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歲的王克寧，成功大學航太系畢業，在美國史丹佛大學拿到航工碩士後，決定「棄工從商」。當時有福特公司的採購和IBM的業務兩個工作供他選擇，父親希望他選採購而非業務，因為「採購是「大爺」，業務是「孫子」」。他向父親解釋IBM的業務和其他公司不一樣，父親想了想，回道；「好吧，那充其量也不過是「長孫」罷了。」結果，他還是選擇了父親口中的「長孫」工作。
目前在IBM最賺錢的金融事業部門擔任業務專員的王克寧坦言，自己的夢想是「飛」，才會去念航太工程。如果不考慮任何現實問題，只選擇「人生最想做的事」，即使做不成飛行員，也會去做空服員。「只是慢慢比較認命，」他覺得也沒有什麼好遺憾。尤其是年過三十，時間變少，任何決定都必須考慮「機會成本」。
這種考量，反映出傳統「三十而立」的觀念：必須肩負起另立家庭、傳衍後代的責任，以及在工作上成為企業的中堅分子。三十歲代表著正式邁入成年期，必須在社會組織、家庭責任乃至人生規畫上，找到新的定位。
拒絕「認命」的三十
成年期對不同發展階段的畫分標準，從「生物時鐘」(例如；換牙、長高等等)，轉變為「社會時鐘」(包括：婚姻、升職、為人父母、退休的適當年齡等)。「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標準，正是一種社會時鐘的刻度。心理學家紐葛曼(B. Neugarten)認為，人對何時結婚、在事業上安定下來的「適時性」，有著敏銳的知覺。但是研究卻也顯示，受到不同社會情境的變化，這種影響會隨之減少。
過去醫療水準不發達，人的壽命有限，三十歲可能已是生命的中站，甚至是五分之三的階段，整個人生的節奏必須以比較快的方式進行。五十四年次、打算今年出國念書的陳明坤表示，以前的人三十歲「差不多都一腳踏進棺材」了，當然要趕快「立」，但是當社會情況有所轉變之際，就不應該把傳統的社會規範「神聖化」。
不過他不否認傳統的壓力依然存在，「二十九歲和三十歲，隔不過三百多天，別人看你的眼光，變化就很大。」電腦工程師賴偉傑也記得當初他和家人的承諾：「三十歲之前，讓我做想做的事。」
幾千年來，孔老夫子「三十而立」的訓誡，一直如緊箍咒般，規範著一代代面臨而立之年的年輕人。「成家立業」成為互古不變的評量標準。
一位四十六歲的企業老闆認為，當今三十世代在「立業」方面的空前挑戰是：「前有險灘，後有追兵」。他以自己的公司為例指出，目前決策的位于大多是四、五十歲的人占著，這些人正值中壯年，十年內大概也很難退下來。而下一代則是從小摸著鍵盤、玩著網路長大的電腦世代，吸收資訊與學習速度之快，恐怕也是三十世代難以匹敵的。
又積極，又溫和
不過，絕大多數的三十世代在看待自己時，並不如這些「嬰兒潮」前輩來得悲觀。賴偉傑笑言，說這種話的人「也許是對自己太有自信了。」三十世代相信自己的衝勁比上一代來得積極，能夠抓住更多機會；同時，他們的態度比新新人類溫和，可以和掌握資源的上一代，達成合作的關係。
而且在個人心理上，成長背景歷經了台灣社會重大轉折的三十世代，看待工作及成就的定義，也不再那麼單一。
民國七十八年，李登輝在總統元旦祝詞中首次提到「台灣經驗」這四個字，對誕生在台灣經濟起飛之際的三十世代而言，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無奈」：因為當他們「長大成人」準備進人社會時，台灣的「經濟奇蹟」卻已然完成。
三十一歲在家族企業上班的陳正昌表示，他還記得大學畢業正好遇到房價狂飆，當時無住屋者組成的「無殼蝸牛」在忠孝東路上發起夜宿活動。隔年當兵，股市從一萬兩千點狂瀉到三千多點，「只覺得，整個社會好像在用這種暴起暴落的金錢遊戲在告訴你，「這就是現實世界」。」
他形容。這個經驗像是「特別的畢業禮物」。現在會留在父親公司幫忙，只是因為當初出國念書是家裡給的錢，所以這幾年等於在「服義務役」。陳正昌自我剖析，他不願意接受周遭親友意見繼承家業的原因，也許是受那份「畢業禮物」的影響，「我自己親眼看到了，大家都相信對的、會發財的事，其實不一定會成功。」
當今的三十世代，對「三十而立」的新定義，是「開始思索」自己在社會上能夠扮演的角色，而非「下決定」。剛過三十四歲生日的公務員洪啟平認為：「在二十歲的時候，相信自己是everythin(了不得的傢伙)；三十歲時，慢慢認清自已的局限，知道只能做something(某個人)。」
心理學家維拉(G. Vaillant)在畫分成年生涯的形成階段時，將成年期前期(約至三十五歲)，稱之為「鞏固的年齡」。他認為，處在這一個階段的年輕人的共同特徵是：「循規蹈矩、追求晉升、接受體系，而不懷疑目標。」然而這種模式，如今慢慢開始鬆動。
「我可不想和我老闆一樣－－三十歲過的生活，和六十歲退休時沒什麼兩樣，」留著整齊時髦的短髮、外表看起來只有二十六、七歲的洪啟平坦言，他也明白自己終究不能像十幾二十歲的「小朋友」，完全不在乎社會價值規範，奉行「Just do it」的新新人類法則，「所以才會趕在三十歲前，去考了個高考」。
不再必要的婚姻大事
至於「成家」，在歷經社會開放、受教育年限拉長的影響下，「適婚年齡」也不斷後延，三十歲未婚慢慢成為一種常態。但社會學家的研究卻顯示，當三十歲具備經濟獨立的能力之後，對人生目標的追求，會開始從家庭或情感取向轉為「事業取向」。不再需要藉由結婚來經歷生活中的許多滿足，而且此時對他人的判斷變得更具識別力，較不會忽略可能對象的瑕疵。因此，婚姻不再是不可或缺的要件。
再就實際情況觀之，已婚或未婚的身分，對處於而立之年的男女，也有不同意義。
已婚的職業婦女感嘆自己是兩頭燒的蠟燭：薪水必須共同負擔家用，大部分的家事仍要獨力承擔。在職場上，已婚女性也往往被認為可能無法全心投入工作，而錯失許多升遷或外放的機會。因此若單純以現實面考量，未婚女性的優勢還是比較大；但前提是；「能夠忍受社會對三十不婚的「歧視」，」在神達電腦擔任高級財務專員的陳鳳書表示。
另一方面，結婚與否對男性而言，優勢卻是完全逆轉。已婚男性被視為真正的「成年人」，在事業上，他穩重不浮躁(相對於未婚男性)，往往會被賦予更多的責任與機會；在家庭上，不論是購屋計畫、儲蓄貸款，都有妻子共同分擔「奮鬥」。
所以，雖然有些男性可能會因為「女權運動」興起感到不自在，但講到女性經濟獨立這一點，三十二歲的楊順清倒是說了句公道話；「其實我們這一代是女性主義的「受惠者」。」
隱形世代，不上不下
成長背景，影響了每個世代在找尋自我定位時的不同看法，有些時候他們是「受惠者」，有時卻會有所傍徨。不同世代在面臨三十歲的關卡時，也許都會有著不知該歸屬於成年期抑或是青春期的尷尬；但是不論中外，這份尷尬的心態對目前這批三十世代而言，卻是特別深刻。
面對上一代赫赫有名的「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向下則是來勢洶洶的「X世代」(X generation)，或是所謂的「新新人類」；翻開當代社會學家在研究有關「世代」課題的論述，甚至是上網路查詢有關世代資料時，會發現有成千上萬的討論，但都只專注在這兩個世代的現象或問題，相對於目前三十世代的探討卻是少之又少。
在美國，有為三十歲的人開設的治療團體，一位參加者在網路上用「缺乏上個世代的霸氣、也沒有下個世代的開創與顛覆性格」形容這一代的「悲哀」，引起許多人心有戚戚焉的共鳴。而他的署名則是「隱形世代」。
進退失據的心情，反映在台灣三十世代的身上，同樣有其社會文化背景。五十四年次的楊順清曾經以「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劇本，與導演楊德昌共同獲得金馬獎最佳編劇，他說自己的成長背景剛好是「不上不下，卡在中間」。
「我們太年輕，只抓到那個為民主或為經濟奮鬥年代的尾巴；但是同時，在下一代沒過過苦日子，充滿自信、相信自己可以反叛傳統權威的眼中，可能又顯得有點老，」目前在華岡藝校教書的楊順清如是說。
處於兩個新舊時代的夾縫，是一種尷尬，然而在某些時候，卻也使得他們成為上下兩代的橋梁。一直在環保聯盟從事社會運動的賴偉傑指出，上一代領導者的歷史包袱，在行動上有時會顧慮比較多，而年輕一代可能又會「衝」得太猛；這個時候夾縫中的三十世代，反而成為兩邊都可接受的溝通管道。「有點老又不會太老」的特性，使得他們在觀念、經驗，乃至說話的詞彙語法，都可以銜接上下兩代的落差。
因此，對當今這批三十世代來說，他們有機會為「三十而立」塑造出新典範的可能。美國當代心理學家拉文森(D. Levinson)將三十歲視做進入成年世界的「過度期」，而非「完成期」；一種「生活架構」在此時開始建立，這包括外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以及個人內在的價值觀與夢想等等。在拉文森定義中，三十歲意味著「開始以另一個角度來觀看自己的生活，懷疑自己過去十年所做的許諾是否夠成熟，或者在此時首度對自己的末來做出強烈的許諾。」這句話對當今的三十世代來說，也許這正是陪伴他們度過「三十而立」的困惑，邁入新世紀的解答。下文將以羅文嘉、璩美鳳、楊順清為主角，發表他們三十世代的生活思考。
羅文嘉做改變的開路先鋒
「三十而立」像個里程碑一樣；人生走到這一點，未來要怎麼下去。過去以為人只會在某個階段困惑，現在想想，好像每個階段都會。三十歲以前，我不論念書或當兵的經歷，都和別人不太一樣；三十歲以後的生命，也希望不同。
每一代的歷史記憶都不一樣，我們這一代在念書或當兵有感受到一點壓迫，也親眼看到解嚴、社會轉型的整個改變。以前在街頭抗議被警察抓，現在警察變成我的同事，甚至下屬，回想起來有點荒謬。這對我們現在三十歲看事情的時候，其實會有影響，不再像年輕時認為非黑即白，以為只要有理想熱情就夠了。
對我來說，政治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創造作品的過程，不是人生的全部，還有家庭、愛情。有人問我會不會出來競選，我是不會為選舉而選舉的，如果不能創造出新的作品，我不想一輩子當政治人物。這種生活，光用想的都覺得無聊。
如果什麼都不考慮，我最想做的是「浪跡天涯」(笑)。二十八歲當上新聞處長，幾年下來老了很多，好像已四、五十歲了。有些人奮鬥一、二十年的目標，可能是坐上我現在的位子，我等於是三十歲就嘗到四、五十歲人的甘苦。也許，從這個角度來看，頁的可以說是少年得志的「大不幸」。但是，少年在得志的背後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或決心，外界卻可能看不到。台灣政治是「老人政治」、論資排輩，二十八歲做處長，大家覺得我太年輕不可能做得好。別人等著你犯錯，就搶著說；「哎，年輕就是沒經驗。」我們這批有機會的三十世代一定要做出來，否則以後大家會以我們為例子，否定年輕人的能力。
台灣未來要面對的課題，不在島內，在對岸的共產黨，還有台灣本身的經濟發展，和台灣人的生活品質。整個社會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這樣的挑戰，這可能是人才、眼光或格局視野的問題。只有加速新陳代謝、世代革命，讓新世代取得主導權，才能改變整個社會狀態。改變，不會在我們三十幾歲這一代完成，可能還要過個兩代，我們這一代只是個開始，做開路先鋒。
三十到四十歲是衝刺的階段，這是我兩年來的體驗，為的是以後能過更浪漫的生活形態(笑)。我現在的工作太複雜了，牽涉到很多人際關係、權力互動，很花腦筋。如果能做單純而有意義的事，不用跟別人虛與委蛇，只要靠自己一個人的能力，或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不用太多成本就能夠完成，那真是一種幸福。
那樣的幸福是要有基礎的，需要有能力才能達成。我希望到了四十歲，能具備這種能力。
(徐子婷採訪整理)
璩美鳳．一輩子選擇「服務業」
跟二十歲比起來，我喜歡三十歲的我。
二十歲的時候比較胖，臉上還長痘子，是個渾渾噩噩的大學生，有一點「白癡」，惶惶終日，不知道自己的末來在哪裡。現在三十歲了，比較有自信，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在政治圈中，三十歲算滿年輕的。也許有批評者說，平常我好像很老成、咄咄逼人，一犯錯就又像個小妹妹，認為我利用「年輕」做為護身符。我覺得這跟年紀沒有關係，我只是有不對就勇於認錯，不會用年輕做為我犯錯的藉口或護身符。
坦白說，我不像一些前輩或是其他某些議員一樣那麼地專業，王(建瑄)委員德高望重、趙(少康)委員有魅力，跟他們比起來，我沒有「一技之長」，所以我選擇用「服務」來定位我民意代表的角色。對三十歲的我來說，我只能確定一件事，我這輩子都會從事「服務業」。政治是一種「服務業」，服務選民；在媒體主持節目，也是一樣將媒體工作視為服務的一種。
前幾個月，有一天家裡沒人在，工人來我家修電器。工人一看到我來開門就問「家裡沒「大人」啊？那我下次再來好了。」女人三十歲，會希望自己的心智年齡有四十幾歲，但是外表看起來只有二十幾歲(笑)。
我二十歲的時候，心裡想著二十八歲要結婚，因為健康教育不是說二十八歲以後會成為「高齡產婦」嗎？當時連要不要做個職業婦女都沒想過，腦袋裡浮出自己三十歲的樣子，就是一個婦女牽著小孩的畫面。如果真的要說面臨「三十而立」的最大壓力或擔心的是什麼，就是好像頁的會成為「高齡產婦」吧。
(徐子婷、張佑生採訪，徐子婷整理)
楊順清．沒有「突變」就沒有進化
二十幾歲的時候，社會給你的容忍度其實滿大的，還是可以「玩耍」過日子；一旦到了三十歲，外表或是經濟環境上並沒有改變，但是心情上，一些社會價值觀的壓力，會讓你開始思考。
高中畢業那年，剛好國立藝術學院第一屆獨立招生，我連大學聯考都沒報名，只去考藝術學院。畢業之後，幫一個基金會成立「智障兒童劇團」，不計酬勞地去做一件自以為有意義的事，後來卻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那次的經驗讓我看到一個「宿命」－－跟四、五十歲的人一起工作，你要先學會偽裝，或者先把自己的理想擺在一旁，才有可能繼續下去。
其實，在某些方面，我滿佩服上一代的人，他們的能力與經驗都是不能否認的；不過，我不太能接受他們虛假的一面，這也許和他們的成長背景有關，也不能怪他們，我自己是比較站在年輕一代那邊，他們或許比較物化、比較有破壞性，但是他們的自由度與開創性卻更大。下一代就是未來，沒有必要去否定未來的可能性。
三十歲以後，最明顯的感受是體力沒那麼好了，也因而感覺到時間的壓力。我最想做的事是拍電影，可是台灣電影環境這麼差，有人會勸我不該再做這種不切實際的夢。可是正因為感受到時間的壓力，所以我只能做我想做的事。
我承認自己有時候是「很無理地在一意孤行」，那是因為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三十歲面臨到傳統加諸於你的應然期待，自己必須想得很清楚。假如確定自己這輩子只有做這件事才會快樂時，如果還選擇放棄，就必須承擔你所做的事完全符合社會價值觀，但是卻不能符合自己價值標準的無奈。
「三十而立」，也許是一種生物的本能吧。人到了三十歲，就應該離開一個家庭去建立另一個家庭，只不過生物界都有些「突變」的基因。「突變是個機會，沒有「突變」就沒有進化。我並不覺得我違背了「三十而立」的規則，只不過我剛好是個「突變」的例子，但是我相信還是有共存在的價值。
(徐子婷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