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願景「市民主義」讓台北動起來
問：做為台北市長，你對台北市的願景是什麼？
答：我提出的「市民主義」已經慢慢有具體的落實和實踐；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從事行政革新，從戶政事務所、區公所，現在擴大到地政事務所、稅捐稽徵處、醫療院所。我要改變市民的觀念，也要改變政府官員的觀念；市府是為市民而存在，我們是公僕。至少我很欣慰這種觀念改善讓台北市更活潑、更多元，市民更願意參加市府的活動。
問：在你看來，台北市有哪些國際競爭力方面的優缺點？
答：台灣要在國際舞台有一席之地，經貿的永續發展是生命線。如果台灣要成為科技島，台北就要成為科技城。在商的部分，服務業、金融業應是未來台北的主軸；也就是如果亞太營運中心在台灣，金融中心應在台北，利用台北在國際金融的優勢跟香港、新加坡一較長短。所以籌建台北國際大樓，我非常積極。但光靠市府的力量是不夠的，沒有中央的支持配合，還是無法達到預期目標。中央反應太慢，也會影響台北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我無意也沒有資格批評中央政府，我能做的就是支持與配合中央。所以我說過，民進黨贏得十二席縣市長以後，更要謙虛，選民的付託是責任的開始加重，我們不可能地方包圍中央或對抗中央，應改成地方支持、配合中央。
關於施政理念為了選民主人，公僕不要局限在法律的框框裡
問：府會互動，三年來一直不順利。有人認為你動輒拿選民與議會對抗，有舞弄民粹政治的意味，你自己認為呢？
答：這就是民主，不是民粹。這也是一個趨勢。過去的市長是官派的，後來官派還要經過市議會五十多位市議員同意。所以官派市長有兩個老闆，一個是他的長官，一個是議會。
現在是民選時代，議員是民選的，市長也是民選的；我固然要接受監督，更要向我的選民負責。所以當議會民意和我的選民民意衝突時，我不是遷就議會，應該照顧我多數民意的想法，這是民主不是民粹，是直接民主。議會是一種間接民主。當市長，分寸拿捏不易，很多東西你不能背棄選民的期待。這也就是為何我一直要做民調的原因。
問：你能否解釋在公務員講習時所說的「理念重於程序」的意思？
答；沒有，不是這樣說，我是要進行一種觀念上的革命；百姓是主人，我們是公僕，公僕要主動為主人服務。所以只要是為了選民，在法律上我們要做有利於選民的解釋，克服法律障礙，不要局限在框框裡，否則絕對跳不出去。法律不是阻礙行政作為的工具，法律可以改變，在修正之前可以解釋，所以要勇於嘗試。法律是人定的，死的法律要活用，那只是理念上的問題。
問：在你走過的人生路上，你最懷念哪段時間？你認為哪段時間對你的影響最大？
答：我還是要說，做什麼像什麼。我提出一個「桌子理論」；做民意代表，你可以只看桌面，桌子的四個腳可以不重要，只要你站穩一個角度，積極問政，就立於不敗之地，就是一個稱職的民意代表。因為只要代表部分民意來為民喉舌，你就成功。但是做為行政首長，我必須看整個桌子，不只要看桌面，也要看桌子底下，因為有很多死角和暗處，你稍不注意就會被蒙蔽、被坑或被騙。
問：推動你在政治路上努力的力量是什麼？
答：我只有一個信念：有心就有力。只要想成功，你就會去找方法；如果你不想成功，想失敗，就會找藉口。你找的東西不一樣，結果就不一樣。所以我說天底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只要你有心就有力，也就沒有所謂的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
關於兩岸關係絕不能拿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開玩笑
問：你會去大陸訪問嗎？
答；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但不容易。因為大陸不承認陳水扁是台北市長，這個盲點不破，根本走不出去，台北也不可能和大陸城市締結姊妹市。假如我要到中國，但他們反對我用台北市長名義，問題是出在他們那邊，不是我們閉關自守。我們希望廣結善緣，當然不排除和中國的任何城市打交道。
問：你對江澤民領導下的中國大陸有什麼看法？
答；中國在變，也有很多不變。至今未見鬆動的是對台灣、一個中國政策，打壓、抵制的手段與封殺都愈演愈烈。變的方面包括江澤民到美國，他的談吐行動一掃很多人對中共領導人的刻板印象，所以他們可塑性滿高 ，這也是台灣的壓力，是競爭的挑戰，我們不能輕忽。
問：你怎麼看民進黨的大陸政策？
答；我認為除非一個黨沒有未來或永遠不可能執政，否則黨的領導人不可以隨便講話。未來可能由地方執政變成中央執政，這個黨就要負起責任，一掃過去在野黨或為反對而反對的意識形態那種作為。愈可能執政的黨，愈要謹言慎行，特別是處理國家與兩岸事務更要小心。我們只能有一種心理，絕對不能開台灣人民生命財產的玩笑。
關於未來領導人管理國家與經營市政沒有兩樣
問：你怎麼看現在的蕭內閣？
答；現任院長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有心的一位。他絕對想將這個角色扮演好，但他的困境已不是個人問題或閣揆的調整撤換問題，而是一個換政權的問題。
這三年來我明顯感受到，即使我們非常努力，有時仍覺得很無力。這不只是議會的問題，整個行政系統的人事制度非常僵化，不做事也可以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造成勞逸不均。僵化的文官制度確實減損很多國家競爭力，我非常賣力而且直接面對第一線都有如此感覺，中央政府隔了好多層。這種神經的麻痺、感覺的遲鈍可能沒法一言道盡。所以換政權至少是一個開端，一個契機。
問：公元兩千年時，台灣需要什麼樣的領導人？他應該具有哪些特質？
答：這應該是做的問題，而不是特質的問題。我常說，市政經營就是企業的經營；企業經營就是人的經營；人的經營就是心的經營。人的經營也好，心的經營也好，就是一種管理。管理一個國家基本上與經營市政沒有兩樣。一個國家管理的問題，也就是團隊如何做最好的充分發揮的問題。
從過去這三年，我感覺最主要還是意志與決心的問題。要玩假的，很容易；要打太極拳或玩形式遊戲，那太簡單不過了。到底想做好還是不想，有很多壓力與負擔，都看你要不要走過去、要不要衝過去，要討好還是不要。
關於信念行政首長的「正義」要以全面考量為前提
問：你從政以來一直打著「正義」的旗號。你心中的「正義」是什麼？
答：當律師，你是為當事人的正義而伸張。做民意代表，社會有不同面向與不同角度，你只要站穩其中的角度為他講話，為他的權益伸張。那也是正義的一種；不過那是個別的正義，個別的權益。但是做為行政首長，你在傾聽個別的、不同角度的說法後，還是要做一個綜合判斷。所以總會有少數人的利益和權益受到剝奪和犧牲；否則為了少數人，你什麼事都不要做了。如果十四號公園不拆，就不可能煥然一新；因此我們給與拆遷戶有史以來最好的補償，一戶可以領到一、兩百萬；給最好的安置，到現在已經有兩百多戶配售到基河專案國宅，也是以最快的速度處理。我們問心無愧；因為這樣可以改善生活和居住環境，而且得到一個新的公園。
問：「做什麼，像什麼」應該是手段，對你而言，普遍的正義是什麼？
答：沒有普遍性的正義原則。律師看正義是看個案，民意代表看正義是看部分選民。他們都不是看全面。所以我還是堅持桌子理論。因為我也做過民意代表，哪能去照顧到多數人的利益。一群人找民意代表，希望你為他講話，你就幫他講話，就是這樣而已；一個case來找律師，希望你為當事人辯護，你就為他辯護，就這樣單純。
問：成功的目的是什麼？
答：（停頓三秒鐘）就是不只自己快樂，多數人更快樂；讓多數人快樂，自己一定快樂。
（李明軒劉鳳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