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晚期，非洲剛獨立的時候，我正好在東非。當時那裡瀰漫著一股陶醉的氣氛，縱然那些國家知道，殖民時代並沒有為他們留下任何發展經濟或實施民主的準備。
1980年代，許多非洲國家都陷入了困境：烏干達、剛果、肯亞、奈及利亞都有貪腐問題，也常出現殘酷無情的獨裁者；象牙海岸的總體經濟政策則誤入歧途。在1980年代，這區的很多國家都去找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MF）求援。他們也的確獲得了援助，援助中的貸款則較捐助多，但重點是那些機構附帶了為協助他們做「結構調整」而設計的條件。
通常這些條件都會造成誤導，而貸款給這些國家的用途也搞錯了方向。這些接受貸款的國家，被要求把經濟結構改善到符合IMF的市場基本教義及華盛頓共識下的政策。
資源遭剝削非洲更貧窮
自由化把非洲市場的大門開放給外國貨品，但非洲國家卻根本沒有東西可賣到國外去；資本市場打開後，也沒有資金投注進來，那些投資者倒是更有興趣把非洲豐富的天然資源弄出去。
通常IMF的要求會帶來政府財政緊縮，雖然每個國家也都必須學習量入為出，可是有些IMF的要求也太沒必要了；它甚至會強加限制，不准借錢的國家妥善運用有限的外援，像衣索比亞，IMF非常過份地要該國在評估預算收支平衡時，不要把外援算進去；結果，最後外援只能拿來充實準備金，而不能用來蓋醫院、建學校或鋪道路；難怪，這些政策無法帶來成長，可是債務負擔卻跑不掉。
非洲經濟沒有成長，人口卻成長了；非洲的土地廣大，原本足以用長期休耕的方式維持當地的生產力，可是在人口日增的壓力下，這種方式已經行不通了，於是農業生產力下降，貧窮率上升。
資本遊戲擴大貧富差距
全球化再度略過了非洲，即使那些有良好總體經濟政策的國家，也無法吸引全球化的投資，曾大幅提高亞洲農業生產力的「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也把非洲冷落一旁。如今，非洲的農業生產力只有亞洲的三分之一，雪上加霜的愛滋病肆虐又造成極大打擊。此刻正如我們所見，這種種情況使21世紀初的非洲，貧窮人口已經比二十年前增加了一倍。
佛里曼在他2005年的新作《世界是平的》一書中，談到全球化和科技已經把世界拉平，創造了一個平等的競技場，使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都能在競技場上以平等的條件一較高下。就「某些」方面來說，世界的確比過去要平等多了，世界各領域的人也比過去任何時候更能互通聲息；但是，世界並不是平的。
任何國家想要加入這個高科技全球化的新世界，都要有新科技、電腦，以及其他設備，才能和世界其他地方聯繫。想要在全球化經濟中競爭的個人，必須擁有技術和資源才辦得到。
印度有些地方像班加羅爾，既有科技也有會使用科技的人，但是非洲就沒有。當全球化和新科技，把小部分的印度、中國與先進國家間的差距縮小時，非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差距卻更大了；一國之中，貧富差距也愈來愈大，這麼一來，有能力進行全球競爭的人和沒有能力這麼做的人，兩者的差距也更大了。
全球化價值觀有賴調整
高科技是需要大資本的遊戲，常需要政府和國家的巨額投資，先進工業國家和他們的大企業擁有這種資源，但很多國家並沒有。世界不僅不是平的，從很多角度來看，甚至愈來愈不平了。
東亞國家善用了全球化，他們的成功是全球化可以幫助開發中國家的最佳論證；可是世上有些最貧窮的國家，他們仰賴來自世銀、IMF的援助，或是歐洲、美國、日本的捐贈者；而為了獲得援助，他們被加諸種種附帶條件（雖然已比過去少了很多），使他們還是不能實施自己選擇的經濟政策，包括那些已經在東亞證明過極成功的政策。
開發中世界的問題，其他地方都解決不了，他們只能靠自己；可是至少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比較平等的競技場，如果能讓這個競技場比較有利於開發中國家，那就更好了。基於道德，我們必須這麼做；為了自利，我們也該這麼做。畢竟，他們的成長也有助於我們的成長，開發中世界的穩定和安全，對已開發國家的穩定和安全也會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