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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筆如箭,其心如秤--讀張作錦先生的<誰在乎煤體>

文 / 高希均    
199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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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筆如箭,其心如秤--讀張作錦先生的<誰在乎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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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是我的職業,讀好文章是我的嗜好。

我常向年輕朋友說:做人不要吝嗇,對時間的利用則要斤斤計較。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書報雜誌及電子媒體,如果不嚴格選擇,就會把自己變成資訊氾濫下的奴隸。

自己有一個內規:不是第一流的文章,儘量不看;即使是第一流的文章,也只能選讀興趣相近的文章。

除了經濟,我歡喜讀四大類文章;政治、社會、文化與新聞。作錦兄的文章大都環繞著政治與新聞,因此二十多年來,就變成他最忠實的讀者。

讀英文報刊從不放過當年雷斯頓(J. Reston)在《紐約時報》的專欄,近年來常讀賽法爾(W. Safire)的短論,最近傅利曼(T. Friedman)的巡迥性專論也引起我的興趣。「時代」雜誌與「新聞週刊」也經常有一到二頁可讀性很高的專論。

不是滅國人威風,在國內要找到像這樣第一流的評論家真還不容易。作錦兄正就是鳳毛麟角中之佼佼者。

在這本《誰在乎媒體》之前,我就仔細讀過他的另二本著作:《一個新聞記者的諍言》(一九八0年出版)與《牛肉在哪裡》(一九八八年出版)。遠在這三本書尚未出版前,也早就從一九七0年代開始在「聯合報」上讀到他鏗鏘有力的評論。在那個威權時代那種銳利的筆鋒,我不免為之擔心,有些像大陸報人欽本立所形容的「擦邊球」。

近年來作者以「新聞」與「政治」為二大評論主軸。透過他深入的觀察、豐富的學養、旅美多年的體認及練達的文筆,其所論所言都帶給讀者極大的衝擊與啟示。

在多篇討論「新聞」的文章中,他坦率地指出當前台灣新聞界的缺點:「凡是最刻薄的話、最粗魯的話、最不禮貌的話、最不公道的話、最不負責任的話,都曾大量出現在報紙上。報紙成了言詞激烈程度的競技場,溫和平衡的報紙反而成了異數。」

報上競技場

報紙是何等重要的媒體!記者又是何等重要的角色!而這兩者,就像在今天台灣的其他體制與人物一樣,似乎都面臨嚴重的「信譽危機」。

作者很用心地旁徵博引,討論與「新聞」相關的爭論性問題;國家安全vs.新聞自由;言論開放vs.政治獨裁;迎合讀者vs.引導讀者;個人權利vs.民主原則,新聞禁忌vs.報導自由;監督別人vs.監督自己;公眾人物vs.隱私分際。所有這些爭論,也許難以找到時空不變的解答,但必須公正而客觀地來討論,不能隨個人喜惡來決定。

對我們這些關心新聞的外行人來說,如何能糾正被諷刺為修理業、製造業、屠宰業等惡名的新聞業,確是當務之急;進一步來說,記者們又如何真正能善盡「守門人」、「無冕王」、「第四權」、「社會公器」等的崇高責任,更是讀者殷切的期望。

答案也許正是作者所強調:「必須先做好人,才能做好記者」。引伸來說:好人不一定是好記者,好記者必定是好人。有了好記者,才有可能會出現好報紙;沒有好記者,則一定出現不了好報紙。

貢獻遠比為官者多

作者對政治的觀察與評論一向敏銳,常見人之未見,言人之不敢言。五年前在「遠見」雜誌,文中即指出:「台灣有太多的自由,但缺少民主;有太多的政黨,但缺少政黨政治;有太多的政治人物,但缺少政治家。」

四年前在「聯合報」的一文中引古人的話說:「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他認為:「領袖人物要能這樣,須有敢言之良臣,而非聽話之忠臣。」

在另一篇文章中,告誡政治人物:「執政者如果只想到「天下」,不想到「為公」,那「天下」一定有麻煩。換一個說法;惟「為公」者常保「天下」」。

全書中收集五十一篇短文,篇篇都兼有可讀性與啟發性。再抄錄三段: 「人只要敢把最壞的一面現出來,就能出名;但成名要拿出最好的一面--如果你有的話。」

「數十年來,國民黨太重視自己的政權,所以放不開心胸,做了不少錯事,很多人盼望另一個政治勢力的興起,但經過幾年的觀察,也不免失望 「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只有做官才能對國家有貢獻,那麼知識分子的價值也就太使人疑慮,而國家的前途也就太使人擔心了。」

這位平生沒有做過官,嚴守崗位、善盡言責的記者,正證明了一個知識分子可以遠比做官的人,有更多的貢獻。

總結來說,作錦兄的這本文集值得推薦;尤其讀新聞的及為政的可以引此為鑑。讀新聞的會發現做記者竟是這般的沉重!為政的會發現政治人物竟是被選民評價得這般的嚴苛!

讀者如果再細細品嘗及深思這本文集,就可以體會這位新聞沙場上的老兵(從地方記者-採訪主任-總編輯-社長),其筆如劍,閃亮、犀利、揮舞著震撼力;其心如秤,公正、客觀、放射出說服力!

本文出自 1996 / 12 月號

第126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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