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九七，澳門九九！
中共與葡萄牙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已於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在北平簽署。澳門前途達成協議，只經過四次會談，期間前後僅九個多月，所以如此「輕易」，相信是已有香港藍本可供參考之故。
葡萄牙人於一五一三年發現澳門，但至一五五七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人在澳門興建房屋之申請才獲香山縣府批准；一五七二年，香山縣府在現在拱北地區建立關閘，無形承認葡人在澳門的合法地位，但在法律上，澳門仍為中國領土，唯需每年同香山縣交納一千兩黃金，作為租金，其後減至五百兩，直至鴉片戰爭發生，滿清外強中乾被洋人看穿，葡人就於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自動停租，並且主動和清府談判。幾經周折之後，於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在里斯本簽訂「節略」，正式的中葡條約，是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一日(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七日)簽署。
亞洲最古老的港口
「中葡聯合聲明」規定葡萄牙政府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交出澳門主治權，距離葡萄牙人正式佔領澳門四百四十二年、距離香港回歸母體之日為二年五個月零二十天！澳門是歐洲殖民者在亞洲最古老的港口，亦是葡萄牙龐大殖民帝國最後的據點。事實上，自從一九七四年葡萄牙發生政變，軍人組成新政府後不久，即實行所謂「非殖民地化政策」，讓其在非洲的多處殖民地獨立，同時一再表示願意將澳門奉還中共；到了一九七九年中共與葡萄牙建交，更曾就澳門問題開過會議，但僅達成「澳門是中國領土」的決議，至於何時交還，則「有待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中共所以對恢復行使澳門的主權這樣遲疑，皆因恐怕偶有差池，會對香港產生摧毀性作用；到了「中」英草簽。「適當時機」已至，中共和葡萄牙就很快達成協議。
由於有了香港這個例子，中共和葡萄牙必須談判的問題已不多，不過，從零碎的新聞報導裡，我們仍可看出回歸日期、政府本地化問題及國籍問題一度甚傷腦筋。葡萄牙人原本希望至二００七年才交回，即較香港遲十年，據倫敦「金融時報」(三月二十四日)分析，葡萄牙政府認為這十年內必有大量港資流入澳門，澳門當會大大興旺，作為殖民者，葡萄牙就可獲取相當經濟利益。我們以為這較葡萄牙政府想利用這段時間加強澳門建設的說法較為合情合理。但這個問題終於由於中共公開指出一定要在本世紀之前收回澳門而「解決」。
港澳聲明的差別
表面上看，「中葡聯合聲明」基本上與「中英聯合聲明」相同，只是仔細比較之下，似有不少微妙的差別。比如「中葡聲明」第一節「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與「中英聲明」之「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顯然不同。何以「中葡聲明」漏去「資本主義」？答案只能說，中共與葡萄牙均認為澳門這種以賭為生亂七八糟的制度不配稱資本主義。假如我們的推測正確，可見談判代表是很明智的。
港人樂見台灣富足
「中葡聲明」第十三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與「中英聲明」的明文規定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派部隊駐港負責防務，大大不同；究竟九九年後解放軍是否進駐澳門，值得關注。 「中葡聲明」第五節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並尊重他們的習慣和文化傳統」，對澳門居民的道義責任，葡萄牙政府似乎較英國政府具體！「中英」和「中葡」聲明還有不少不同之見。
澳門問題解決之後，台灣將成為中共的統戰工作重心。照目前的發展情勢看，統一台灣是頗為不易的；不過蔣經國總統之後又如何，則較難逆料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台灣愈富足愈民主，台灣人「回歸祖國」的意願就愈薄弱！從香港人自私心出發，我們當然願見台灣愈來愈民主，因為只要台灣一日未回歸，香港「示範單位」地位就不會動搖，這當然是大部份港人所樂見的。
新總督上任，香港人不陌生
衛奕信(David Wilson)已於四月九日宣誓就任香港第二十七任總督。新人上場必有新希望和新喜悅，大家期待新人行政而且都朝好方面想，是很自然的；不過，衛奕信是香港通，他對中共政治和香港事務的看法，港人並不陌生，換句話說，在大多數關心香港政務者心目中，衛奕信並非新人，而是一位有新任務的老朋友。
和過往的總督不同，衛奕信對香港的認識，就像港人對他的印象，完全沒有陌生感。他與中共和香港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出任「中國季刊」總編輯六年間，曾發表與中共問題有關的書評，及研究一九二四年至二八年中英關係的博士論文，在在使港人對他的學術和政治背景有透徹的理解。
衛奕信面臨考驗
衛奕信長於外交、熟悉香港的政治形勢。他為中共所認識及有某種程度的互相信任，是敏感過渡期出掌香港的極有利條件。在比較缺乏行政經驗的情況下，他的行政能力是有待考驗的；不過，香港政府組織健全，現任布政司霍德(David Ford)有廣泛、全面的行政經驗，加上鍾逸傑爵士(Sir David Aker-Jones)還會留在他身邊襄助數月，這些均足以保證衛奕信會迅速有效地推展其任務。事實上，衛奕信對經濟事務亦是外行，從表面看來，這是他出任我們這個經濟商埠總督的一重障礙，其實未必盡然。經濟學者擔任政治職務往往是壞事而非好事，因為經濟學家通常有太多憂慮，這會阻礙其政治任務的完成。
和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上任時所面對的困難不同，現在香港政治前途已經確定。衛奕信面對的頭等大事是代議政制如何取捨、如何培訓港人官員以取代逐步淡出的英籍高官，還要設法安撫感染了強烈失落感的英國官員……。這些任務的政治導向重於行政導向，是很明顯的；這即是說，處理這類問題，衛奕信應該優為之，因此我們以為這些問題在他手上都可圓滿解決；至於近來鬧得滿城風雨的「公安(修訂)條例」，衛奕信沒理由不全力支持立法局的表決以維持政府威信，但以他的政治智慧，我們希望他能明白港人絕不願意看到港英政府在過渡期有軟弱的跛腳鴨表現，但是果斷而罔顧民情或輕視圓通的處事手法，則絕非英明，而是剛愎自用朝官弄權，甚惹港人的反感，是必然的。
熟識中國文化
在衛奕信出任麥理浩(Lord MacLehose)的政治顧問期內，香港正處「黃金十年」的最顛峰狀態，因此麥理浩能推行種種大規模公共建設與福利計畫，衛奕信耳濡目染，加以英國人確有在九七年前搞好香港福利的誘因－－因為將一個福利健全的殖民地交還宗主國，可視為英國外交的勝利。因此他的施政是否亦帶有費邊社式的社會主義傾向，值得大家留意。衛奕信熟識中國文化，當知儒家「仁者愛人」之說，對於港人而言，這自然是大大的好事，但行「仁政」絕非等於派發免費午餐！對中國人價值觀的領悟，希望衛奕信能諳「點睛」之妙，而不是色迷於「舞獅」之樂。
在就職典禮致詞中，衛奕信指出「香港的繁榮倚靠香港人能夠生產別人需要的貨品，並且能夠在國際市場上推銷這些貨品」，可說十分正確。只有在到達這一目標之後，我們才有能力「繼續擴展和改善本港的公屋計畫、教育制度……。」衛奕信揭示了先賺錢後福利的原則，我們非常贊成。
在衛奕信任內，我們相信香港政治－－主要是和中共的關係－－將風和日麗，空前友好。因為研究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年中英關係，衛奕信對二０年代英國外交政策甚有會心；英國先後是第一個承認國民黨政權和中共政權的西方國家，英國人的現實態度，由此可見。從衛奕信論文的論調看，似乎他很欣賞、嚮往當年英外交部內開明、有學養、深明世界大局和一切為英國長遠整體利益的作風。英國現在的長期整體利益是什麼？答案必是大陸市場，衛奕信事事以此為依歸，是可以準確預期的。
(林行止為香港信報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