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 Pixel
訂閱
快速註冊 已是會員,立即登入

為您推薦

會員權益

真本色,馳宦海-李達海回憶錄摘要

鄧潔華、陳秋美
user

鄧潔華、陳秋美

1994-12-15

瀏覽數 31,350+

真本色,馳宦海-李達海回憶錄摘要
 

本文出自 1995 / 1月號雜誌 新媒體時代的顛覆人

對於自己如何被挑選擔任經濟部長一事,我始終不得其詳。我對政治沒有興趣,對名利又不熱中,進入政府工作,其實與我個人宿願相違,希望能避開。即使是加入國民黨,也是在民國六十五年,我自高雄到台北擔任中油總經理前不久的事。在此之前,有人拉我入黨,我一直表示,以黨友身分反而可以保持運作彈性。

民國七十四年三月的一個星期日中午,我牽著我那條老狗去新生南路的普一麵包店買麵包,快走到家時遇見宋楚瑜先生,他去探望他的母親,一見到我就道「恭喜」,我心中納悶;年節已過,有何喜可恭?他見我神情,就趕緊說:「好!

好!以後多連絡,再見!」回到家中,我仍覺不解。

第二天星期一,一切如常,下班回家洗澡後,正要出門參加一項晚宴,接到行政院俞國華院長來電話,要我馬上到他辦公室。一見面,俞院長即開門見山地說,上星期六在經國先生官邸會商,認為徐立德先生為前任財政部長,宜為十信案負政治責任,辭去現任經濟部長職務,蔣先生要我接任部長。俞院長並說,這項決定延至星期一傍晚才通知,主要是想讓徐先生過個好一點的週末。

見知於總統

俞先生為人正直方正,且顧慮周到。他說任命案將在星期三中常會中提出;要我準備接任。我表示對行政全無經驗,恐難勝任。他說,總統決定的事,其他人很難更改。

星期三常會開完後,經國先生於台北賓館的常會會客室召見我。總統告訴我,常會已通過我的任命案,我即稟覆,我在行政上沒有經驗,恐怕會誤了總統大事。他不搭腔,只說:「我想你可以做得好,可以勝任。」我又說我身體不好,恐怕不能勝任這麼繁重的工作。他說:「你身體不好,總比我好吧!」我察覺到自已實在是失言,我這個人直來直往慣了,說這些話實在十分冒失。事情既已決定,我只有接任。

總統要我接任後力求安定,因為當時十信案已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不希望再節外生枝。記得當時我向總統報告:「既然總統已經決定了,我只有盡力而為,如果將來有其他適當人選,請不必考慮我個人出處。」他沈默了一會,話似乎愈說愈少。以往他擔任行政院長時,曾赴高雄煉油廠多次,每次都詳細詢問,後來不知是否因身體因素,大家話變得少了,但仍都十分堅定,一旦決定的事,就很少更動、改變。

當時我曾考慮,如果我堅拒不就該職,恐怕繼續在中油任職都未必合適,再說當局要我擔任這份工作,自有其考量,而我自二十七歲進入中油,從副工程師到董事長,四十年來受國家栽培,似乎也沒有理由堅持不就職。在這情形下,也只能勉為其難,盡力而為了。

我個人多年來接受的是工程師及專業經理人的訓練,凡事都要先分析清楚,做長遠而周全的規畫;而計畫一經決定,必然全力以赴,不會有遷延反覆、猶豫不決的情況。在三年半的經濟部長生涯中,我亦秉持這樣的態度做事,其間處理的重要個案不少,在此將若干爭議較多的案子作個回憶。

緩建鑄大錯

今日大家為核四該不該建而爭議不休,甚至動用公民投票來表決,經濟問題已蒙上濃厚的政治色彩。

事實上,核四廠興建計畫在孫運璿先生擔任院長,張光世先生任經濟部長時就已定案,但隨後內閣局部改組,經濟部長由趙耀東先生接任,而其時正逢第二次石油危機後,世界性景氣衰退,台灣的用電量較台電原先預估的成長量要低,因此發電能量尚有餘裕。趙部長認為核四廠不必急著興建,可以延緩一下。

這項決定表面上來看,似乎可減少投資利息的負擔,因為如果立即興建核四廠,則有可能在該廠完工後,國內用電需求達不到這麼高的標準,而造成產能的閒置浪費。當時孫院長雖不大以為然,但因趙部長堅持,所以也就同意了。

我個人不甚贊同這個決定,且認為這看法稍微短視了些。我認為,任何工業建設都有最新、次新及最老舊的廠,當需求不振時,習慣上都是將老廠停下來,開新廠;因為新廠在效率、安全上均優於老廠,因此即使是核電廠建成後,發現用電量不如預估的多,也可以將部分老式的燃媒電廠停下來。況且核電廠雖不如火力電廠有彈性,但在某一運轉範圍內,也還是可以彈性運用,配合抽蓄電力系統。

一個計畫,當土地取得、財務調度規畫等,一切都安排妥當了,突然要將之延緩幾年,實際上能節省的利息有限,而建廠費用卻愈遲愈貴,這還僅是從成本效益及經濟觀點來看,若加上因環保抗爭導致的社會成本,那麼費用的增加更是難以估計了。

當時在台灣,大家對核電廠的看法開始紛歧,這是世界共同的趨勢,在經濟發展到某一水準後,人民對環境品質的要求會愈來愈高。但從國外種種運動的趨勢來看,大家有時流於意氣之爭,並不是很心平氣和地來面對核能電廠,甚至往往還在社會上造成一種聲勢,產生一些誤導,讓人覺得核能似乎與核武沒什麼分別。

以西方各國而言,美國地大物博,暫不建核電廠,電力供應不會受到什麼影響;英國與荷蘭都有豐富的天然氣,因此對建不建核電廠也不頂在意;德國則有大量褐煤,雖品質不佳,但還可供發電;法國則除了少數水力及一點點天然氣外,沒有什麼自產能源,因此大量提高核能;日本、台灣的條件與法國相同,都沒有足夠的自產能源,因此有必要發展核能。

平心而論,電力的來源除了核能外,可由水力及火力來取得。然而,水力發電受天然資源的限制,以煤、燃料油為燃料的火力發電又有環保的顧慮;如以天然氣為燃料來從事火力發電,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最小,但發電成本也最貴;如果今後我們的經濟走向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層次,始可支付以天然氣發電的昂貴成本。而一座核能電廠的基本負載如果開足了,其發電的成本將是最低的。

預估有誤

此外,許多人對電力的需求也沒有深切透徹的了解。趙部長任內認為發電能量太高了,不需這麼快再建電廠,後來徐立德及我任部長時,國內許多專家學者也放言高論,認為國內電力太多,再過十幾年也用不完;結果追種高論唱不到一年,國內的電力就吃緊,不到兩年,電力就緊張萬分,這時那些專家學者都不再出聲了。電力不像石油,估算錯誤還可臨時增加進口,電力無法進口,只有面臨限電的緊張狀況了。

在徐立德先生任經濟部長的十多個月中,監察院曾就核四計畫二次邀他到院報告。台電擔心自已出面說明不夠權威,因此延聘美國電力研究所為顧問,該所為美國各電力公司所組成的一個研究機構,為一財團法人,所內有許多專家。許多監察委員對發電不懂,但又質疑此一機構的公正性,對他們的說法也不滿意。其實國外的專業人士有其職業道德與立場,並不會因你出錢請他作研究,他就替你說話。

我到經濟部不久就奉邀到立法院報告核三廠與核四計畫,部分立委認為核三廠超支太多。實際上台電確實有缺失,因為台電在提出核三預算時,僅僅是個很粗略的概算,且多年來台電都不太遵循政府對預算編列及執行的程序要求;也就是若原先編列的預算不足時,應依規定編列追加預算再去執行,就不會發生問題。

由於孫運璿先生係台電出身,擔任經濟部長與行政院長前後有十四年之久,基本上對台電許多計畫都十分支持,台電由於上有道棵大樹好遮蔭,若干計畫雖沒有完全遵照政府的規定辦理,最後總可以過關。一旦超支,也並未及早提出詳細說明及充分理由。

以核一、核二廠實際執行預算的結果來看,台電在核三廠預算時就估計得太低,但台電也許為了省事,不去確實地修正,以致造成立、監兩院的不滿,交相指責,不僅罵核三廠支出太多,還波及核四廠計畫,形成一股反核四的勢力。

俞國華先生在七十三年六月組閣,核四計畫雖暫緩執行,但因預算已到,所以先期的工程如整地、建倉庫等均可以動工。然而俞院長有鑑於當時經濟不景氣,立法院中又有許多反對的聲浪,於是決定在大家疑慮還沒澄清之前,承諾暫時不動工。

如此繼續延遲下去,由趙部長決定延緩兩年動工,至今一停已十多年,何時真正動工,仍有不少變數。決定緩建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當時如按原計畫建廠,則對今日的台電供電、發電成本的降低,均有莫大助益。

我認為核四遲早還是得做,今後台灣的用電量有增無減,預先規畫是完全正確的作法。即使現在開始動工,至少要七、八年才能完工,到其時如果發電總能量大過需求,我們可以關掉效率差的老廠,不但可節省發電成本,且可保持相當大的發電彈性,實不應再拖延。

經過此事後,我深深感覺到,政府或國營事業興辦工程寧早勿晚,工程正在趨勢的前面,才能掌握先機。

反五輕是非多

五輕是我在部長任內經手的第二個重大投資案。但從規畫到定案,碰到一些波折,耽誤了時機,因而而臨聲勢浩大而背景複雜的反五輕運動。

中油早在民國七十四年就開始規畫在高雄總廠廠區內建五輕,並於七十五年正式提出建廠計畫。當時國營事業委員會副主委兼執行長為王玉雲先生,他對石化中間原料廠有此主意見,認為中油以接近成本甚或賠本的低價將原料雋與中游業者,而下游業者受中游廠商剝削,也不賺錢,「只有中游獨肥,有如一橄欖核,二頭尖、中間大……」。

他這種說法其實並沒有實際的數據作依據,容易讓社會上不了解真相的人發生誤解。其實當時政府對關稅及進口管制放寬甚多,下游業者若嫌原料太貴,隨時可進口;加以化學原料體積不大,儲存並不困難,因此石化業中間獨大的說法並不很正確。

這案子在國營會拖延了約一年,建廠時機不免受到耽誤,社會也興起了反五輕運動,情況有如反核四一般。

近年來國內對政治過熱,從立法委員、省市議員到鄉鎮長選舉,候選人為了引起大眾注意,總拿一些題目來炒作,才能爭取票源,如此積非成是,愈演愈烈。今天泛政治、反國營事業都是頂時髦的事,反大企業也很流行。後勁地區有些人對選舉很熱中,於是以污染、環保為名來反五輕,其中有多少成分是對環保真正關切,並對當地居民真正表示同情關心者,其是天曉得、沒法深究的事。

早年高雄煉油廠沒有想到要預留綠帶,以便將廠區及外圍的村落隔開,政府法令也沒有如此的規定,後來經高廠總務王福堂先生極力與政府有關部門斡旋、溝通,高廠方得闢出六0公尺的綠帶。但在此之前,靠近高廠北門、與高廠僅一牆之隔的三角地帶上,已有後勁人在那裡蓋房子,想出租給高廠的未婚同仁。綠帶規畫完成後,高廠就要求居民不可再沿圍牆蓋房子,但已建好的房子因拆除不易,只好讓其繼續存在。

廠區靠著北邊原先有些油槽,當時我就對同仁說,將來有機會應該要拆掉,不必將土地利用得這麼精打細算,應適可而止,並預留彈性,高廠牆外有六0公尺,廠內也應有二0至三0公尺的空地,避免與居民互相干擾。還記得有一年我到法國巴黎近郊一家英國石油公司的一座煉油廠參觀,因巴黎是首善之都,法國政府對建廠要求十分嚴格,煉油設備建在廠區中央,廠區外圍仍保有原有的小樹林,從外面似乎看不出有煉油廠的存在。以巴黎土地的珍貴,英國石油公司不打小算盤,買了相當大的土地,是十分有遠見的。

西堤餐券+雜誌一年才 $2,680,這組合太划算!立即訂閱>>

我常要求同仁應掌握社會發展趨勢,並主動採取行動,同時將可能會產生的事以拳底抽薪的方式防患於未然,表面上看來似乎沒有什麼事發生,其實這才是局明的作法。最下策是事事被動,發生意外後才焦頭爛額地補破洞。

舉個例子,早年高廠的油氣管線有一段通過高雄市區,當年市區的人口及交通流量均不多,但我堅持用厚度加倍的八十號鋼管,而非一般所用的四十號,因八十號使用個三0至五0年絕對沒有問題,如此可免除日後抽換之苦,這就是說我們應該眼光放長遠一些,不能只顧眼前。

後勁反五輕的問題相當複雜,光就高雄煉油廠的情形來說,外界多半不甚了解,高廠是個面積大、並包括十幾個中小工廠的大廠,操作相當繁複。如果普通外界一個小廠平均一年發生一次事故,按比例高廠一年就會發生十次事故,我們不能因有十次事故就批評高廠十倍的不好,這是外行話。但大眾傳播媒體與某些環保官員不明就裡,一發生事故,就大聲批評說對高廠已經開了幾張罰單了,如果高廠中每一個中小廠都個別計算,則其記錄就好看多了。所以我們對統計數字要多加小心,因為其實常被扭曲。

高廠對防治污染的誠意是不容懷疑的,我認為高廠應將一些老舊工廠加速淘汰,不要捨不得;普通一個化工廠平均使用十年以上就可以拆掉重建,尤其若廠內空地不多,更不應捨不得老廠,如此方可充分利用上地,發揮最高生產效率。

民國七十四年初,國內工商業曾發生普遍周轉不靈,政府因此希望民間及僑外增加投資以刺激景氣,杜邦公司的二氧化鈦計畫就是在此時提出的。

杜邦案政經糾纏

二氧化鈦主要用在塗料及表面處理的行業,效果比以往的鉛粉好得多。杜邦是世界上主要的二氧化鈦生產者,該公司所以計畫在台灣生產,主要是看中台灣及鄰近國家對二氧化鈦的需求。全世界對二氧化鈦的需求一直在成長,現有生產設備已不敷使用,因此必須建新廠。事實上,在此之前,台灣鹹業也曾轉念想生產二氧化鈦,但限於技術與經驗不足而作罷。

當時經濟部與行政院對杜邦投資案都至表歡迎,並願意提供位於鹿港、已開發的一片彰濱工業區土地供其建廠。這安排對各方面均有利,一來可以部分利用因規畫不周而處於困境的彰濱工業區,二來不景氣時有外人投資,可刺激景氣復甦;再來二氧化鈦為重要化工原料,此案可以引進若干先進技術。

沒想到,彰化地方有人反對,當時黃縣長表示中立,鹿港鎮長則表支持,但有位李姓縣議員則積極反對,理由是基於環保考慮。

實際上,大家對二氧化鈦廠對環境到底有何影響所知有限,但由於環保是個熱門話題,大家都人云亦云,甚至說杜邦是美國公司、帝國主義,將會污染的工廠留到國外做。這種論調顯示說這些話的人根本對問題不深入,只是唱高調而已。

若說對環保有顧慮,可以從對空氣、水質、噪音等來具體地訂定標準;地方政府甚至可以考慮於該地日後人口密度增高時,酌予提高標準,這才是理性面對問題的方法。

工業局有心化解糾紛,於是出面與反對人士洽談,並列預算邀請他們至美國參觀杜邦的數個二氧化鈦廠,除了地方人士外,還有新聞界、鎮長、鎮民代表等均一同赴美。

大家參觀了九個二氧化鈦廠以後,都感到十分驚訝,工廠居然如此乾淨。但原來唱反調的縣議員仍然為反對而反對,不肯赴美實地考察,實令人遺憾。

某些記者也早已預設立場,戴著有色眼鏡,有利於他們立場的就多些報導,與他們原先立場相左的就輕描淡寫,略而不談。參觀考察後並沒有很公平的報導,發揮應有的澄清效果。

反對人士說,赴美考察者在國外受了杜邦招待,當然替他們說話,因此地方上還是吵得很厲害。經濟問題牽涉到個人恩怨及利害衝突,加上派系、家族恩怨糾纏不清,以致演變成政治問題,實在可惜。

有人說,過渡時期的泛政治化是種策略,只要不太離譜,倒也還可容忍,但做過了頭,則受害者一定是整個社會。泛政治化的活動,往往為了打響個人知名度,對環境改善並無幫助。過去有許多例子都是花錢消災,拿了錢管它環保如何,又愚又貪,造成許多惡例。

其實,台灣光復初期,彰化縣的發展與台北縣不相上下,而今遠落於台北之後,理應歡迎新的工業加入才對。反對者說鹿港為一古城,應保持古風,二氧化鈦廠不僅會破壞古風,又會影響養殖漁業。其實鹿港的古風早已遭破壞,街道狹窄、新舊雜陳、東拆西建,已無原有古意。至於沿海養殖漁業,由於不擇手段抽取地下水,過度開發導致地層下陷,況且許多魚塭已經不是由漁民經營,而是由有資金的人利用漁民作幌子,後者不過出勞力而已,這種開發對生熊的破壞是無庸置疑的。

杜邦案報到行政院後,俞院長要杜邦多多溝通。我認為溝通有必要,但也要有個時間表,否則一味拖延下去也不是辦法。因為有些人是死硬派,除非完全遵照他的辦法,否則再溝通也是白搭。

杜邦是世界知名的大化學公司,為了進行溝通,特別從美國派遣人員,成立臨時任務編組,印製許多小冊子,並辦許多說明會,同時進行評估,考慮轉移到韓國或東南亞設廠。結果彰化的溝通沒能達成共識,杜邦後來選擇觀音工業區設廠,這對彰化地區其是一大損失。

杜邦案一拖四、五年,白白浪費了許多時問,但對台灣工業區土地的有效利用及環境保護的策略,反倒沒有人用心擘畫,實在是件十分令人惋惜的事。

有關國內重大工程,居民抗爭索賠、政府妥協賠償,以致公權力盡失一事,高雄興達港液化天然氣(LNG)接收站的興建,可算是首開惡例。

不知所云的賠償

此案自開始即有一些周折。由於工地對外道路是條鄉間小路,工程車來來回回運送,不僅壓壞了道路,並造成路邊房屋龜裂,地方居民於是阻路要脅大額的補償。而當時工程主管對現場工地的處理經驗較弱,沒有防範在先,也就是如果想辦法先修路,或另闢一條新路,不必走舊有小路,鄉民一定大為歡迎。這表面上看似乎划不來,但以後進度加快,反而有利。

抗爭發生時,我已奉調經濟部,我認為鄉民以阻路為手段,獅子大開口要求補償,此例實不宜開。但行政院考慮七十四年度為選舉年,不願採取較強硬的手段,嚴格執行公權力,怕因此流失了選票,於是只好妥協。

當時國營會副主委兼執行長王玉雲本人也是高雄地方人士,另外當地國民黨籍議員如黃河清、王金平等人都積極替居民爭取補償,甚至以「輔導漁民轉業金」名義發補償金。我個人不贊成以道種名義來補償,居民房子壞了,中油可以賠償,但以「轉業」為名來賠償,實在不知所云。如果真需轉業,也不應由中油這個事業機構來出面。

王玉雲先生則認為中油賠點錢有何關係,他向俞院長報告此事,結果賠了一億多,自此惡例一開,以後老百姓動輒圍廠,公權力盡失。

本計畫本可順利進行,可惜因環境問題引起糾紛,加上民意代表及新聞媒體居間攪和,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化。更有甚者,鄉民居然還闖入工地內,勒令日本包商停工,致中油還得負責賠償包商的損失。

中油面對此事件也十分為難,當時總經理為技術出身的周啟錦,其為人剛正不易妥協,為此案與王玉雲先生弄得很不愉快。王先生曾堅持要將總經理撤換,我認為萬萬不可,否則國營事業的人都寒了心,為公司盡力反而落到這種田地,日後還有誰願意負責?

此案幾經波折,總算在七十九年三月順利接收了第一船的LNG,還算是十四項建設中少數及時完工考。

經過三年又五個月的部長工作,在民國七十七年七月,我終於可以得遂宿願,達到急流勇退的目的。七十七年元月,經國先生逝世,不久國內政經情況即有變化,前曾提及,我對政治沒有興趣,對名利又不熱中,當年蒙經國先生的拔擢,方勉力為之。現經國先生已逝,自覺可以告一段落。

小道猖獗

其實我早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已的本性與擔任行政官員的要求扞格不入,這可從三方面來看:

(一)我個人很不喜歡譁眾取寵,說些言不由衷的話,刻意拉攏討好來達到某些目的。許多人常對我說:「李部長,你就稍微作作秀,講幾句關切的話,這樣大家都舒服一點。」我覺得講些不誠實的話,對自已並沒有決心去做的事許一些空頭允諾,與我本性不合,我不願如此做。

某些民意代表常帶著利益團體代表或選民來見我,我就要問,有何目的或有什麼問題要談?其實有相當大比例是沒有特別的問題,而某些問題找主辦單位就可解決,但往往為了表示民代有辦法,一定堅持要見部長,甚至院長。這並不符合分工原則,況且這些表面化的動作,對於真正的問題並沒幫助。

實話實說應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原則,洋人有云: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誠實為上策)。可是,今天我們社會上認為講實話、實事求是的人是傻瓜,居然淺薄到相信一些小滑頭,及一些根本不可能去實現的話。其中有些人是真的相信,有些人明知不可能,但還認為講了總比不講好。這些情況都不正常,我不願隨波逐流,結果常有人說我特立獨行,不肯投大家所好。

又有人認為我比較迂闊,他們說這社會變得太快,如果花太長時間去研議、規畫一件事,常常緩不濟急。但我則感到許多人都在疲於奔命,許多事東插一腳、西插一手,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忙,但實際上像個無頭蒼蠅亂撞,一事無成。

我說:「治大國如烹小鮮。」記者們聽了就說我是無為而治,什麼事都不做最好,其實他們是以偏蓋全。

有些時候不採取任何措施往往是最好的措施,就有如一個人發燒,在沒找到病因前,就慌慌張張地要醫生打退燒針,一旦退燒了以後,把許多徵象都蓋住了,反而找不出病因。其實當病人發燒超過某個度數,醫生當然會注意到,或以冰鎮或以針藥的方式去退燒。許多人在經濟現象還沒明確時就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我十分反對,我覺得應先觀察一陣子再採取適當措施較妥當。但我們今日社會流行一種現象,病人到了診所,如果醫生不開點特效藥,馬上將病治好,病人心中就不滿意,講句不好聽的話,這其是十分短視,連急功近利都說不上。

堅持原則

台灣正是因為這種不健全的心理,忽略了許多基本建設,如心理、文化、經濟、交通等建設,及守法、守時觀念的培養,大家奔來奔去,有如一群小猴子,你抓我一把,我抓你一把,推推拉拉誰也不讓誰。我認為我們應該有抱負,更應自我約束」大家遵守規(待續)

你可能也喜歡

請往下繼續閱讀

登入網站會員

享受更多個人化的會員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