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解讀荷蘭，會有許多不可思議，例如荷蘭土地面積4.15萬平方公里，只比台灣大上一些，2016年的農業出口值卻高達850億歐元（約1,023億美元），僅次於美國，但美國的土地是荷蘭的270倍大。
荷蘭政府認為，應該讓市場來驅動農民的決定；要銷售多少量、要出口到哪個市場，是農民的個人選擇，也是農民的責任。
荷蘭農業部國際事務處處長艾爾特（Michielvan Erkel）在回答「政府如何協助農民開發市場」時，很乾脆地丟出充滿「市場導向」意味的答案。政府的手，一不伸進工會，二不干涉市場，產銷工會通常沒有任何來自政府的資金挹注，「補助」、「扶植」這些字眼也鮮少用在荷蘭農民身上，那麼，政府做什麼？
政府做的事：讓市場說話
荷蘭政府了解自己擁有的資源、身處的位置、適合做的事，很清晰地把自己的角色定調在「協調者」。他們協助農民整併土地，讓每位農民平均耕地以公頃計。位處歐洲的荷蘭，農業與農村發展的政策，得跟著歐盟的大方向走，政府要做的，便是避免歐盟政策的「水土不服」，與這片土地上的人一起討論出合宜、適地的執行方式，也平衡荷蘭農民與歐盟其他國家生產者的需求。
此外，政府預算著重於教育、研發、與建設。例如，投資經費製作可掌控酸鹼度、水含量、營養成分等土壤資訊的「地理數據」，成果由荷蘭全民共享，相關業者或專家可根據地理數據開發適合農民使用的APP，有利於「精準農業」（PrecisionAgriculture）的實踐。也做好基礎建設─包含硬體與軟體，硬體如港口，多年來一直是歐洲最大商港的鹿特丹港，政府已著手進行數位轉型計畫，將數位科技運用於預測天氣水文、讓入港船隻能在無人駕駛的情況下自動導航、船與船之間的貨物轉移、船舶零件的3D列印等。軟體如法令，花卉產業有專屬仲裁法庭；農民的「智慧財產權」也被政府慎重地列入考量。
政府不負責開發市場，政府負責把法令、建設規劃妥善，確切執行，「然後荷蘭農企業就會負責荷蘭農產品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艾爾特一語做結，點出荷蘭農業裡，各角色的自我了解與分明權責。
從線性經濟走向循環經濟
「身為開放的經濟體，荷蘭很清楚自己多麼容易受到國際影響。」艾爾特的這句話，儼然已是全民共識，這個全國１／４土地在海平面下的小國，對氣候變遷與糧食危機的感受再深刻不過，危機意識已是基因，從政府到消費者，各有行動。
「不斷增加的人口，越來越有限的土地資源，荷蘭的農產產率或出口作物能再成長的空間所剩無幾，這些都讓我們必須不斷思考新的生產模式與獲利模式，從線性到循環，再次轉劣勢為優勢。」艾爾特到的「從線性到循環」（growthmodel from linear to circular），便是現今在荷蘭當道的循環經濟。
線性模式，原料即產品，用完便丟棄；但以循環經濟而言，從生產端就得思考原料的再利用、更有效使用，建材可回收，發電產生的熱能可儲存為溫室加溫，原料再這一頭使用完，往前一步又是另一頭使用的起點。
在荷蘭，同時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改變他們的消費順序與消費習慣，關注產品是否符合動物福利，關注農產品在生產過程是否對土地環境與氣候變遷造成影響。荷蘭消費者審核農產的要求已納入環境友善，敏銳的政府也看見了這塊利基市場，應對方式便是著手思考環境法規如何併入農業政策裡；也開發更多電子認證標章，生產者有依據可循，做到環境友善的生產者，也能被消費者認識與選擇。
不斷尋找創新模式
荷蘭農業的發展過程，沒有從上到下（topdown）或從下到上（bottom-up），而是集體在問題裡，一起討論出解決方式。荷蘭政府相信，一個人是想不出好的解決方式的，一個好的解決方式，一定是聽見不同聲音、從不同角度被分析過，才能得到。「一致」，才是荷蘭的根基與決勝關鍵。
荷蘭政府投資研發不手軟，有「食品矽谷」之稱的瓦赫寧恩大學暨研究中心，宛若田地，源源不絕產出先進的農業知識；產銷工會通常也是觀念啟發與農業知識的來源。
在know-how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同時，也等同攏進了一同對抗糧食危機的戰友；研發出更適地、更節能、更多產的種子後，荷蘭也在世界種子交易市場有一席之地，2016年的種子出口值就近17億美元。往對的方向有效做事，效益，也隨之而來。
採訪過程中，「適者生存」始終不是艾爾特同意用於描述荷蘭農業的字句。雖然資本密集、雖然技術密集，但若只有資本與技術，卻無創意與智慧，也不會有存活的餘地。創意，是不停在現況，永遠想著如何應對下一步、下一步、再下一步；智慧，有別於純粹「利己」的聰明，則是著重在利他、利牠、利它。市場開發在這樣的思考模式裡，有硬體上、地理上的新市場，例如出口農作物到不同國度；也有軟體上的新市場，例如科技、種子、獲利模式，縱橫交錯，織就出荷蘭農業影響力，也讓荷蘭有更大彈性。
小國的大門敞開，以變動面對變動；小國被世界影響，小國的大力量，同樣影響著世界。
（文／李昀諭 攝影／李易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