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三日即將舉行的省長與直轄市長選舉，是台灣光復近半世紀以來，首次選舉省長以及改制後的北、高兩院轄市市長。這種千萬人集體投票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也是台灣繼經濟奇蹟之後的政治奇蹟。但是這個政治奇蹟，卻可能把國民黨本身推向類似一九四九年的「政權顛覆」邊緣，所幸，這次決戰的不是子彈而是選票。
在決戰的態勢上，民進黨方面，挾著去年縣市長選舉四成一的得票實力，強調四百年來省長首次民選的悲情意識，以及掃除貪污、推動福利的政治訴求，直接挑戰國民黨政權的外來性與墮落性。新黨則攻擊國民黨的「爛」與民進黨的「亂」，強調保衛中華民國、伸張公權力、反對台獨製造省籍衝突與海峽緊張，以秩序、和平來吸引中產階級選票。
這次的省長與院轄市長大選，就國民黨立場看來，不外乎六種結果：一是三席全部保住、二是保住省長但失去一席市長、三是保住省長但失去北高二市、四是失去省長但保住北高二市、五是失去省長但保住一席市長、六是全軍覆沒。
考驗「李登輝情結」
依據最近各種民意調查的結果評估，國民黨三席全輸的機率很低。即使「萬一」出現，兩黨當選與落選的得票率必然十分接近，民意基礎相差不會太大，當選的政黨也不便一意孤行。加上省市議會，因國民黨與地方派系利益有盤根錯節的糾葛關係，預料仍可占多數席位。
即使反對黨的省市長候選人全數當選，為了府會和諧以及上級的補助撥款，預料衝擊不會大到失控。何況全省二十一縣市中仍有十四個抓在國民黨手中，若要攤牌，大不了行政院跳過省政府層級，直接與縣市政府打交道。
在三席全失的情況下，李登輝總統應會聽從民進黨的構想，提前在明年改選立委時舉行總統直選。到此地步，台灣人的「李登輝情結」既已消失，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應有出線可能性。屆時，台灣只好變天。
如果李登輝還能連任，就得看立法院多數黨為何，提名該黨人選為行政院長。若民進黨做了閣揆，李登輝便是「跛腳總統」，總統職務最好「統而不治」。若國民黨擔任閣揆，或兩黨席位都未過半數，為了換取對方合作，組織聯合內閣的可能性最大。新黨這時身價最高，扮演決定性的關鍵角色，一般相信新黨會採個案合作方式，同時與兩黨政見相近議題配合。
反之，如果三席全部由現任官派首長連任，那麼經過民意肯定的「李登輝時代」將真正來臨，國民黨非主流派只好加速淡出黨內職位、淡出台灣政治舞台。李登輝可以從容不迫地實踐他的政治改革議程，從內政、司法、外交到兩岸關係，沒有人能夠懷疑他的權威，中華民國憲法可由他再召集第四階段修憲會議，按總統府準備的版本定案。
一旦如此，民進黨遭受的打擊最大，黨內派系將因選舉失利而鬥爭加劇，基本教義派(激進台獨派)主張的「公民票決台獨」以及「金馬撤軍論」便將成為大選失利的替罪黑羊。而美麗島系的溫和路線會乘機崛起坐大(該系現已成立總部蓄勢待發，由王拓擔任執行長)，可能採取與國民黨主流派跨黨合作的策略。民進黨的大陸政策也會更加務實，其他公共政策則可能更迎合中產階級的品味，不再唱直捸C
同時，中共方面會重估李登輝路線在台灣社會的存在價值，兩岸的政治談判可能開展，東西德的統一模式會被鄭重再研究，台灣方面只要在政治意向上宣示追求中國統一的立場，便有可能換取中共善意的回應，國際上對台灣政治實體的公務往來，便會被有意默認。美日方面在後鄧時代，為了測試北京最大的容忍底線，可能進一步聯手調整對台關係，「以反映台灣人民實際的政治需要」。
就台灣政治生態而言，國民黨保住三席的衝擊程度最小，各種憲政體制的扞格最少，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最易解決，尚未完備的地方自治立法進度最能緩衝。但因省市政的沈痾弊病照舊拖延，金權政治無法斷絕，地方派系與政商關係的食物鍊依然維持，人民大約會認定政治就是這麼回事，台灣內政與司法的改革就靠國民黨的自省能力與媒體監督了。
省長選舉攸關全局
如果國民黨保住了北高二院轄市，但失去省長席位，在未來的立委改選與總統直選的競爭中，恐怕將要兵敗如山倒。六個縣市長與省長串連，民進黨的地盤可以很快成長，原先國民黨省黨部因執政優勢獲取的擴張便利，將主客易位。從前省主席封殺反對黨的手法，民進黨可能依法炮製－－內行的國民黨黨工，一想到這種結局就害怕。
若省府果真易幟，反對黨的省長將挑戰沒有直接民意基礎的行政院長，而台灣迄今尚未完備的法制化工程，將被迫提早開工。也許如同民進黨中央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忠信所說，李登輝總統「雖無民意基礎但有民間聲譽」，民選省長在倫理上不會與之直接磨擦；何況依照憲法，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為行政院，不是總統府，也無政治衝突之可能性。如此一來，總統倒是可以運用崇隆的威望，協調行政院與省政府可能發生的分權不確定現象。
省長選舉結果除了政治層面牽動國家定位、行政體系權責分化、行政區域重劃與政黨互動體系建立之外，在財經層面也牽動一個涉及七兆台幣資源的爭奪戰。光是省政工程、省營事業、省屬行庫的員工人數與財經人脈變動，與地方派系、財閥世家等的政經生態關係，便會構成新一波的洗牌效果。
龐大的財經籌碼一旦落入反對黨手中，國民黨地方實質影響力便會逐步萎縮，如果短期內搶不回省長寶座，國民黨只好淡出政治舞台。反之，民進黨運用財經籌碼構築人脈金脈將真正坐大。兩黨政治在此意義才算完成；不過，兩黨金權政治的同質性，在此階段便不分軒輊。
當然，民進黨也可以有其他選擇，在省長之下，成立一個超黨派具有公信力的「清算小組」，仿效菲律賓前總統柯拉蓉與韓國總統金泳三的特別委員會，有系統地清理半世紀以來國民黨黨政不分以及國民黨籍政客官商勾結，從省政工程、省府採購、省營事業到省屬行庫超貸呆帳，一一清理公布移送法辦。若真能做到陳定南登記的候選政見所允諾的，「在半年內使貪污近乎絕跡」，那宜蘭經驗移植到省政府，可能確保民進黨至少一世代的執政優勢。
不過，陳定南所謂「理直氣壯的改革魄力」，不顧情面、毫不妥協的執行公權力，是否會有新黨的省長候選人朱高正批評的「酷吏型」執政風格，而與中國官場習氣相違，導致阻力倍增，尚待當選之後才能觀察。
首都戰況最緊
至於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問題，如果雙方均格守憲法與法律規定行事，便無大礙，否則將造成政潮迭起。新黨支持的有長候選人朱高正就揚言，如果總統不守憲法，那他當選後也不要遵守憲法。朱高正聲稱要挑戰李登輝總統堅持的「外交、國防與兩岸關係是總統的職權」此一「違憲主張」。他曾進一步表示要直接與福建省談判閩台兩省之間的雙邊事務，甚至還要簽署跨省協定。不過鑑於國防與大陸政策仍抓在中央政府手中，即使勝選，這樣的政見亦不易落賞，大概只能收到宣傳效果。
如果國民黨守住省長寶座，即使失去北局兩個院轄市，未來翻本機會依然很大。現任高雄市長吳敦義四年來政績頗受地方肯定，加上地方派系表態支持，此次選舉應無連任大礙。國民黨最艱鉅的選戰還是首都保衛戰。因為北台灣的宜蘭縣與台北縣已被民進黨執政，若台北市也宣告淪陷，根據骨牌理論的效果，加上很有黨外勢力傳統的基隆市與桃園縣，國民黨半壁江山岌岌可危。
在一個完全信守憲政主義、政治體制完善、中央與地方分權清楚，如日本與法國那樣的國家，即使首都市長由反對黨擔任，也能秩序井然相安無事。但是台北市長若由反對黨主政，其政治與行政的連鎖反應，恐怕國民黨高層真會寢食難安，而社會心理也會波濤起伏。
譬如，為了開闢台北市財源，民進黨的市長候選人主張針對中央政府在市內的建築物、土地與辦公廳舍等徵收房屋稅及地價稅，甚全開徵其他各種名目的地方稅，直接挑戰現行的「財政收支劃分法」。
另以台北市捷運工程弊案為例，若民進黨「揭發弊案專才」的陳水扁當選之後，其的徹底查辦；恐怕某些共犯結構便要天翻地覆。而事故頻傳的捷運幹線，若依陳水扁政見，予以拆除，則已投入的工程資金四千四百億台幣白花不說，拆除資金還將使台北市龐大的財政赤字更是雪上加霜。
拋開硬體建設的存廢問題不說，台北市民對公共政策的決策品質很難再有信心，就以教育政策而言，反對黨執政之後，必然執行該黨政綱，包括教科書編訂等意識型態教育的工具，在民運黨執政的縣市，已推向分離主義與地方意職的訴求。若省市進一步民進黨化，台獨聲浪恐更升高，島內族群關係會更繃緊。如果換上新黨候選人執政，必然強勢推廣反台獨教育，那麼在四年一任的省市長更迭過程中，學生們忽統忽獨、忽左忽右，認可危機將更嚴重。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省市長選舉之後的台灣，不論何黨當選何種行政職務，與反對黨的溝通與妥協變成很重要的工作。而台灣社會的永續發展，總體公民品質的提升，應成為從立法院到省市地方議會，各級民意代表的普遍共識。在實踐地方自治的過程中，建全多元的民主法治秩序、完善良性的政黨政治，才是台灣人民的永恆福祉。
台灣「自治體」躍升
台灣光復與國民政府行憲迄今近半世紀，立法院終於在今年七月通過「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結束省與直轄市作為行政院「派出所」的尷尬地位，落實地方目治精神。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七條制定的「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確立了省與直轄市的自治體地位，中央部會不得再以行政命令限制或規畫各地方自治團體的作為。這對中央部會的政令貫徹較為不利，但對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功能則更能因地制宜。
台灣省長與北、高兩院轄市長幾由公民直接選出之後，讓有民意基礎的行政首長，一方面可與中央抗衡，保護地方利益，尤其在不同政黨人士基於不同黨綱政策指導時，避免中央一意孤行；另一方面，民選的省市長代表全省市的共同利益，也可與省市議員代表其選區的特殊利益抗衡，做最有利全體省市民的政策組合。
於是，府會關係將會產生良性互動，避免從前官派省市長為討好議會的行政讓步，並可減少許多檯面下非法妥協交易。今後省市長的民意基礎比個別議員大很多，對於議員的非法或不合理需索，將有更強抵抗力。
「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更授予省市長比現行官派者擴大許多的權限，除了中央專有的外交、國防、國際貿易等「全國性」事務無權處理之外，省市長將享有極大自主權。省市不但有自主組織權、財政權、立法權，根據政大公共行政系教授薄慶玖的研究，中央對省的監督，亦設有限制。他分析，省市議會議決報請中央備查的省市法規，不得逕行修正，只能退回再議。
在此二法之下，省市長擁有比美國各州州長更大的人事權，「除副省長一人、主計、人事、警政及政風主管由省長依法任免外，餘由省長任免之」。省長對於二十位左右的政務官(包括一副省長及五廳十二處兩局的全部主管)可全灌任免，對於形成責任政治有極大幫助，但負面影響則是形成美國式的「分贓政治」，一朝天子一朝臣，用來犒賞選舉功臣，不必擔心行政院與省市議會的人士不同意。未來議會方面只有透過預算同意權與法案審議權，來制衡省市長了。
這種局面也更有助於形成健全的政黨政治，對於黨內民主制也有提升作用。
由於中央與地方分權依憲依法更為明確，中央部會政策要貫徹下去，最有效的途徑反而是黨內政綱的共識。如果黨的中央委員會具有民意基礎，地方從政同志便顯意配合，否則黨意乖離民意，地方自治首長便需顧及當地選民意見，而挑戰中央權威了。若黨意合乎民意，久而久之，人民選黨不選人(如英國)，黨中央對從政黨員便有足夠約束力，政黨的政綱便可透過各層政府實現，較接近理想的政黨政治。
(劉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