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高舉人權牌飛抵北京，眾所周知，人權牌下還連著一張最惠國待遇續約紙。結果，他幾乎是受屈辱地返回華盛頓。
同時，北京人民大會堂裡，近三千名人民大會代表、政協委員、各級官員雲集一堂，聽聞、發表、討論通貨膨脹、貪污腐化、稅制改革甚至環保等議題。
明顯地，經過十餘年的開放改革，中國大陸已經茁壯為一碩大經濟體；而且，這股經濟能量漸漸轉化為外交發言權。但是，在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標語之下，快速經濟發展所埋下的惡種－－貪腐、拉大貧富差距、通膨……，如今也一一發芽，露出苗頭。
其中，最令執政者皺眉的，也許是日漸坐大的「諸侯經濟」。地方為了極度擴張自我利益，各搞各的優惠政策、各自互相形成貿易壁壘，對「中央」的政策總是討價還價……。
挑戰來自內部
正如北京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胡鞍鋼所指，如今能動搖國本的，不是外力，而是共產黨及政府裡的內部因素。他直陳：「在中國大陸，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政黨、社會組織，可以向共產黨及國家政府權威挑戰；唯一重大的挑戰，來自共產黨及國家機器內部，更具自我意識、自我利益、自治權力的某些地方政府。」
「讓我們做大膽、最壞的假設。一旦中央政治強人(如鄧小平)去世，可能會出現狄托去世後的南斯拉夫情景；中央與地方利益分爭，地方與地方相互衝突。伴隨分權過程，會導致國家能力下降，用不了多少年，就會走向政治分裂，最後陷入國家解體。」
諸侯經濟體對整個中國大陸的影響，識者早已談論多年，胡鞍鋼的論點，並非空前絕後。值得注意的是，胡鞍鋼曾前後與王紹光(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康曉光(北京中國科學院研究員)，提出兩次極有分量的報告，對倡導開放改革的「鄧路線」，婉約地提出反省、修正。
一份是九三年發表的「加強中央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主導作用－－關於中國國家能力的分析報告」；另一份則是今年完成的「以制度創新根治腐敗」。
這兩份由「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小組」出版的報告，不僅引起海內外廣泛討論，更獲得領導核心的青睞。中國大陸從今年開始實施的中央／地方分稅制，就是王紹光和胡鞍鋼在「關於中國國家能力的研究報告」中，所提的建議之一。
在「國家能力」這篇報告中，王紹光與胡鞍鋼首先闡明什麼是國家能力。他們認為，雖然國家能力大致可分為動員社會經濟資源的能力、倡導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利用政治符號建立共識、鞏固統治地位的能力，以及利用機構、權威或暴力手段以維護其統治地位的能力。但他們認為，四種能力中，以財政汲取能力最重要，因為如果政府沒有錢，那麼其他三種能力，便無從實現。
國家能力下降
兩位均曾在美國耶魯大學研習的作者，比較世界各國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發現先進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也是國家能力不斷強化的過程，因為「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在現代化過程中，政府必須提供公共財(交通、教育)、制定公共政策(社會福利、環保)及產業政策、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並且穩定總體經濟環境。這些都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所不能提供的。
在那篇長達四十萬字的研究中，他們以政府財政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判定一國的國家能力。從這個指標看，工業發達國家的國家能力從戰後不斷增加，到目前約是四０%；相反地，中國大陸的國家能力都從改革後一直下降，由一九七八年的三０%，降到九二年的一四%。
若從這個數字中再細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比，更可看出中國大陸與歐美先進國的差別。例如已開發國家的中央政府收入與地方大概是六、四分(一些歐洲福利國家甚至高到八、二分)，但目前的中國大陸恰恰相反，是四、六分。
相對較窮的弱中央，自然難以駕馭愈來愈有錢的強地方，以執行中央的意志。造成中國大陸中央弱的原因，據王、胡分析，除了偷、漏稅嚴重之外，一是稅制繁複、分散；二是改革後的思路是；改革等於中央放權讓利，放權讓利等於優惠政策，優惠政策又等於減免稅。
而且在造個放權的過程中，地方的第二預算亦隨之膨脹，已到了與第一預算等量齊觀的程度。第二預算是毛澤東時代為了刺激地方的積極性，在中央計畫的第一預算外，創出第二預算，允許地方有「私房錢」。如今，「私房錢」快要重過公家袋囊，被作者形容為舉世未見的稅制怪胎。
貪腐癥結在制度
毫無疑問，主張國家應在經濟轉型期扮演主導角色的作者，因此建議分稅，設國稅局徵國稅(如菸酒稅)、地方有地方稅，另有稅收中央與地方分享(如個人所得稅)；建議開徵個人所得稅、取消第二預算，並統一稅制、稅率(例如取消對外商的優惠稅率)等。
作者的目的，主要在提高「國家」汲取財政的能力，並將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法律化、制度化，而非靠目前的一對一談判，或行政命令解決問題。
改革初期，共產黨是以「琵琶半遮面」的態度迎接市場經濟；做的、談的，只是握向生產力、改革所有制，畫出特區等局部改革。但經過十五、六年的經改後，舊制、新制並存的社會，已漸漸浮出不穩定的苦果，貪污橫行、腐敗到最高點，為害尤烈。
由胡鞍鋼、康曉光撰寫的「以制度反腐」報告中，再次企圖以制度更迭，徹底撤走貪腐的溫床。縱觀他們的擬議，也只不過是將市場經濟的一套制度，更完整地運用而已。而從「國家能力」到「反腐」的研究報告，可以看出即使在官方最高研究單位，也逐漸有一派學說崛起，企圖以較現代、科學，並具規範性的制度、架構性改革，取代過去權宜、過渡的改革路線。
基本上，胡、康二人認為，道德操守只是貪腐的一小部分原因，貪腐的主要癥結其實是制度問題。
由於開放改革後施行的價格雙軌(包括物價、匯率、利率)、經濟特權(行業壟斷、生產銷售特許)、高關稅及進口配額，還有中國大陸政府對某些地區、集團的優惠政策，造成有權的人，可以較低的代價，換取巨大的利益(作者引經濟學術語，稱之為尋租活動，rentseeking)，於是造成貪污，公產變私財。
更甚者，尋租活動有強烈的示範效果，終於導致上行下效，整個社會的經濟行為，都因之付出帳面上寫不出來的成本。
而對症下藥，他們建議：一、開放利率，向市場併軌；二、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和外貿專營權；三、嚴格限制壟斷、確保自由、公平競爭；四、實行官僚高薪制，並嚴禁經商；最後，以正稅養軍，禁止軍隊經商。
這些理論式的建議，即使對台灣來說，都不陌生，跟蔣經國執政末期所標榜的國際化、自由化、制度化，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作用不同。當年台灣是想以此三化，進一步增強國際競爭力；而胡、康二人則以唯有消滅制度性腐敗，才能確保開放改革的成果。
「想他人不願想之事，說他人不敢說之語，是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成熟的標誌之一……如果不能抑制日益嚴重的腐敗趨勢，共產黨不是因外部因素，而是因制度性腐敗而垮台，由此再次中斷中國的現代化……。」
速效論vs.持久論
作者一再表明他們的心情是沈重的，因為既得利益已堅固，反彈力道必強。例如，今年才剛推行的分稅制，就遭到各地方不同程度的反抗，有的刻意不抓緊國稅的徵收，使國稅收入比過去更少；財大氣粗的廣東省，更公開表示，他們對「中央」雖然分稅，但對其下的縣、市，則仍然沿用舊制。這與「中央」四級政府均必須分稅的政策，背道而馳。
這一批「新學人」的改革思路能否全盤受用，是值得觀察的事。另一方面，不同的學說似乎也意涵不同的路線之爭。
目前大陸學術界對經濟發展，可粗分為兩派，一派贊成繼續快速發展，以成長消化不安因素，稱為「速效論」；另一派則強調宏觀環境穩定的重要，稱為「持久論」。
九三年下半年，中國大陸由副總理朱鎔基帶頭，推動宏觀調控，即是顯明贊成放慢成長步伐，以整頓內部制度秩序；但今年初，鄧小平隨即放話，主張加速經改，「深化改革」，依舊著力於成長、發展。
即使從報告中，也嗅得出胡鞍鋼等人是贊成「持久論」，對於一味強調成長而犧牲制度，有相當程度地保留。最引外人關切的是，在「國家能力」一文中，作者再三重申對外資的優惠政策是錯誤的，不但等於對國營企業是課徵「歧視稅」、補貼外國政府(因為中國不收外商的稅，其本國一樣會收)，他們甚至寫道：「說句不客氣的話，對外國公司實行減免稅，至少不是愛國主義。」
然而，對外資、合資企業畫特區、減免租稅、給予進出口、匯款等方便，正是這一波經改特色之一，恐怕也是許多政治人物邀功的重要項目。如今胡鞍鋼等學者提出的反思，無疑是對過去及現在當權者的挑戰。
一如戈巴契夫不久前在台北演講時的主題 亞太地區的穩定全繫於中國大陸的經改。而大陸的經改，顯然又面臨一次策略性選擇，到底要忍受高通膨、高貧富差距、高區域失衡，繼續加速經濟成長；還是放慢腳步，整頓內部？
經濟路線的選擇，背後就可能是一場政治鬥爭，尤其在鄧小平之後，爭議有可能白熱化。十年之後再回首，或許王紹光、胡鞍鋼及康曉光所提的兩份報告，正是一場大辯論的開始，也未必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