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可以， 所以我們必須改變這個社會。」
現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政治學博士班的張鐵志， 日前出版了他的新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這本書被嘉義縣文化局局長鍾永豐評為台灣自1970年代初、張照堂以蓋略特文藝復興運動傳統詮釋Van Morrison的詩學以來，主體性最強、完成度最高的非翻譯搖滾樂評述。
為什麼是搖滾？
許多人一聽到搖滾樂，聯想到的多半是憤怒、充滿抗議的搖滾青年，這和1960年代搖滾音樂發展之初，是個戰爭、人權不平等的年代有關。許多人把搖滾樂當成他們表達自己內心聲音的工具，包括對社會現象的反思嘲諷、對世界的熱情關懷、對生命的沉澱反思，它涵括了許多深刻的議題，讓搖滾樂的狂熱份子一頭栽進去後就此著迷。
於是你不會聽到人家問「金屬樂能改變世界嗎？」或「古典樂能改變世界嗎？ 」這個1960年代以來西方搖滾樂特有的「改變世界」訴求，讓世界各地無數的樂手、樂迷、社群，能以搖滾之名發展出自身的一套社會意識，去面對、質問體制，並挑戰當下眼前的一切：包括抗議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在反全球化抗爭中標舉追求公平貿易的呼籲；我們看到了英國歌手聲援碼頭工人、也看到U2的波諾（Bono）與各國政要坐下來談「勾銷第三世界國家外債」。
搖滾樂帶給張鐵志深刻的感動。「如果要找一句最影響我人生觀的歌詞， 那可能是70年代末最重要的punk樂隊The Clash的“The future is unwritten”。」張鐵志誠懇地說。「未來，或者說這個世界的歷史，並沒有被決定，而我們是有能力試圖去改變的。這不只是搖滾樂帶給我的信念，我自己的專業領域──政治學也給我這樣的理念。」
學運改變了自己
學生運動是在搖滾之外，另一個影響張鐵志一生志業的最大事件。1991年他在台大參與一個學術性∕學運性社團「大陸社」，社團中他們閱讀學術經典、討論台灣社會的矛盾和改革策略，並直接介入當時劇烈變動的台灣社會，積極思考學運的方向和參與社會改革。
張鐵志回想：「那是93、94年吧，我記得我們無役不與，政治的、環保的、教改的、社會權的、總統直選、反高學費、性別議題等等。我不敢說我們當時的介入對社會改變多少，但是很顯然的我們自己改變得很多。」確定要繼續念政治學，正是因為政治學的目的是在探索什麼是理想又可行的政經體制。當書寫音樂文字時，張鐵志也把它當作社會實踐的一個途徑， 希望這些文字可以讓更多原本不關心政治的樂迷，發現音樂的革命力量、發現他們是有能力改變這個社會的。
藍圖在哪裡？
對於台灣和他同齡的25～35歲族群，張鐵志覺得30歲世代是很有勇氣創新的世代。可以看到許多年輕人趁著網路崛起，試著投入自己的創意、開創自己的事業。另外，他觀察現在30到40歲所謂的學運世代，張鐵志覺得這些政治工作者，很多不論是台面上或台面下的要人，不完全都是掌權而腐化的，有些仍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因為學運世代都曾受到那個時代氛圍的衝擊，所以對進步的社會該有一些起碼的理想藍圖。問題是，這樣的藍圖夠不夠面對台灣社會未來面臨的課題？直到現在，好像還沒有人對台灣社會提出更具體的進步方向， 這是有待大家共同努力的。
世代淺薄化
張鐵志也談到台灣30歲以下的年輕人， 「他們不見得不關心政治，但可能比較接近政治偶像崇拜。」台灣的選舉文化進入新的氛圍，開始走向偶像化、歡樂化，許多人可能自認是扁迷或馬迷，但對政策瞭解的深度卻很有限、或是容易被傳統的政治議題給動員；再加上目前被藍綠界線嚴重分割，以至於更無法提出對於政治的不同想像、或社會的進步方向。而到底「反叛」是什麼？在台灣這個社會面貌也很模糊。五年級以前的世代，因為被體制壓抑，所以有一種隱然的反叛；但是這一代的反叛經驗卻很輕盈，可以說現在的30年輕世代，比上一代更有創意、更多元和異質（包括這一代的學運青年），但似乎少了一點對歷史和對體制批判的厚重。
「這與整個社會的貧瘠有關。」張鐵志分析，由於缺乏「左派」的歷史傳統，以至於學術界、媒體、文化界對於什麼是「社會正義」都少有更深刻的討論和具體的政策實踐。台灣也一直缺乏一個成熟的公共領域（看看現在的電視和報紙吧），來深化對於政治價值、具體政策的辯論，使整個政治和社會，不論世代，都面臨淺薄化的危機。
面對這樣的擔憂，搖滾樂究竟能不能在這樣的環境裡成為一道清涼藥劑，載著突破性的思維為台灣的年輕人激發一些新的社會想像？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