和全面性，當代各國望塵莫及。這19天的變化，包括：軍事草案（停止國家徵兵）；由越南撤出所有澳洲軍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國聯和聯合國交給澳洲，託管半個多世紀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禁止以種族選擇來澳參賽的海外運動隊（特別針對南非的白人隊伍而立的規則）；廢除英國榮譽制度（騎士、官佐勳章OBE、爵級騎士勳章KCMG等）的提名，並以新的澳洲榮譽制度取而代之；還有——正式拒絕白澳政策。一旦惠特蘭的內閣人選獲得同意，就在速成計畫中，採取更多措施：投票年齡降為18歲；提高最低工資；賦予北領地和澳洲首都領地，在聯邦參議院中的代表權；在上述兩個領地成立議會；要求工業開發提供環境影響聲明；提高對原住民的預算；女性同工同酬；准許無過錯離婚；全面的醫療保險計畫；教育方面的重大變化，包括廢除大學費用，增加對學校的經濟贊助，以及把贊助高等教育的責任，由各州轉到澳洲聯邦。
惠特蘭正確地描述他的改革是，「承認已經發生的事」，而非憑空而起的革命。實際上，澳洲的英國身分已逐漸褪去。1942年，新加坡淪陷帶來首次的大震撼；1951年，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代表了初步的覺醒，共產主義威脅東歐和越南則是警告。不過，在新加坡淪陷後許久，澳洲仍然對英國懷抱期待和支持。1940年代後期，澳洲軍隊在馬來亞與英軍並肩作戰，對抗共黨叛亂分子，1960年代初，他們也在馬來西亞屬的婆羅洲，與印尼滲透分子作戰。1950年代後期，澳洲允許英國在偏遠的沙漠區，測試英國原子彈，以維持英國作為獨立於美國之外的軍事強權。1956年，蘇伊士危機，英國攻擊埃及，遭到國際譴責，澳洲是少數幾個支持英國的國家之一。1954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首次訪問澳洲，受到親英民眾的熱情歡迎：75%以上的澳洲人民走上街頭，為她歡呼。可是，1963年，當女王再次訪問澳洲，亦即英國首次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兩年後，澳洲人對她和英國的興趣已不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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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特蘭正式宣布之前，澳洲的白澳政策也開始類似地分階段解體。1949年，准許日本的戰時新娘入境，是第一階段。根據可倫坡亞洲發展計畫（Colombo Plan），1950年代，澳洲總共收了一萬名亞洲學生。1958年，取消鄙視移民的聽寫測試，同年的移民法，允許「傑出優秀的亞洲人」移民。因此，1972年，當惠特蘭宣布廢除白澳政策，並否決所有官方形式的種族歧視時，引發的抗議，遠低於廢除已實行一世紀的政策所會有的反應。1978年至1982年，澳洲收容中南半島難民人口的比例，超過舉世任何國家。1980年代晚期，近一半的澳洲人不是在國外出生，就是雙親之一在國外出生。1991年，亞洲人已占澳洲移民的50％以上。時至2010年，實際出生在海外的澳洲人比例（25%以上），乃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以色列。這些亞洲移民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他們的數量：雪梨的頂尖院校70%以上都是亞裔學生，2008年，我在昆士蘭大學校園內看到的亞裔學生，似乎占學生數量的絕大部分，現在澳洲醫學院學生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亞裔和其他非歐洲裔。
在政治和文化上，澳洲也有其他改變。1986年，澳洲終止了英國樞密院的終審權，進而廢除英國主權殘存的痕跡，澳洲終至完全獨立。1999年，澳洲高等法院宣布英國為「外國」。文化方面，1960年代，在澳洲獨領風騷，以肉派和啤酒為代表的英國烹飪，已讓多樣化的國際料理，大大擴展了美食風格，而非僅是1960年代的義大利、希臘，以及偶見的中國餐館。有些澳洲葡萄酒，今天，也榮登世界頂級之殿堂。（提示：我特別推薦一款很棒，但價格實惠的甜酒，迪伯多利酒莊（De Bortoli）的Noble One；好喝，但價格不那麼親民的佳釀，奔富酒莊（Penfolds） 的Grange紅酒；還有價格實惠，添加白蘭地的，莫里斯酒莊（Morris）Rutherglen Muscat的加度葡萄酒。）1973年揭幕的雪梨歌劇院，如今被成為澳洲的象徵，也是世界現代建築的偉大成就，由丹麥建築師約翰．伍重（Jørn Utzon）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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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的論題，不僅關於澳洲的現實身分，也包括每一個可能的象徵身分。澳洲的貨幣，是否應該像英國一樣，採非十進制稱作鎊，或應該有澳洲自己的獨特稱號，例如roo（「袋鼠」kangaroo的縮寫）？（最後的決定是放棄澳鎊，改用十進制貨幣，採用美國或國際名稱的「元」。）澳洲的國歌，是否應該沿用《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1984年，英國國歌終於被《前進，美麗的澳大利亞》[ Advance Australia Fair ]所取代。）澳洲的國旗是否仍該保留英國的米字旗為基底？（現在仍然保持如此。）1915年，英勇的澳洲士兵在加里波利對抗土耳其軍，捍衛英國利益的事件，是否仍該做為澳洲最大的全國性慶祝活動？還是應該改由1942年，英勇的澳洲人在新幾內亞的科科達小徑上對抗日本人，保護澳洲的利益，獲得勝利來取代？（依舊是紀念加里波利戰役的澳紐軍團日。）以及，澳洲是否應該以英國女王為元首，還是該成為共和國？（仍然奉女王為元首。）
澳洲如何融入我們的危機，和選擇性改變的框架？
比起我們所討論的任何國家，澳洲的中心問題，始終是關於國家身分，和核心價值觀的爭論：我們是誰？澳洲是否為英國白人的前哨基地，靠近亞洲，卻對亞洲鄰國一無所知？澳洲人是否為忠誠的英國臣民，需要英國的認同才有自信，得依賴英國保護，認為自己的國家在他國不需要自己的大使，且為了表現對英國母國的忠誠，志願送大批人到對英國有戰略重要性，卻與澳洲不相干的偏遠的他方赴死？又或，澳洲是否為鄰近亞洲的獨立國家，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外交政策和大使，與亞洲，而非歐洲的關係更密切，且傳承自英國的文化內涵，是否與時俱減？直到二戰後，這個論題才開始變得認真，且持續至今日。就在澳洲爭論自己作為大英帝國海外前哨基地的身分時，英國也在爭論著自己身為該（正在衰落的）帝國的驕傲中心之身分，並努力爭取新的身分——和歐洲大陸密切相關的非帝國強權。
二戰以來，澳洲愈來愈展現出誠實自我評價的主題特性，因為澳洲人已開始體認到澳洲在現代世界情勢中的變化。澳洲人不得不認清，他們以往最親密的貿易夥伴英國，而今，只是一個小貿易夥伴；他們先前最大的敵人日本，現在，卻成了他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而且，澳洲作為英國白人在亞洲周邊的前哨基地，這種策略也不再可行。
澳洲變革的動力部分來自外在，部分則來自內部。部分動力來自英國國力衰退，英國海外帝國的終結，以及日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崛起。同時，部分動力來自國內，因為移民，使得澳洲的人口不再以英裔為主，轉而為與日俱增的亞裔，以及非英裔的歐洲裔，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政策的抉擇也有所不同。
澳洲非常明顯地說明了選擇性改變和建立圍籬。重大的變化包括，澳洲人怎麼看待自己有了轉變；制定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再交給英國決定；愈來愈多元化的族裔和文化（在城市比在鄉村地區明顯）；以及在政治和經濟定位上，朝向亞洲和美國。但另一方面，其他重大事項並沒有改變。澳洲政府仍然是議會民主國家，仍然與英國保持重要的象徵關係，例如英國女王照舊是澳洲的國家元首；澳洲的5元鈔票及硬幣上，仍保有女王的頭像；澳洲國旗上，依舊可見英國的米字旗；澳洲按例保持高度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和強烈的個人主義；澳洲社會的澳洲風格依舊鮮明，例如對運動的熱忱：尤其是採澳洲規則的澳式足球（澳洲發明，只適用於澳洲）、游泳，以及英國的板球和橄欖球。澳洲的領導人們也參與這種全國性的休閒活動，即便有危險性：總理哈洛德．霍特（Harold Holt），1967年在任時，在水流強勁的海域游泳時，不幸溺斃。
大部分國家在做出許多選擇性改變時，都是經年累月，單獨進行不同的改變。澳洲總理惠特蘭，卻在1972年12月1日至19日，為期19天之內，旋風式推動多項改革，是少數以統一計畫同時進行多項變革的例子之一。
擺脫地緣政治的約束這個問題，對澳洲非常重要，而這種自由（或缺乏這種自由），則隨著時間起了變化。二戰以前，海洋保護澳洲免受任何實際的攻擊風險，正如美國獨立後，也依靠海洋的保護，直到2001年9月11日，世貿中心遭到恐怖攻擊為止。自1942年2月19日，日本轟炸達爾文以來，澳洲人已經意識到，他們的國家不能再免於外在的限制。
然而，即使在1942年之前，歐洲主導的澳洲社會，也必須依賴友邦的協助：最初是英國，在第一艦隊抵澳之後的幾年裡，英國甚至提供食物，後來又提供防禦；但是，從二戰起，則仰賴美國。雖然澳洲在達爾文遭襲前，從未面臨直接攻擊的風險，不過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法、德、美國和日本的軍事和殖民，擴張到太平洋島嶼，確實造成澳洲人的隱憂。澳洲指望英國艦隊的保護，導致1930年代，未盡自我防禦之責，並任由軍隊萎縮。
這70年來，澳洲的改變並非針對迫切的危機，而是出於二戰以來，長期發展的漸進過程，而澳洲的英國認同從現實反轉為神話，致使這個過程加速。雖然澳洲人可能不會在自己身上使用「危機」一詞，我認為，把澳洲視為經歷了一場緩慢進行的危機有其用處，因為澳洲的選擇性改變問題，與其他因應突發危機的國家，所面對的問題相類似。在那方面，澳洲最近的變化，和德國同一個10年的變化雷同，當時德國也發生了緩慢的變化。在澳洲一系列的緩慢發展中，當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時刻：特別是「威爾斯王子號」和「反擊號」的沉沒、新加坡投降，以及達爾文的空襲，這幾件事，都發生在71天內。只是，澳洲的危機和變化，並不像1853年7月8日，培里准將率軍艦抵達明治時期的日本；1939年11月30日，俄羅斯襲擊芬蘭；1973年9月11日，皮諾契特政變和阿言德死亡；以及1965年10月1日，印尼的政變，和隨後種族滅絕般，驚天動地的打擊。
澳洲重新評估其核心價值，及其一連串選擇性的改變，肯定尚未結束。1999年，澳洲公投是否該放棄以英國女王作為國家元首，變身共和國。儘管公投以55％比45％的票數未過關，不過換作幾十年前，連要舉辦這項公投，都會讓人有無法想像之感，甭說有45％投「否」的可能性了。生於英國的澳洲人比例正迅速下降中；看來，澳洲再次舉辦是否成為共和國的全民公投，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況且，這回投「是」的可能性會更高。在10年或20年之內，亞裔人口可能會占澳洲人口及國會議員的15％以上，也會占澳洲頂尖大學學生50％以上。澳洲遲早會選出亞裔總理。（在我撰寫本文之時，一名來自越南的移民，已經是南澳州的總督。）隨著這些變化的展開，澳洲保留英國女王作為國家元首，貨幣上，印有她的肖像；國旗上還看得到英國國旗，豈非太不協調？
本文節錄自：《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一書，賈德．戴蒙著，莊安祺譯，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