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中國大陸草根環保力量崛起，改變許多無法改變的事。 環境好壞，和每個人都有關係，唯有公眾參與，才有力量。
監督政府〉民間草根的力量已在大陸崛起
距離上海車程一個半小時、人口約100多萬的江蘇省啟東巿，就在近年發動一起寧靜革命。
2007年，亞洲最大造紙廠，日本王子紙業，在江蘇省南通巿積極爭取下，正式在當地破土動工，總投資額19.8億美元。 南通市政府為了解決王子紙業每日產生的15噸達標廢水，計劃透過100多公里超長管道，排入啟東巿的黃海大灣泓水域。
2009年中，啟東巿民知道消息後，有人研究法律、有人和政府溝通、有人發放文宣、有人則在網路發起討論。發起者之一，現在上海工作的陸錦松說，當初排廢水決策並沒取得居民同意，於法不合；況且，啟東周邊海域已嚴重汙染，不能再惡化下去了。2010年，迫於各方壓力，南通巿改變計畫，排汙管不從啟東入海。
監督企業〉發起「毒蘋果」運動，抨擊企業社會責任
美國蘋果電腦引發的「毒蘋果」事件，則是監督企業的例子。2008年，蘋果iPad、iPhone在大陸熱賣，蘇州供應商聯建科技的員工，卻因長期暴露在有害氣體下，健康遭受影響。隔年4月，自然之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達爾問環境研究所等30多家環保團體聯手，陸續發表多份《IT品牌供應鏈重金屬汙染調研》報告。
他們和20多個IT品牌進行溝通，包括松下、日立、SONY、聯想、海爾、三星等大廠，唯獨蘋果拒絕回應，原因是保密供應商名單是政策。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便聯合其他組織，發起「毒蘋果」運動，抨擊蘋果沒有善盡監督供應鏈的企業責任。2011年9月，蘋果受到各方壓力，沉默了一年半，終於和大陸環保組織接觸，並要求旗下供應商生產過程必須符合環保與勞工條件。
民間環保力量甦醒〉從自身做起，貢獻一己之力
阿拉善，是內蒙最西部的一個盟。因過度放牧導致沙漠化嚴重。近年來，當地沙漠正以每年20 公尺的速度向東南推移、每年1000 平方公里的總面積擴展，農民、牧民生活遭受到很大影響。
2004年，在多位企業家奔走下，成立阿拉善SEE生態協會，許多兩岸企業家加入，如今成效浮現。
從阿拉善左旗巴彥浩特鎮驅車往北，一整片光禿禿荒漠開始長出低矮的霸王灌木，防風固沙的天然屏障梭梭林帶也正恢復。「因為改採管溉，減少地下水用量20％～30％，」現年48歲，吉蘭泰鎮沙日布林都嘎查黨委書記周宗銀計算。
據中華環保聯合會《2008中國環保民間組織發展狀況報告》統計，當年大陸已經有3500多個環保組織。其中政府發起的1300多個、學校團體1300多個，民間自發的有500多個、而國際環保組織駐大陸機構也有90多個。
「民間草根組織成長迅速，三年增加300多個，」這份報告指出，北京、廣東、湖北、雲南、西藏、新疆等地，尤其積極。
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大陸自然之友城市固廢項目顧問賴偉傑說，過去已開發國家都是環境或個人遭受損害，使得環保意識抬頭，大陸除此之外，還有知識分子的發起。
1991年，遼寧盤錦巿黑嘴鷗保護協會成立，是大陸第一個民間發起的環保組織。發起人、《盤錦日報》記者劉德天，當初是為了保護珍貴鳥類黑嘴鷗。
兩年後，自然之友在北京成立。創辦人共有四人，包括梁啟超孫子、全國政協委員梁從誡、東方雜誌編輯梁曉燕等。梁曉燕回憶，當時她因編輯《增長的極限》中譯本，開始認識環保運動，時常和梁從誡討論；之後她旅行大陸，看到各地發展經濟，破壞大自然，興起想為環境盡點心力的想法。
民間環保組織1.〉開始發揮影響力，改變政府決策
草根組織發揮影響力。繼自然之友1990年中期，保護滇金絲猿及藏羚羊運動後，2000年，都江堰原本預計興建楊柳湖電站，但因媒體大量報導，將會危害生態，最終被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張學忠叫停。之後，民間環保組織透過輿論施壓，改變政府決策。
漸漸地，關注環境議題的人變多，愈多環保組織成立。2006年前還是環保記者的馬軍，抱持「知情權是公眾參與的第一步，接著才是參與權、及司法救濟權」的理念，決定創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他陸續公布大陸水汙染、空氣汙染地圖，滿足民眾知的權利。
2009年設立的達爾問求知社，從研究與普及環境知識著手。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光明日報》記者馮永峰，結合志同道合朋友，創立達爾問，追求環保真相。達爾問設有三大研究中心，其一、城市環境品質檢測與研究中心，專門檢測空氣、幅射、水的品質；其二、中國環境現狀調查中心，專門調查大陸各地環境汙染事件，協助受害者保障自己權利；其三，舉辦各式講座，充實學員環保知識，並實地走訪各地結合所學。
成立於1998年10月的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又稱汙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從司法救濟權著手。
1995年，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在報上看到，江蘇邳州農民養殖的魚鴨，因為附近工廠污水，全部死亡，使得農民負債累累，法院卻不受理。為此，他主動免費提供農民協助，並打贏了官司。因此創立這個法律中心，免費提供專業律師服務。
2.〉愈來愈強調「地域性」 地域性
也是重點。曾是攝影記者的霍岱珊，因為關心自小居住的淮河汙染，2003年創辦淮河衛士組織，吸引1000多名志願者監督淮河。他的行為被稱作「國家環保部放在淮河的一雙眼睛」。
自由攝影師王久良，長期關注北京垃圾問題。繼《垃圾圍城》攝影作品後，他常前往北京各大回收站、垃圾場，收集垃圾，藉此告訴人們浪費的情形有多嚴重。
近年來，已有愈來愈多人從自身開始做環保。孔子第76代後人、綠色帳戶創始人孔令韜現年27歲，他從就讀上海大學歷史系一年級開始，就實踐環保。他創辦綠色時尚聯盟社團，帶領社員一同回收廢電池，之後又回收廢紙、手機、汽水瓶、利樂包裝等。
從2008起，他更進一步在上海推行綠色帳戶行動，至今已有2.5萬人持有這本帳戶。同時，他在上海各區，設置回收站，固定時間前往收集；而居民拿出各類垃圾，加以分類就可換取綠色積分，累積一定分數，就可兌換贈品。
3.〉除面對政府、企業壓力，還有經費短缺
但不否認，大陸民間環保組織發展，遭遇最大問題，除了來自政府、企業壓力之外，還是經費的短缺，將近八成沒有固定經費來源。以孔令韜為例，原以為資源回收，會有一定收入，但沒想到，多數有價值的回收品，例如廢紙、飲品，早已被民間回收業者回收，而他收到的廢電池有害垃圾，還要掏腰包請人處理。
同樣地，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目前的辦公地點，其實是一戶住家，也是一位學者熱心提供使用。甚至，就連歷史悠久的自然之友，也遇到同樣問題，資金並不充足。
近十年，香港樂施會是在大陸最活躍的公益基金會之一，便出資千萬元人民幣，資助各類環保項目。2004年，台達電子董事長鄭崇華以個人名義捐贈一筆資金給自然之友。從此，台達電成為自然之友長期支持者及捐贈者。
4.〉外來的環保力量，也拉動民間環保團體向上發展
海外團體也加入。在全球，作風較激進的綠色和平，從2002年進入大陸後，也同樣監督在大陸的跨國企業有無善盡責任。例如，曾將檢測出有毒物質的惠普電子垃圾，送到北京惠普活動現場。
香港人大代表蔡素玉，也常和國際、大陸環保民間組織合作，在兩會上提案。農村垃圾問題，就是她長期關心的。
台灣環保人士也貢獻一己之力。2008年，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賴偉傑前往大陸見習，就提供台灣過去如何處理垃圾問題、如何垃圾分類。「監督的作法不只一種，」他比較，在台灣，企業違法，會要求政府嚴格執法或修改法令，但大陸環團多是直接和企業對話，這帶給他不同思惟。
但偌大的中國環境汙染，自發的環保團體力量不夠，需要投入更多，才能弭平30多年來成長的代價。
領先一線大城市 偏遠的內蒙 卻有小村莊自發做垃圾分類
近年，大陸開始推廣垃圾分類，但未達預期效果。出奇的是，距離北京1400多公里遠，內蒙阿拉善巴潤別立鎮鐵木日烏德嘎查這個小村莊，卻驚見農民自發性分類垃圾。
這裡一戶一戶磚造農家比鄰而接，大門統一塗上綠色，四周環境乾淨整齊。 走進農戶陳興國住家，左側儲藏室內，一袋裝寶特瓶，一個賣0.1元人民幣（以下同幣值）；一袋裝金屬罐，一罐幾角錢；另一袋其他垃圾，分類後垃圾量大減，平均一年焚燒兩次即可。
一旁，廢紙已捆好數捆，一公斤可賣0.2元；至於平時吃剩的飯菜、水果皮，用來餵食家中飼養的10多隻羊。「這樣分類已經六年多了，很習慣的，」現年71歲，臉上布滿皺紋的陳興國說。
在鐵木日烏德嘎查裡，共有185長住戶，約665位長住人口，每家都這樣。「如果亂丟垃圾，雖然沒有處罰，但鄰居會給壓力，」陳興國認真地說。
組村委會 遵守共識愛惜環境
這裡的村民們原本住在鄰近的賀蘭山上，過著放牧的日子。但政府為了保護山上天然林及牧草，村民從1999年至2003年間，陸續搬遷至山下現址。
一開始，村民維持放牧的謀生方式，也在農田種植作物。但因大量抽取地下水，加上羊群隨意啃食牧草，不僅牧草快速消失，農作物收成也不好，加上垃圾亂丟，環境髒亂不堪。
大陸的農村分布寬廣，垃圾不像城巿有垃圾車來收，垃圾問題更加嚴重。香港人大代表蔡素玉統計，全大陸農村，每年產生1.2億噸生活垃圾，幾乎露天堆放；2500萬噸生活汙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
「環境因人破壞，卻也因人改變，」鐵木日烏德嘎查黨委書記王學義分析，後來因民間環保組織協助，例如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村民才有了環保意識。他清楚記得，當時為了清掉堆積已久的垃圾，垃圾車前前後後來回好幾十趟，才清乾淨。
村民也組成村委會。每人提出意見，互相討論後形成共識，共同遵守，才有今日成績。
