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條例通過，威脅新聞自由
一如「預測」，香港「公安(修訂)條例草案」已於三月十一日在立法局三讀通過。我們所以能作準確「預測」，皆因立法局結構對政府推出的動議絕對有利。目前香港立法局議員共五十六名，其中間接選出的二十四名(選舉團及功能組別各十二名)，港督委任二十二名，官守十名。官守議員沒理由不贊成政府政策的，委任議員受制於權力來源和連任的欲望，反對政府提案的只屬極少數例外；至於間接民選議員，由於代表了不同社會階層及社團，因此甚難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局限條件下，官方真的是何事不可為了。難能可貴的是，即使形勢一面倒，反對草案的議員不屈不撓，盡最大努力，試圖在最後一刻能夠爭取委任議員「良心的一票」。他們明知不可為而為，勇氣可嘉，良知昭然，值得港人敬佩。
事到如今，香港傳播媒體真的要「節哀順變」了，因為即使大家「化悲憤為力量」，亦將枉費心力、無濟於事。寄望英女皇否決香港立法，緣木求魚，不切實際；期望一、二年後再檢討此一條例，亦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上，為了防止傳媒變成太上皇，幾乎所有西方國家政府都立有法例「牽制」傳媒，不獨香港為然。
英美亦限制新聞自由
不少同業現在的心情或許甚劣，但看看最民主的英美如何限制新聞自由，比較之下，當知我們的境況仍非最壞，如此或能稍舒煩悶。英國的所謂「國家機密條例」，是在一九一一年匆匆在國會通過的，它明文規定官員未經政府授權，透露任何消息給報界都屬非法，這簡直杜絕了新聞公報以外的官方消息來源。數十年來，報界對此反對不遺餘力，英國政府終於一九七二年委任富爾頓委員會進行調查，但所作建議換湯不換藥。歷屆英國政府都認為此一條例有點過分，「文明政府不會引用」，但又不願取消它，因為一旦取消，傳媒將如脫疆野馬，國家將無秘密可言。
美國的情形更惡劣，一七九八年，亦就是保障言論自由的著名的「憲法第一修正案」通過後七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禁止煽動叛亂法案」，禁止報章發表煽動叛亂內容的言論；在該法案有效期間的二年內，有二十五人被捕，其中十人被定罪；到了一次大戰期間的一九一七年，國會通過「檢肅間諜活動法案」，主要目的在禁止報界散佈「干擾士氣、破壞徵兵制度」的言論；翌年再通過另一項「禁止煽動叛亂法案」，對以語言、文字、書刊等媒介影響他人對美國政府、憲法、國旗及美軍制服產生輕視及敵意者，以刑法論處；在原則上，美國法律不准官方或法院在言論發表前作「事先檢查」，這即是說，言論是否對社會秩序、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只能在言論發表後審理，而不能事先檢查。這原則被絕大部份西方國家遵行……。
傳媒處境艱險
至於第三世界國家，由於民主法治根基未穩，傳媒的處境就艱險得多。在這類國家，政府不像極權國家，統治者可憑一己之喜惡封報館捉編輯，它們對傳媒的打擊，在民主法治的裝飾下，只能出之以較間接的手法。以墨西哥為例，最大的白報紙進口商是國營的，「不聽話」的報紙不能獲得穩定的原料供應；如果報紙苦鬥下去，國營電力公司就會在報紙印刷時間截斷電源；如果報紙自備發電設備，繼續出版，那麼，全部都屬於政府控制工會會員的報販就會集體拒賣。
此外，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政府為了令傳媒不敢「造反」，都對新聞工作者實行發牌制度，而通過簽發執照，新聞工作者不得不嚴格自律。
新聞界今後動輒得咎
這些例子在說明立法箝制言論自由，在民主國家是極普遍的事。這些立法十分嚴苛，但無阻西方新聞界的大膽報導和尖銳評論，因為畫明禁區，大家有所遵循，就能避重就輕，揮灑自如。而這正是香港通過的「公安(修訂)條例」所欠缺的。在民主法治國家，像香港的「虛假新聞條例」之易於羅織罪名，是絕無僅有的。此項條例遣詞用字空泛具彈性，今新聞界今，後動輒得咎不能自由報導……。
不同心態的政府對法例可以有不同的解釋，這就十分危險了，它因此對傳媒構成巨大的無形壓力，新聞自由難免受損害！
胡耀邦下台，揣測紛紛！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已被免職(或被命令辭職)，退居第二線(仍保留中常委各職)；不論胡氏去職的原因什麼，我們以為「中國」的政經發展都會放緩，知識份子不若過往「敢言」，在香港的投資－－尤其是投機活動者將大為收緊，以全在香港的統戰手法趨於謹慎，都是可以肯定的。
這件「黨國大事」對香港一定會帶來深遠的影響。不過，由於中共領導人目前忙於整頓內務，加以派駐香港的「中國」官商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與「中國」領導層建立了牢固的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加上香港的安定繁榮與「中國」在此創匯有直接關係，因此我們相信，影響將是緩慢溫和的。事實上是，「中國」一再指出改革政策不變，香港正是展示此種決心的國際窗口，除非黨內權力鬥爭升級，不然，香港偏安的局面是不會被破壞的。
不過，「中國」雖有維持香港「不變」的意願，並不等於香港人可以對中共領導層這種戲劇性變化完全無動於衷。在香港這塊自由的地方，這是絕不可能的。
改革派擔心被整肅
香港人對胡氏的去職，自然意見紛紜，但我們認為下述四點，應該是頗普遍的反應。
第一、小小一場學生運動，就足以拖垮地位至高無上、權力無遠弗屆的中共黨領袖，似乎很難使人相信。一般人相信學潮只是表面理由，令胡耀邦失勢的，恐怕是黨內派系權力鬥爭。胡耀邦是改革政策的實際執行者，他的幹部已深入各級領導層，他的命運和他們對此事的態度，關係到經濟改革的型示。照常理推測，胡氏既然落台，改革派幹部擔心會受批評、整肅，必然一動不如一靜，坐觀其變，單是這點猶豫趑趄，就會使改革步伐大大放緩。
第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兼代理總書記，等於黨政大權一把抓，使近月來傳之甚盛的黨、政分家之說，頓成泡影；即使這種人事安排屬過渡性，亦會令人對「中國」政治制度會否合理化的疑慮加深，政治制度無法合理化(遑論現代化)，對經濟改革進度必構成拖後腿作用。
事實上，中共政經改革，都受「教條」所牽制，比如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仍肯定毛澤東的貢獻；提出了「四個現代化」，但馬上拋出「四個堅持」將它罩住；私有產權和物質誘因似乎已萌芽，但剩餘價值學說仍被奉為圭臬；現在經濟改革已有點成績，「資產階級自由化」這頂大帽子又壓下來。中共的經濟改革何時才能開花結果，理性的海外人士相信都不存樂觀之想。
兩種流行說法
第三、迄今為止，胡氏稱得上和平下台，權力轉移亦很順利；他在黨內受到同志式的批評，他的工作成績亦獲得肯定。如果事情到此完結，中共的鬥爭就顯得非常文明化－－過往血腥殘酷株連廣泛的清算活動不再重演，是中共的一大進步。
第四、導致胡氏失勢的原因，現在有二種流行的說法。其一是胡氏錯誤領導，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泛濫成災，動搖了中共權力基礎，胡氏因此受到猛烈抨擊，最後不得不辭職下台；這種情況說明中共統治層團結一致，對付走歪路的同志，因此，鬥爭不會擴大。其二是胡氏丟官，「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是藉口，實際上是黨內權力劇烈鬥爭的結果；黨內權力鬥爭，一是胡氏欲讓鄧小平完全退出政壇，由他出任顧問委員會主任(大概還有軍委會主席)。後者藉二元老派挽留，不但不肯退位，反而糾集力量，將親自培植的接班人剷除；另一種推測為趙紫陽所代表的穩健改革派趁學潮在黨內引起的不滿情緒，迫急遽改革派的胡氏交出權力，如果這項推測接近事實，當權者在將胡氏弄下台之後，必會逐級追查，將胡氏的追隨者全線拔掉，以免權力受威脅及令出不行。胡氏為了甚麼緣故而失勢，關係到「中國」政經改革的成敗。
(林行止為香港信報發行人兼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