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守望環境、監督政府，為閱聽人盡社會責任，平常自然應該研究學理、切磋技術、交換心得，以增益其所不能。要做到這些，本業本行的定期刊物是必需的。台灣新聞界原有《新聞鏡》周刊，現在多了一本「台港新聞記者協會」出版的雙月刊《目擊者》。這本「初生之犢」在試刊號上發表了一篇主題文章「跨媒體大亨爭霸戰」，討論財團進人媒體的現況。這事平常大家很少談，甚至避諱談，但是它對台灣新聞事業的發展前途料將影響深遠。
王永慶急流勇退為哪樁？
台灣企業界早年與媒體發生關係而受人注意者，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參與而又退出《聯合報》應是其一。《聯合報》原有三位股東王惕吾、范鶴言和林頂立，民國六十一年范、林兩位因個人事業的原因，決定退出《聯合報》，讓售股權。為了考慮將來合作共事的方便，王惕吾希望由他信得過的朋友王永慶承購，王永慶一口答應。但是有個「條件」，他本身工作很忙，不能管報棺的事，報紙經營要請王惕吾全權負責。
王惕吾在民國八十五三月逝世，王永慶以「平生風義念故交」為題，寫了一篇文章悼念他，其中提到承購《聯合報》一半股權終又退出的原因。他說：「後來我多少有所瞭解，辦報除了肩負文化建設的重大使命之外，也涉及種種難以擺脫的是非恩怨，困擾在所難免。所以對於辦報，我深知非自己所能，同時我也明瞭耕耘與收穫之理，只加人做為股東，但是長此對於報社經營皆不能有所助益，實非適當，因此向你提出退讓之議。」
王永慶文中所謂「困擾在所難免」，說得很含蓄，實際上與主政當局的意向頗有關係。做為一個媒體，《聯合報》一向對包括財經政策在內的政府施政有所批評檢討，但王永慶參加之後，當局就會懷疑批評背後的用心。公營的造紙廠因虧損而辦不下去，王永慶願意接辦，但當局首先想到的是，報紙結合造紙廠的合適性問題。這些無形的壓力，對一位新聞人是司空見慣，但對一位企業家就可能是一項負擔；於是王永慶就萌生退意。
王惕吾回憶錄《報人王惕吾》這本書裡，對王永慶退出聯合報，有這樣的說明：
「當時外界流行的說法是：「台塑已經是全國最大的企業了，如果王永慶還握有全國最大的報紙，那麼王永慶說的話政府還能不聽嗎？」」
書中又說：「雖然王永慶介人聯合報股權是出於被動，他本身也沒有掌握輿論的企圖，但是，在當時黨政領導圈子眼裡，這並不是他們樂見的事。政界中有人直接、間接向王永慶傳話，勸他：辦報容易得罪人，對企業經營不利。」
王永慶「正派經營」他的塑膠事業，不炒地皮，不炒股票，在社會上素有清望。他當年若頁的參加了《聯合報》，未必會「興風作波」，將公器私用；但執政當局不放心，對財團涉人媒體的後果感到憂慮。也許覺得，對相對弱勢的社會大眾來說，這是不公道和不安全的事，於是本來無意辦報的王永慶，就順水推舟「急流勇退」了。
那個年代，被今人劃為「威權政體」，不民主。可是與大眾利益有開的事，當時作「主」的人，心中倒是還有「民」的。
大財團殖民媒體占地盤?
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在他從政回憶錄《無愧》中提到，有一吹蔣經國跟他說，蔣有一位同學兼好友，本來時相過從，但是後來他經商去了，兩人就不再來往。蔣經國沒有指名道姓，但熟悉台北政壇情形的人都知道，那位人士是一位老立委，與蔣經國在莫斯科同學，有「革命感情」，是蔣的少數「莫逆之交」之一。嚴格說來，此公也說不上從商，只是在一家企業擔任一個掛名的職務，但自此蔣經國即與他疏遠。
蔣經國這樣做，好像有點寡情，有點矯枉過正，但是做為一位國家領導人，這點原則和分寸是必要的。台灣的「經濟奇蹟」，成就於兩位蔣總統時代，但領袖人物經營一個合適的環境協助企業界發財是一回事，他個人與財團交往，與商人稱兄道弟，就是另一回事了。管子有云：「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台灣今日的情形是：黑道分子充塞於各級議會，金主富豪行走於廟堂之間；黑金治國，多源於在上者之好利。
財團其是對新聞事業有興趣麼？恐怕不是！而是他們深知，有了政治勢力才能護衛他們的商業利益－－尤其是非法手段取得的利益。而台灣正進入資訊和民意的時代，要想在政治上占一席地，就要擁有發言工具；於是財團勢力就向媒體伸展了。
很多文明先進國家，為避免媒體為財團所兼併利用，多訂有防範限制的法律，台灣似乎沒有。法無明文禁止者都是被允許的，所以財團有權參與新聞事業。但是財團的財富來源途徑甚多，他的報紙可以免費送，他的電視有沒有廣告都沒關係，可從別處賺錢來彌補；其他「專業媒體」哪有這樣的經營條件？又哪裡還有機會做公平競爭？財團若控制了新聞界，就是控制了輿論，自然也就控制了別人的說話機會。
當然，財團經營媒體，也可以恪遵專業規範，未必一定會公器私用，這就要經過檢驗來證明。大體說來，這些人容易見利忘義，容易屈從於政治勢力，容易放棄標準與原則。
所以，財團殖民媒體，不僅影響新聞界的生態，重要的還是可能使它質變。凡關心台灣政治走向和民主發展的人，請繼續注意和觀察它的演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